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让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得到控制，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健康和生存机会的提升，还有整个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其中一些影响，甚至超越了疾病和健康本身。比如，提高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
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实现性别平等”平行论坛上，来自安理会国际妇女同盟、妇女就业协会社会保障部等国际组织的官员都在强调要推动社会、动员全民，实现健康促进和两性平等。自然集团旗下刊物《自然•人类行为》上发表的一个研究表明，传染病的消除，对社会的性别平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4世纪的欧洲城市里，女性普遍没有市民地位，从属于她们的男性监护人，经济上没有独立权利，大部分女性都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而当那场消灭了欧洲近1/3人口的黑死病肆虐的时候，许多家庭主妇得以幸免——在家中料理家事，接触病菌的可能性比在市场上交易要低多了。这场瘟疫反倒给她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机会。丈夫死去，她们成为了寡妇；但当瘟疫消散，她们却得以继承丈夫的财产，甚至获得市民身份，参与交易，甚至运作工坊。
想象你是一名女性，身处一个充斥着病菌威胁的社会，没有疫苗，甚至人们对传染病本身都知之甚少，生存与死亡仅靠老天保佑。你会轻易出门、与陌生人接触吗？你会冒着被感染的危险，离开家庭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吗？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冒险家的神经，大部分人恐怕会选择呆在家里料理家事、照顾小孩，这是最传统也是最稳妥的选择。
要知道，接受高等教育、找寻工作机会、甚至参与政治，都是“公共”的，在一个公共环境中潜伏着大量危机的社会，这些都是意味着“危险”。“看哪，”人们会说，“这个女人到处乱跑，又不知道在哪儿染上了病，她早该待在家里。”
的确，在一个男性权威的社会，身处社会规则之外的女性会在灾害来临时显得极为可疑。同样受黑死病影响的埃及，穆斯林女性成为了黑死病的替罪羊。开罗的苏丹接受了宗教人士的建议，禁止女性公开露面，以免导致男性犯下罪恶，从而招致安拉用黑死病作为惩罚。
对女性和女性所处的家庭来说，传染病的威胁也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寿命可能会受到无常的传染病影响而难以预测，你可能会早早地结婚生子、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不管是在自己还是家人看来，都是相对安全的选择。
而当传染病被消灭的时候，这些都不再是问题。不再恐惧被感染的潜在危险，女性能够选择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参与公众事务、寻求自身经济独立；而且不用时时担心“死得太早”，可以将婚育延后，或者少生几个小孩，留出更多时间给自己个体的发展。这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为了衡量美国不同年代的女性地位，研究者使用了“性别不平等指数”，这个指数来自男女工资差距、女性在国会中的代表数量、新出版的报告和著作中的女性代词数量，以及盖洛普公司对于性别平等的调查数据。性别不平等指数越高，说明女性地位越低。
众所周知，经济水平更高、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教育水平更高的地方，通常也是疾病较少肆虐的地方。究竟是哪个因素，对性别平等贡献更大呢？
研究者列出了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几种可能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因素——资源紧缺度、外部威胁、气候压力以及九种主要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分别研究这些因素与性别不平等指数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四种因素中，传染病患病率是唯一一种和性别不平等指数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性别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伴随的是传染病患病率的降低。
同时，他们发现，传染性疾病被消灭，早于性别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在有15年时间差的时候，二者的互相关系数达到了近0.8！研究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瓦纳姆说：“这两组数据，是我研究生涯中见到的最强相关的数据之一。”有多强？甚至比肺癌和吸烟的关系更强！
随后他们也发现，未成年人生育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这表明更“慢”的生命策略的确有助于性别平等——不再受传染病困扰的女性，能够将生育时间延后、生育数量减少，于是又有更多机会提高自身地位。
从英国的历史人口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个趋势。1850年之后，英国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天花疫苗的强制接种，以及其他传染病感染率的降低。随之而来的是1870年之后生育率的大大降低。1871年，平均一个妇女生育5.5个小孩，而50年之后的1921年，这个数字降到了2.4。
环境如何影响社会行为？野外的老鼠会在患病时隔离自己，被感染的蚂蚁通常会离开巢穴，而灵长类动物会放逐患病的同伴，阻止疾病在种群中传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也是“寄生虫压力理论”的言下之意：动物周围生存环境中的病菌，能够影响动物的行为和选择。
人类也并不例外。易受疾病影响的个体，会更加倾向于做出冲动决定、不太倾向于将重要的决定推迟，或者采取“慢”的人生策略。换句话说，越觉得自己可能会得病，就越想快点结婚生子、把重要的生命事件早早搞定。在瓦纳姆的这项研究中，他们选取了男女各51个样本，询问他们的疾病史，并使用生活策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个猜想。
更进一步来讲，社会里的个体为了适应环境的压力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群体的行为习惯。容易受到传染病威胁的社会，常常与权威导向、集体导向的社会相联系。毕竟，社会成员们需要分拨出更多精力和资源照顾染病的成员，这需要集体做出更多的“统一安排”。社会也会倾向于更加保守、封闭，以家庭为导向，对“外人”抱有更多疑惑，社会规则也会更加严格。这都是为了整个群体在变幻莫测的病菌威胁下的存续。
于是，在父权主导下的整个社会，给予女性个体的机会更少，推崇的价值和规则，也让女性更多地居于从属地位——女性更多地需要为生育和家庭服务。
这些关于环境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被称为“行为生态学”——研究生态环境如何系统地作用于动物的行为。在这个基础之上，也研究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社会心理、行为和制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甚至形塑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这些理论，试图从生物学中找到社会基础。
2012年，Corey Fincher和Randy Thornhill发表了一项研究，认为寄生虫压力理论也作用于人类社会。他们发现，更强的家庭纽带、更虔诚的宗教信仰，常常与寄生虫和疾病肆虐的程度有十分显著的联系，这能帮助人们更紧密、封闭，抵御疾病侵扰。2014年，他们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人们会采用偏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来对抗感染性的疾病。
疾病和寄生虫影响的不只是社会形态，甚至还有饮食习惯——比如，易受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感染的炎热潮湿之地，人们的饮食会偏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人的咖喱通常都比较重辣重香料的原因。
近60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女性权利的提升，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活跃。特别是在欧美，更多女性获取了和男性相匹配的薪资，或者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切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升，是不可分离的。
要赋予女性更多平等的机会，也要给她们疫苗、卫生条件、干净的饮用水，以及更广泛、更便宜的避孕措施，让她们能够更自由地掌控自己的人生。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投入。
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使命，不仅仅是对抗疾病本身，或许还有更多的社会意义——通向更加平等、更加自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