多少次提笔又放下，内心深处的痛处始终不想触及。我们背后叫他“老南”，他给我们发邮件、微信也是这样自称，感觉这样叫起来也确实轻松随意。
2017年9月16日的早上，打开微信，知道“老南”永远地走了，虽然有些心里准备，可仍然不知所措，脑海里过电影一般回忆起与“老南”的人生交集。
时间回到了他出国的前几日，大约是2017年5月15日左右，我只是大概记得，因为他是5月18日去的美国，我打电话给他汇报工作，其实只是想和他说点什么。我知道他要出国了，却是从别人嘴里得知的，他不和我说，估计是怕影响工作，因为我正在负责他视为生命的FAST的调试工作。
我们之间有着天然的默契，他不说的事情，一般我也不会多问，一直如此，但这次却例外。电话开始，我大致汇报了工作，然后突然问他：“老爷子，听说你要去美国？”他低沉的声音说：“是的。”我们沉默了半刻后，他问：“你有时间回来吗？”我当时的回答让我至今自责：“这边事儿太多了，我可能回不去。”
其实我真没有料到他会这样问我，因为他从来不会这样做，我的回答虽是实际情况，却是不经思索。平日里，我们的对话大多如此，直来直去。只是这一次，我真的错了，每一想到这件事，我的内心都是难以平复。
后来，调试取得了一些进展，在他离开前多少给了他些许安慰，至今我还这样安慰自己：也许我当时回去了，他就看不到望远镜能跟踪了。这样想心里会好受一些，但我知道那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他刚得病的时候，就和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你们看见我。”但我当时只觉得他是个玩笑，却不想真的成为事实，一想到这件事儿，我就更加难过，难过于没有在他出国前见上他一面……
如果时间再次定格到2009年，那年我博士刚毕业，可能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初次见他是在面试的时候。他问了很多问题，其实不难，范围却很宽。后来，我大体能感觉到，他应该更多的是在考查我们的直觉和悟性。我想，肯定和他做的其它事情一样，看似漫不经心，但实质上每一个问题都是他精心准备的。
其实面试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感觉到他强大的气场，一看就是“头儿”，甚至有点像“土匪头儿”。我至今仍记得他面试我说过的一句话，他拿着我的简历看了看说：“就你这简历，在中科院系统其它研究所也不太好找工作吧？”我得承认他说的是事实，我本科硕士的学校不算好，专业也偏向工程应用。但我当时仍然觉得他有些失礼，就反驳了他几句，现在想想，也是我和他之间有趣的一个小插曲……
其实，真正深度的交往，始于FAST经历的一场近乎灾难性的挑战，即索网的疲劳问题。这也是我的人生与南老师密切交集的开始。
那是2010年，我们从知名企业购买了十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实验，结果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的使用要求。由此，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当时，台址开挖工程已经开始，设备基础工程迫在眉睫，可由于索疲劳问题，反射面的结构形式却迟迟定不下来，可想“老南”的压力之大。
他几乎寝食难安，天天与我们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找解决途径。我当时很难理解，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会手足无措，也许是他背负太多的责任了……
他甚至异想天开的希望用弹簧作为弹性变形的载体，来解决索疲劳问题，在我看来真有点天马行空，不可思议。他希望大家都发散思维，而我就是个工程师，实际的让他难以接受。为了尽快结束这个过程，我出了一个终极版的弹簧方案，其实我大致就是想说，如果这个方案不行，其它弹簧方案也就不用考虑了。
我清晰的记得，我在黑板上把图画完之后，他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就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不记得会议是怎么结束的，我只记得出奇的安静。还记得在我离开会议室时，是用余光扫到，他仍然站在黑板前，背着手，看着我画的图……那时我觉得他像个孩子……
后来，方向还是转向钢索的研制中，整个研制工作接近两年，经历了近百次失败。几乎每次失败，“老南”都会格外关注，沟通改进措施。最终，研制出满足FAST要求的钢索结构，算是让FAST度过了难关。
有一次，我们项目组遇到一次比较大的变动，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到：“姜鹏，你说你一个刚毕业两年的小屁孩，我能完全相信你吗？”我在那沉默了半晌，一字一句地回答：“南老师，我觉得你可以信任我。”我想我当时的回答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之后聊了很久，但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的慌张，也许是我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呵呵，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好笑……不过，也许只有他能容得下我的肆无忌惮……
后来，我成了他的助理，也慢慢接触到他的内心。他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他如何利用大串联的机会跑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在上山下乡如何度过艰苦而又让他难以释怀的十年岁月，他又如何回到北京天文台，他又如何在荷兰求学，又如何在日本工作，又怎样的回国……我听的如痴如醉，不曾想这样一个小老头，有着这样传奇的人生，太有意思了，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一开始以为是他在吹牛，慢慢的发现不是这样。我所能求证的事情，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人生充斥的是调皮、义气、玩世不恭、甚至有些捣蛋……我太喜欢了，是我多么向往而又可遇不可求的，我甚至开有些始嫉妒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我甚至开始了解他的家庭，他给我讲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讲他的绘画，讲他喜欢的歌曲，讲他的射电天文方法等等……
他不在乎名利，不然也不会放弃日本的高薪，对于院士的名头也相当淡然，自从认识他以来，没见过他为任何事情低过头。但他自己却说，他低过头，就是为了FAST立项，用他的话说，他甚至为了FAST立项陪人喝过酒，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他的极限了吧。
他有些品质我永远也学不会，比如怜悯之心。他经常说我不够善良，我想他是对的，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他那种善良。
他同情弱者，愿意以弱者群体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他资助过十余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至今仍有受资助的学生给他写信。他在现场与工人打成一片，很难想象一个大科学家在简陋的工棚里与他们家长里短，也许是太我孤陋寡闻，但我之前的人生确实没见过这种情况。他记得许多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干哪个工种，知道他们的收入，知道他们家里的琐事。他对工人的那种尊敬，要不是亲眼见过，绝对难以想象。
他经常给工人带些零食，还给他们买过衣服……
自从成了他的助手之后，就没再见他夸过我，除了批评，还是批评，好像一直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了，为什么还是批评呢，甚至有些小情绪。
但从别人嘴里听到他对我的评价，永远是不错的。在与他陪伴的日子里，我从助研、副研一直到研究员，我的职业人生在别人看来异常顺利，我想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与他对我的评价不无关系，因为大家认可他的人品，也认可他身边的人……
我与他的最后一封邮件，是我担心他对我有误会，所以就我目前的工作情况介绍了一下，其中难免有些失意之处。在他的回信里，他安慰我一番之后，写的最后一句是：“等大家心情都好的时候，再聊聊吧……”
在我得知他已经离世的时候，我打开邮箱回复：“老爷子，咱们还能聊聊吗？怎么感觉我的心情糟透了呢……”
不知道他在那边能否收到，我只知道，我不可能再得到任何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