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这所在烽火硝烟中诞生的存世仅8年多的大学，汇聚了朱自清、钱穆、梁思成等一批学术大师，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黄昆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以及160余位“两院”院士，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恒不息的精神丰碑。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诞生于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1937年8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正式开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4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停止办学，其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西南联大秉承爱国主义和民主办学的优良传统，凝聚着大批著名学者，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传承了中国教育的薪火，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南联大存息不长，但成就斐然，赢得了“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的声誉，在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璀璨的华章。正值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之际，让我们寻着历史的车辙，追忆80年前的风雨征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全面抗战时期。恰逢平津危机时刻，蒋介石力邀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齐聚庐山参加共商国是谈话会。为了在抗战危机时刻挽救中国高等教育，培养抗日救国的青年一代，国民政府计划在适当的地点筹备建立若干所临时大学，首选之地便是长沙，并随之组建长沙临时大学，这成为西南联大的前身。
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写给梅贻琦一封公函，指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梅贻琦接信后，立即奔赴长沙开展筹建工作。9月10日，教育部以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并委任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为常委，杨振声为秘书处主任。长沙临时大学主要以收纳南迁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旧学生为主，并适当接受其他学校的转校生、借读生以及新生。
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举行第一次常务会议，重点讨论校舍、经费和组织分工等事宜，决定租用湘江之畔的韭菜园圣经学校作为校舍。9月28日，第二次常务会议决定：三校旧生于10月21日赴长沙报到，24日截止，25日开学注册。随后，三校师生校友历尽艰险，用尽各种方法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迅速向长沙集中。
10月2日，第四次常委会决定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院系设置进行调整，将三校共有或性质相近的学科予以归并，从而节省开支，提升教学效率。
调整后的长沙临时大学共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法商学院4个学院，下设17个学系。其中，文学院设于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称之为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复课。11月16日，南岳分校开学，19日正式复课。截至11月20日，三校旧学生报到者共计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清华631人，南开147人；另接收借读生218人，新招录学生114人，总计1496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不久，三省通衢的武汉也战事吃紧，暂厝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面临再次搬迁的命运。学校常委会经反复研究，决定迁往云南昆明继续办学。之所以选择昆明：一方面，昆明地处西南边陲，距离作战前线较远，不易遭受兵燹侵扰；另一方面，昆明作为滇越铁路的起点，可以经越南通向东南亚，便于采购图书、教学设备等。对此方案，教育部不敢贸然允准。为了谨慎起见，蒋梦麟直奔武汉向蒋介石面呈此事。
1938年1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批准将长沙临时大学播迁昆明。
1938年2月，在校委会的精心组织和妥善安排下，近千名师生分批次由长沙出发，沿水、陆两条路线奔赴昆明。水路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再转香港，后乘海船抵达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河口直抵昆明。陆路沿湘西出发，穿越贵州，直抵昆明。
值得一提的是，由闻一多、曾昭抡等11名教师，以及284名学生和6名军训教官、医务人员，自愿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步行径直入滇。他们于2月20日出发，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在总计1671千米的行程中，共步行约1300千米，创造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迁徙壮举。他们翻山越岭、饥寒露宿，在艰难险阻面前展现出坚韧的意志。
随行期间，他们还以田野考察的形式，对西南地区沿途的风俗人文、历史地理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完成了大量翔实和宝贵的调查报告。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转发行政院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不再称“临时”，表明了坚持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式揭开西南联大在昆办学的帷幕。
正当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还在紧张迁徙时，蒋梦麟早已抵达昆明，开展西南联大筹建工作。
筹建之初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解决校舍用地。囿于战时资源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加之昆明并无规模较大的高校，所以一时间难以筹措可容纳近千人的校舍。所幸的是，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人士的鼎力襄助下，西南联大很快就租到了办学场地，借以分散安排师生。大西门外昆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辟为理学院校舍，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和全蜀会馆辟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辟为工学院学生宿舍。
