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名“元麦”的大麦，很适合放在元旦这天介绍。准确地说，元麦不是大麦的简单别名，而是大麦的一类品种——裸粒品种的中文名之一。作为一种禾本科植物，大麦的籽粒（果实）外面有两枚干燥的硬壳，一枚叫“外稃[fū]”，一枚叫“内稃”，它们是形态特殊的花萼。虽然大麦果实的解剖结构，对于一般人来说的确没什么用，但多了解一些这个世界上的知识，终究是一件让人安心的事情。
野生大麦和很多栽培品种的这两枚稃片紧紧贴在籽粒上，像衣服一样把它包藏其中，这些都是有稃型大麦。与此不同，另一些栽培品种的两枚稃片不贴在籽粒上，很容易和籽粒脱离，让籽粒“裸露”出来，这些便是裸粒型大麦——也就是元麦。
当然，比起元麦来，裸粒型大麦另有一个中文名更广为人知——这就是青稞。它也是这类品种在植物分类学上的正式名称。然而，一提到青稞，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自动想到青藏高原，想到种植青稞的藏族人。这当然不能说不对——在中国，青藏高原和周边的高海拔地区的确是裸粒型大麦的主产区和主要消费区。
然而，在东部的低海拔地区，裸粒型大麦其实也有少量种植。比如在江苏中部的泰兴、靖江一带，裸粒型大麦就是一种很有地方特色的农作物，用其面粉煮制的粥是很有名的美食。如果我们严格遵循植物分类学，说这里种的是青稞，虽然很严谨，却总让人觉得有点诡异；而如果说当地种的是元麦或“粯[xiàn]子”（地方名），当地人喝的是元麦粥或“粯子粥”，那画风一下就和谐了。
显然，事物的名字往往不是简单的称号，而潜藏着文化和历史信息。就好比“麦”这个字，就隐含着大麦在上古时代从西亚传入中国的历史密码。如今，已有非常确凿的考古证据和分子遗传学证据表明，大麦起源于西亚，几万年前就为人类所采食，并在大约1.2万年被驯化为粮食作物，成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
对于西亚人来说，大麦和小麦是他们祖祖辈辈都非常熟悉、而且费了几十代人才驯化的两类庄稼，理所当然要给予两个名字。
比如希伯来语中的小麦是khitá，大麦是se’orah，就明显不同。
今天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欧洲人的先民，也起源于西亚附近；在各种欧洲语言中，表示大麦和小麦的单词也是截然分明——英语的小麦是wheat，大麦是barley；俄语的小麦是пшеница，大麦是ячмень；拉丁语的小麦是triticum，大麦是hordeum（这两个词后来就被林奈分别用作小麦属和大麦属的学名）；作为拉丁语后代的法语的小麦是blé，大麦是orge；拉丁语另一后代罗马尼亚语的小麦是grâu，大麦则是orz——与网上流行的“失意体前屈”符号恰好相同。
在古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使用的线形文字B中，大麦与小麦的写法也完全不同。直到大约5000－3600年前，小麦和大麦才先后传入东亚。一开始，中国人的先民也给了它们不同的名字——小麦叫“来”或“麦”（这两个字在上古读音相近），大麦叫“牟”（后来又写成“麰”）。然而这两种外来粮食作物需水颇多，如果没有大型水利设施，便很难在干旱的华北地区大规模种植。
久而久之，中国人也就懒得再区别这对难兄难弟，而统称为“麦”，需要的时候再加大、小的字样区别。
和“麦”类似的情况是“羊”。
山羊、绵羊也都是起源于西亚的牲畜，在动物分类学上差距很大，很多语言中都用两个截然不同的词称呼它们，比如英语的山羊是goat，绵羊是sheep；拉丁语的山羊是capra，绵羊是ovis；法语的山羊是chèvre，绵羊是mouton；蒙古语的山羊是imaa，绵羊是qoni；就连日语中的山羊（ヤギ）都和绵羊（ヒツジ）不同。
但在汉语中，虽然它们曾经也有不同名称（“羊”是绵羊，“羖[gǔ]”是山羊），但也很早就已统称为“羊”，以致今天人们还在为十二生肖中的羊是山羊还是绵羊争论不休。
如今，小麦早已成为中国四大主粮之一，在文化上更是和中国原产的水稻齐名；相比之下，大麦一直种得不多，在中国文化中自然不那么出名。与此不同，大麦在欧洲一直是重要的农作物，既用于直接食用，又用于酿酒（包括低度的啤酒和高度的威士忌），所以西方文化理所当然在大麦身上积淀了丰富的意象。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就曾经从苏格兰民间传说中取材，写了一首把大麦拟人化的诗——《约翰·巴利科恩：一首民谣》（John Barleycorn: A Ballad）。这位不幸的巴利科恩（在英语中意思是“大麦粒”）先生并没有真的因活埋而死，春天一到，他就钻出了地面。然而，他的坏运气远没有结束。
虽然在夏天他可以用尖锐的“矛”（也就是麦芒）保护自己，但秋天一来，他就像《银翼杀手》里的复制人一样，大限已到。这复仇宛如酷刑，是把他的身子齐膝割掉，牢牢捆绑，用木棒用力殴打，再挂起来；这还不算完，看他还没有死，接着又是水淹，又是火烤，最后干脆把他碾碎，以饮其血液为乐——当然，这描述的其实就是大麦从播种、成长、收割、制麦芽、烘麦芽到酿酒的全过程。
最后彭斯感叹，巴利科恩先生真是位勇猛的英雄，希望他的子子孙孙在苏格兰大地上永远繁衍不息，干杯！
大麦这种历经磨难而顽强不息的身影，一百多年后又出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诗人萨拉·蒂斯代尔（Sara Teasdale, 1884－1933）笔下。《大麦诗》（Like Barley Bending）是蒂斯代尔的著名作品之一，在其中译版本中，以台湾作家李敖的五言古诗体版本最为知名。
年复一年，大麦都这样在百般苦难中昂然生存，高歌不息。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当年曾让女诗人感动不已，如今似乎也可以激励我们，在2018年第一天的寒风中鼓起勇气，去面对这吉凶莫测的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