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临床医学学位制度照搬苏联的培养模式，产生的诸多弊端将阻碍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近期发生的论文撤稿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对我国临床医学学位制度的反思。如果一个医学生只斤斤于几篇论文的发表，耿耿于一个学位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掉入了小家子气的格局，难成大器。弊政不去，恶果难除；旧制不改，新政难立。
2017年4月20日国际学术期刊《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回2012—2016年间中国学者发表在该刊上的107篇论文。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消息传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医学界不小的震动。舆论界认为，《肿瘤生物学》先是刊登了这些文章，编辑部存在审稿不严的错误，继而又大规模撤稿，这种做法既不正常也不负责任。
我并不了解这本杂志的业务水平和既往表现，但始而疏于审校，继而一撤了之的做法毕竟不是严肃的学术刊物之所当为。
撇开批评对方的责任和职业道德考量，我国科技界和医学界更应该严于律己、知错必改；寻根究底、有错必纠。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而且学术界道德失范行为也早已为国人所诟病。借此负面事件，总结教训，理顺各种关系，并非不是好的转机。但我关注的不是撤稿事件本身，而是希望通过这一事件揭示我国临床医学学位制度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端。有人说，“奇怪的是，事件涉及的医院绝大多数是医学水平高的三级甲等医院。
”我说：“只有医学水平高的三甲医院才可能发生这类问题，水平低的医院一般不会发生。因为三甲医院在学位授予或职称晋升时都会按照程序办事，即使走过场，也会做得‘认认真真’，而有的医院连程序都不愿走。随便考几门课，打个分数，考试就及格了；找几个利益相关的同行专家，开个形式上的答辩会，就通过了；再找几个被SCI收录的国内期刊，花点版面费，文章也发表了。各项要求齐备，学位到手后，职称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
有人说，“医生应该做科研”。我说：“这话没错，但不是每个医生都必须做科研，每个医生更不可能都会做出有价值的科研。医生的主要职责是看病，纯为晋升目的而刻意选题做科研没有意义。现在有些医院的临床研究生是委托基础科室代培的，做的研究题目是基础课导师的研究方向，与临床专业没有关系，纯为学位做研究，有意义吗？”
有人说，“不做科研，医生怎么给病人看病？”我说：“这话似是而非。这是混淆了总体与个体的关系。总体看来，医生的专业知识是自古以来医疗实践研究的积累，而不是每个医生凭个人的研究成果在治病救人。”
有人说：“学者不应学术造假，造假就应该处罚”。我说：“非常正确！不论是谁，学术造假就要接受处罚。过去也确实处罚过一些造假者，但为什么全国科研诚信的状况至今未得到改善？显然原因不只在个别人的道德行为上。”
有人说：“107篇文章造假，对我国每年发表的约17000篇文章数来说只是少数”。我说：“不对！这是混淆概念。107篇是《肿瘤生物学》一本杂志中查出的造假文章，17000篇是未经严查的全国论文总数，有可比性吗？”
有人说：“这次问题主要是虚假同行专家评议问题，不是作者造假。”我说：“针对作者造假问题，科技部已经公布了处理意见。但就同行专家评议来说，中国和外国确有不同。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国家，同行之间一般都是互相说好话，很少有尖锐的观点交锋。这次参与造假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正是利用了这点轻易地蒙骗了编辑部。”
有人在谈到发表论文与职称晋升挂钩的弊端时说：“事实上，没有人逼过你，你可以选择不晋升”，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我说：“晋升制度的建立应该激励先进，肯定贡献。群众的意见是现行晋升制度不能完全反映医生的医疗水平和贡献。叫人‘选择不晋升’，何出此言？现如今论文、学位与职称晋升有关，学位、职称又与待遇有关，形成了‘利益链’，在利益至上的今天，谁还愿意放弃？”