至于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的校舍，因在昆明暂时无法寻找到合适的用地，联大常委会决定在滇南小城蒙自设立分校，并租用当地闲置的海关、银行及领事馆等暂作为校舍。限于形势所迫，学校来不及为宿舍赶制木床，只好给每个学生配发几个小木箱，平时用来放书，晚上拼凑在一起作为临时床铺。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蒙自分校则在5月5日正式开课。此时的西南联大基本维持了原有的4个学院和17个系的格局，共有新旧学生993人，包括从长沙临时大学迁来的旧学生，以及在昆明接收的少量借读生。鉴于蒙自距昆明路途较远，分开办学多有不便，于是联大常委会决定，在1938年8月将蒙自分校的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师生回迁昆明，与本部一起办学。
1938年8月底，西南联大遵照教育部指令，增设师范学院，下设教育学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等7个系。后来，西南联大又根据教学和形势发展需要，对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的院系设置进行了调整。
1940年7月，日军侵占越南。彼时尚为后方的昆明，一时竟成抗战前线。刚安顿两年的西南联大又不得不酝酿迁校之事。蒋梦麟多次奔赴重庆，与军政部、教育部等大员商谈，并根据当局指示，做好将西南联大播迁入川的准备。
11月13日，经过第161次常委会讨论，西南联大决定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并委派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叙永县地处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交界之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分校暂时将城内的庙宇作为校舍，教学和生活条件非常差；加之分校与昆明相去甚远，分开办学多有不便，于是在1941年7月4日，联大第三届第五次校务会议做出决议：自1941学年度起，撤销叙永分校，学生陆续返回昆明就学，但仍在叙永开办先修班。
10月下旬，联大决定将先修班回迁昆明。至此以后，西南联大坚持在昆明办学，不再设立分校或者临时迁徙，尽管时刻面临日军虎视眈眈的威胁，但西南联大的师生以坚韧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从容应对，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学术研究照常不误。
身处战火洗礼之下的西南联大，不仅面临生活物资短缺、教学条件艰苦等困难，还不得不时刻躲避日军的疯狂空袭，即广为人知的“跑警报”。
敌机对昆明的空袭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尤以1940年至1941年最为猛烈。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日军派出27架敌机飞临昆明市区上空，投弹百余枚，对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校园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毁坏。1941年8月14日，敌机又对西南联大的图书馆、饭厅、教室和宿舍等进行狂轰滥炸，损毁房屋数百间。
一位学生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便在此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在寝室睡觉也要张伞，真别致！”揶揄的寥寥数语，反映出空袭给教学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彰显出西南联大青年学子对轰炸的无所畏惧。据史料记载，日军对昆明的大轰炸直接造成的伤亡人数多达2100人，其中西南联大师生（含眷属）的伤亡人数约为20人。
西南联大之所以未受重创，主要是校舍位于城郊，便于疏散；另外，联大多为青年学生，体力充沛，“跑警报”富有经验。
1941年末至1945年8月，是西南联大发展最稳定、教学科研成果最显著的时期。截至1944年，西南联大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另有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1个先修班，已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据张寄谦编纂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名录》中可知，从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至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先后在西南联大执教的专职教师中，就有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据《清华大学校史稿》记载，1942年西南联大有教职员工794人，其中教授177人，占比22.3%。同一时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拥有的全部工作人员1300人，其中教授285人，占比22%，两校占比大体相当。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在西南联大存续期间，共有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3800余人。西南联大解散后，有部分学生继续转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完成学业，其中入学北京大学的644人，入学清华大学的932人，入学南开大学的65人，共计1641人。
从西南联大毕业或肄业的优秀学子，后来遍布于世界各地，从事着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其中不乏国际知名学者和行业杰出人才，他们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召开年会，经过反复商讨和投票表决，共选出81名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一批院士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
这81名院士之中，有26名曾担任过西南联大教授，其中数理组11人，生物组5人，人文组10人，所占比重为32.1%，遥居全国前列。同一时期，世界著名高校斯坦福大学的院士人数为77人，占美国科学院院士人数比例为5%。以至于后来不少美国学者，赞誉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的“超级大学”。
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制，开始评选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
