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上午，2017年国家科技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看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大会并为获奖者代表颁奖，心中既为获奖人员高兴，又忍不住感叹：党和国家真是重视科技、尊重人才！
惟其如此，那就更应珍视国家科技奖这个最具权威性的政府奖。去年12月21日，“知识分子”曾刊发过一篇文章《逾两千专家评国家科技奖，缘何意见纷纷？》，就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数量太多（项目多达三四百个、实际获奖人在2000名左右）的利弊进行探讨，引发热议。
除了上文提出的“为什么不能‘真正瘦身’”这一问题，笔者还有四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提出来向各位同仁请教、供讨论交流。
一问：为什么奖励的是“项目”，而不直接奖励“个人”？
就笔者的了解，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政府还是民间，似乎所有科学技术奖项都是奖给“个人或组织”的，奖励项目的还真没听说过。就是我国的国家科技奖，尽管《国家科技奖励条例》历经多次修改，但好像都明确规定：国家科技奖奖励的是“个人或组织”。
比如，2003年修订后的《国家科技奖励条例》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了奖励在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充分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本条例”；在有关三大奖的具体条文中，“授予”的也都是“个人”或“组织”。
为充分利用全球人才资源，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还专门扩大了“奖励对象”：三大奖奖励对象由“公民”改为“个人”——换言之，不管他是哪国人，只要符合条件、对中国科技事业做出贡献的，都可以奖励。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历年颁发的国家科技奖奖项中，除了最高科技奖和国际合作奖奖励的是个人或组织，三大奖奖励的都是“项目”（包括民用类“通用项目”和涉及国防安全的“专用项目”）。
比如：“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2017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智慧协同网络及应用”（2017年度技术发明二等奖）“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等。
当然，“项目”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都是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所以每个“项目”的后面，还好特别标注“完成人xxx”，以及“完成单位（完成人所在单位）”；“完成人”一般都是好几个，分“第一完成人”“第二完成人”……直至“第五完成人”；完成单位有的是一个，有的是多个。
笔者不明白的是，为何《国家科技奖励条例》中规定的是奖励“个人（或组织）”，到实际操作中为何变成了“项目”？如果说“项目”也是“人”完成的、奖励“项目”也就是奖励“人”，那为何要绕这么大个弯子呢？
笔者比较明白的是：与奖励“项目”相比，直接奖励“个人”不仅会杜绝“拼凑材料”“搭车报奖”和“滥竽充数”“领导加塞”，而且会最大限度地消除因讨论“完成人名单”和“完成人”排序而产生的内部矛盾。
二问：技术发明奖与科技进步奖有何区别？
在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中，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分别对应“科学”和“技术”，两者泾渭分明、非常好界定；但貌似中国独有、在三大奖中占据半壁江山的“科技进步奖”，与“技术发明奖”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没有本质差别。我们先看看2003年修订的《国家科技奖奖励条例》，对两者的界定——
第十条 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公民。前款所称重大技术发明，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二)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三)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第十一条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下列公民、组织:(一)在实施技术开发项目中，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二)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三)在实施国家安全项目中，为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保障国家安全做出重大科学技术贡献的;(四)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保障工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再看看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为贯彻改革精神、于去年12月16日发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稿”对两者的界定——
第十一条 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器件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前款所称重大技术发明，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二）具有先进性、创造性、实用性和重大技术价值；（三）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社会效益或者生态环境效益、国防安全效益，且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第十二条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完成和应用推广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前款所称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技术创新性突出，技术经济指标先进；（二）经转化推广应用，经济社会效益或者生态环境效益、国防安全效益显著；（三）在推动行业科技进步、改善民生、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有重大贡献。
无论是新规还是旧制，如果仔细探究，就不难发现，两者“异小同大”：都是针对技术的，不过前者侧重“技术发明”、后者侧重“技术推广应用”；两者都强调“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国家安全效益”——也就是说，获奖的技术发明，也都是经过推广应用的，否则各种显著“效益”就无从谈起。
据说，设立科技进步奖的初衷，旨在鼓励企业创新，这自然是好的。
但考虑到以下三点：一、近两年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逐年提升、企业参与完成的技术发明奖越来越多（2017年度通用项目企业参与比例就超过80%）；二、企业与科研院所、科研院所与企业科技合作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三、与我国的创新实力逐年增强、国家科技奖的重点转为“以激励自主创新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笔者浅见，把这两个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奖项合并了，如何？
三问：部门提名与部门推荐有何区别？
由个人（组织）申报、部门逐级推荐导致的行政色彩太浓、学术成色不够、消耗精力太多，是国家科技奖备受诟病的一大痼疾。为此，国办印发的《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特别提出——
改革现行由行政部门下达推荐指标、科技人员申请报奖、推荐单位筛选推荐的方式，实行由专家学者、组织机构、相关部门提名的制度，进一步简化提名程序。
据科技部领导介绍，此举旨在“为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参照国际惯例，实行提名制，转变过去主动自荐方式为被动他荐的背靠背方式，引导科技人员潜心研究、专注学术，遏制学术浮躁等不良风气。”让人费解的是，既然如此，为何在“专家学者、组织机构”提名的同时，还要搞“部门提名”？
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稿”的规定，“提名的部门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国务院有关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国务院部委管理的有关国家局，中央军委科技主管部门。
笔者想不通的是——
一、“部门提名”怎么“提”、具体由谁来“提”？“部门提名”和“部门推荐”有何本质区别？
二、“部门提名”如何避免长官意志和行政色彩？如何保障“提名”的学术性？
三、“专家学者提名”、“组织机构提名”和“部门提名”是否按一定的比例“提名”？谁“提名”的学术水平更高？
四、在评审过程中，由于名额所限，当“个人提名”“组织提名”和“部门提名”的奖项pk时，应当以何标准区分、定夺？是看“专家学者”的帽子，还是看“组织机构”的级别，还是看“部门”的权力？
难道不是“部门提名”的国家科技奖，就不是“政府奖”了吗？其实，只要是政府组织、财政负担、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政府奖”嘛！
四问：外籍院士为何不能“提名”？
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增加“专家学者、组织机构提名”，也算是不小的进步了。那么，在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中，谁有资格“提名”呢？2017年11月国家奖励办公室印发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以下三类“专家学者”有“符合条件”——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
（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下简称院士，不含外籍院士）；
（三）2000年（含）以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以上，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含创新团队）及以上的第一完成人。
这三类“专家学者”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但笔者同样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外籍院士”被排除在“提名”之外？
在两院的“外籍院士”中，中国工程院的数目不详，中国科学院目前有92名，在92名“外籍院士”中，除了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科学家，还有多位外籍华裔科学家，比如：李政道、丁肇中、丘成桐、蒲慕明、王晓东、王小凡、王中林、谢晓亮等。这些华裔科学家，有的在中国（包括中科院的好几个研究所）工作多年，有的与国内科研人员合作频繁，有的长期关注国内科教事业并积极建言献策，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既有国际公认的学术水平、业内称道的学术声誉，也对国内的科研同行比较熟悉。
笔者想不通的是，在国家大力吸引海外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今天，这些华裔科学家“外籍院士”为什么就不能“提名”国家科技奖？是因为他们学术水平不够、公信力不高，还是因为他们不够爱国？
坚持公开提名、科学评议、公正透明、诚实守信、质量优先、突出功绩、宁缺勿滥，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一步增强学术性、突出导向性、提升权威性、彰显荣誉性，既是党和国家对国家科技奖寄予的厚望，也是广大科技人员的热切期盼。但仔细想想上述四个问题（恐怕问题还不止这四个），真是心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