医学生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内是他们医疗实践水平迅速提高的关键时期，应立即进入临床，接触实际，迅速学会面对病人时需要的接诊、观察、诊断、治疗等各种能力。而那时安排他们去做并不是出于自己思路的科研工作实不相宜，这是与医疗业务能力成长规律反其道而行的安排。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49年以后我国医药界做出过多项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如烧伤治疗、断肢再植、器官移植、地方病防治、抗毒药二巯基丁二酸钠、抗疟药青蒿素等。这些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成果没有一项是学位论文做出来的，而且基本上都不是具有学位的专家做出来的。
说“基本上”，是因为有几位老专家是1949年前在国外获得了学位，回国后参加了上述项目的学术指导，如开展烧伤研究的第三军医大学黎鳌教授和304医院的盛志勇教授，开展地方病防治的协和医学院钟惠澜教授和上海医学院苏德隆教授和张昌绍教授。而主要课题负责人都是三四十岁没有任何学位的年轻人，如轰动世界的断肢再植就是陈中伟和钱允庆两位30多岁的年轻外科医生完成的。以上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前的成果。
即使近几年令人瞩目的青蒿素，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完成，4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1978年我国恢复了高等教育并建立了学位制度，招收了第一批医学研究生，40年过去，医院的医疗硬件设备今非昔比，医生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设立的各种奖项多如牛毛，但医学界却再也没有产生过一项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我国现行的临床医学学位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时照搬的苏联模式。三年硕士，再攻读博士。学位与职称晋升挂钩，没有硕士学位不能晋升主治医师，没有博士学位不能晋升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因此这一制度逼得年轻医生只得先做研究生拿学位。多年下来，临床诊疗水平明显不如不做研究生而跟有经验的医生在临床上实干的一般医生，这是总所周知的事实。世界各国研究生制度并不一样。
美国医学生经三年预科，五年本科，毕业后就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MD）。作为执业医生，MD够用终身，可以做到最高层的临床主任医生。医生在执业生涯中如对某个临床问题有兴趣，有思路，可以申请研究基金，安排研究课题。做出成果后，就写论文，申请答辩，如获通过，再授予哲学博士称号（PhD），得双学位。以医术而论，得双学位的医生并不一定比单学位的医学博士强，但他对医学有创新贡献。
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制度，因此在美国就没有中国这类纠结。
德国的医学博士主要是在临床工作，通过几门课程考试，跟着上级医生学习做些研究实验，时间可以两年到四年不等。我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就有一名两年获得学位的德国博士。中国现行临床医学学位制度既不利于年轻医生的培养，还引发了诸多问题。一般认为，医生做学位论文，学些研究工作的基本功是有用的。
但如果在学位论文上花的时间代价太大，则会严重影响医生在最佳时期提高临床能力。况且，创造发明并不一定与学位相关。爱迪生、富兰克林、诺贝尔等人有什么学位？居里夫人获化学和物理硕士学位后不再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她急于要实现从沥青里提出放射性物质的想法，不愿为攻读学位耽误时间，这才是大科学家的情怀。如果斤斤于几篇论文的发表，耿耿于一个学位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掉入了小家子气的格局，难成大器。
现在中国的年轻医生上班时忙于看病、安抚患者、警惕医闹、疲于检查、应付评比、积极完成创收指标，回家后杂务成堆、亲人埋怨、孩子辅导、丈母娘唠叨，忙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在这样的职业生态中，面临论文、学位、晋升等压力，个别人就急不择路、写论文拼凑数据、剽窃抄袭、捉刀代笔、弄虚作假，以图侥幸。可见，不解决社会深层问题，现状是难以改变的。
弊政不去，恶果难除；旧制不改，新政难立。是时候了！应该总结临床职称晋升制度和临床医学学位制度实行40年来的经验教训。中国迫切需要培养高水平的临床医生，违背治病救人这一根本宗旨的一切制度设计和行政措施都应在改革之列！希望各有关部门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大胆革除一切弊政，给年轻医生以充分施展的空间，创造辉煌。苟能如此，中国医学幸甚！中华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