1955年6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首届学部委员名单，共计233人。其中，西南联大师生共有59人当选为学部委员，自然科学领域48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1人。据统计，1955～1979年，中国科学院共评选出473位学部委员，其中西南联大师生就多达118人。1994年，定居美国的原西南联大教师陈省身、林家翘和校友杨振宁、李政道4人，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由此可知，西南联大在短短的8年多时间里，培养出了一大批精英，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战火硝烟中，西南联大能够傲然卓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留下可歌可泣的伟大功绩，这与建校之初所秉持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联合治校的民主风范、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兼容并蓄的教育思想和注重实际的学风建设休戚相关。其中，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是西南联大能够冲破艰难险阻、焕发蓬勃生机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
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随着全国抗战热情的高涨，许多同学都积极投身于抗战活动，或奔赴前线，或向往延安，或参军为伍。西南联大时期，学校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和教育活动，唤起学生团结奋进、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并先后涌现出三次从军高潮，有不少学生自告奋勇要求参军。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刻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记载，有姓名可查的参军学生共834人，加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载的抗战学生295人，共计1129人，约占学生总人数的14%，其中不少人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于1946年立于西南联大，现遗存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该碑由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碑座整体呈圆拱状，高1丈5尺、宽8尺，中嵌石碑，镌刻1178字碑文，详细阐述了西南联大的创建历史、发展经历、优良校风和伟大功绩。文中，冯友兰总结了西南联大的卓越贡献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三校回迁后，均在自己的校园内复刻此碑。
80年来，数千位昔日西南联大校友，以及无数慕名者前来瞻仰此碑，共同追忆战火硝烟下的西南联大，缅怀先贤哲人的伟大足迹。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始终不渝的贯彻于学校管理和教学活动之中。在办学理念上，西南联大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从不干涉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支持学生组织和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当有外力干涉学术自由时，学校还会尽力维护师生利益。
在教育思想上，西南联大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三校的学术民主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这对于文法学科尤为重要。譬如，中文系开设有“中国文学专著选读”课程，从《诗经》《尚书》《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共有25种经典著作，有的专著是两位教授先后或同台讲授，虽然风格迥异，却能相得益彰。
在学风建设上，西南联大对学业要求颇为严格，十分注重基础训练。有些院系甚至规定，在一年级结束时，若某一两门基础课成绩达不到合格等级，则不能进入二年级学习。学校还规定所有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在教学活动上，西南联大的教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一般都不会照本宣科，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进行教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从重庆迁都回南京。与此同时，一些迁至大后方的机关、学校、工厂等也开始回迁。1946年夏，国民政府指示西南联大开始复员回迁。
1945年11月1日，西南联大举行8周年校庆，这也是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最后一次校庆活动，场面隆重而热烈。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常委发表讲话，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分别代表三所高校致辞。7月31日，西南联大召开最后一次常委会，梅贻琦在会上正式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分别复员，各自返回北平和天津，校歌中“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夙愿终于实现。
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昆明生活了8年之久，与云南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按照教育部的指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仍留在昆明办学，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时至今日，西南联大的旧址还完好地保留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
进入新世纪，人们以各种形式研究和探讨西南联大，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忆西南联大”的热潮。
作为由三所著名高校共同组建的一所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从其诞生之初，就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研究广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聚集了一大批学术造诣深厚、社会影响力大的学术名家和著名大师，培育出了一批批跻身世界科学前沿的青年学者。在知识的熏陶和战火的磨练下，肩负着民族复兴使命的莘莘学子淬炼成中华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不少联大校友至今还奋战在各条战线上。
作为特殊历史时代下的产物，西南联大展现出了中国人民不畏侵略、百折不挠、坚贞不屈、自强不息的崇高品格，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