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给轮胎放了点气，好让它们在喀拉哈里沙漠中缓慢前行，带我们去寻找那一群群在稀树草原上迁徙的野生动物。我们是一群来自澳大利亚的生态学家，眼下正怀着热望眺望地平线，搜索飞扬的烟尘或是升起的动物身影。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非洲南部的这些广袤平原居然大部分地区空空如也。我们来之前想象的是一群群热闹的野生动物，现在见到的却是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围栏，将大地分割成了小小的区块。
在今年四、五月份到达此地度假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非洲的标志性迁徙正在消亡。这片大陆上曾经有十四种大型哺乳动物成群地移动，但是当研究者在2008年开始第一次清点时，其中的5种已经停下了脚步。至于仍在迁徙的那些，大多也正处于危险的境地，而元凶之一就是我们一次次见到的围栏。我的几位同事已经警告过这些围栏会造成重大且影响深远的灾难，但并未在国际上引起多少重视。
被围栏堵住出路的野生动物远距离迁徙的壮观和英勇在自然界中是少有的，而这类迁徙多数都在非洲。过去1000万年里，有蹄类动物始终在和稀树草原一同演化。它们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都多亏了一个杰出的特征：机动性。绿色植被随季节变化，数百万计的角马、大羚羊、黑斑羚、赤羚、狷羚、跳羚和许多其他动物也追随它们而迁徙。
非洲有两个地区的植被尤其肥沃，它们是东部的塞伦盖蒂-马拉草原和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后者主要在博茨瓦纳境内，也正是我们眼下站立的地方。在这两个地区，角马都是关键种，若没有它们，狮子、猎豹和野狗之类的猎食动物都无法生存。
我们在一路上见到了各种围栏，有简单的铁丝畜栏，也有高2米、分两层、中间留出10米或更大空档、好让大型哺乳动物通过的围栏。
“在这里广泛分布的围栏已经使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们彻底截断了一些动物的迁徙路线，甚至把几个物种逼到了灭绝的边缘。”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米歇尔·加德（Michelle Gadd）说道。从2007年至2012年，她对围栏对非洲南部野生动物的影响开展了详尽评估。“那时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只有30来份，其中公开的更是寥寥无几，因为东道国政府不喜欢。”她说。
在博茨瓦纳竖立长长围栏是较晚发生的事，第一道是1958年在库克地区竖起的。当时博茨瓦纳还是英国的保护国。英国人认为这地方只合养牛，于是建起围栏将它们与野生动物隔离，免得它们被传染口蹄疫之类的疾病。到今天，围栏已经沿喀拉哈里中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北界延绵数百千米，彻底封死了通向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水源之路。
博茨瓦纳在1966年独立之后，欧共体特许其牛肉进入欧洲市场，条件是它竖立更多围栏，确保口蹄疫从牧场中绝迹。于是20世纪70、80年代，博茨瓦纳竖起了数十万千米围栏，不仅将牧区划分成17块，也斩断了动物的迁徙路线。今天，博茨瓦纳的国境线长度不到4300千米，国内却有5000多千米的围栏为畜牧业服务。
这里要说明一点：围栏确有它的好处，它能阻止偷猎和非法资源开采，并预防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但加德表示，在竖起这些围栏之前，它们对生态和经济的影响并未得到评估。“它们常常会直入那些根本没有牲畜的地区。”她说这些围栏服务的是政治目的，而非生态学目的。她在调查中只发现了一份影响评估，其中对几处围栏提出了搬迁和拆除建议，但它基本没有得到重视。
在博茨瓦纳和非洲其他地区，围栏已经成为了旱季的一大祸害，因为它们的阻挠，数十万动物无法离开喀拉哈里沙漠寻找水源。动物在旱季死亡并非罕见现象，但在竖起围栏之后，死亡的动物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数目。加德在之前的几份报告中发掘出了围栏沿线的死亡数字：角马尸体30万具，狷羚尸体1万具，斑马尸体6万具――这些还只是零星几份报告得出的结论，精确的数字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北方的坦桑尼亚，每年都有数千名游客聚集到塞伦盖蒂大草原，观赏那里标志性的角马迁徙——这已经是一项价值12亿美元的产业了。而就在不久之前，博茨瓦纳也是类似活动的东道国。“1980年代的那次严重干旱导致角马大规模迁出喀拉哈里沙漠，那或许也是它们的最后一次迁徙了。”当时在喀拉哈里研究羚羊迁徙的道格·威廉姆森（Doug Williamson）说道。
他也是博茨瓦纳最后一次角马迁徙的目击者——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份殊荣。
他说：“当时有超过25万只动物到北方的奥卡万戈去寻找水源，结果却发现往常的道路都堵死了。”围栏将角马导向了东方的季节性湖泊沙乌湖（Lake Xau），当时那里还没装围栏，但湖水已经让家畜喝干了。“结果就是大批动物死亡，”威廉姆森说，“迁徙就此终止。”喀拉哈里的角马据说一度数量庞大，能与塞伦盖蒂的百万之众匹敌，但是到1987年，它们却只剩下了区区260头。
回到澳大利亚，一篇标题令人心寒的新研究论文正等待着我们：《畜栏预示大马拉地区的独特生态系统快速崩溃》（Fencing bodes a rapid collapse of the unique Greater Mara ecosystem）。
丹麦奥胡斯大学的梅特·洛夫斯哈尔（Mette Løvschal）领导一组研究者考察了大马拉地区（Greater Mara）从1985年至2016年间的卫星图像——那是塞伦盖蒂马拉北部从坦桑尼亚一直延伸到肯尼亚的区域。洛夫斯哈尔表示，大马拉地区的迁徙代表了一股独一无二、无法取代的非洲传统，但现在它已经成了一曲绝唱。
千百年来，曾有各路野生动物和半游牧民族在此地游荡，追随降雨的变化而迁徙。然而从1977年开始，这里的野生动物数量却急剧下降，肯尼亚境内平均下降了七成，包括大马拉地区在内。与此同时，这片区域的家畜数目则增加了76％。在肯尼亚的牧区内，野生动物现在只占到全部动物数量的10％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耕地的私有化和多坐少动的生活方式一道催生了一种标志性物品：围栏。
洛夫斯哈尔的卫星研究揭示了围栏如何逐渐扩张：最初是北部的几簇，然后渐渐蔓延，最后一直扩展到了靠近坦桑尼亚边界的稀树大草原。研究团队发现，围栏建设的速度在2014年急剧上升，因为那一年人口急速增长，政府也改变了土地政策，鼓励定居和土地私有。“由此造成的土地退化可能会在短短几年之内引起大马拉地区的崩溃。”洛夫斯哈尔说道。远距离迁徙支撑的不仅是迁徙的物种。
像斑马、羚羊和跳羚这样的迁徙食草动物，也通过吃下不同的植被和追随阵雨而塑造了大草原的结构。它们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鬣狗和野狗的食物。洛夫斯哈尔和她的同事警告说，没有了这张食物网，没有了这种迁徙行为，整个体系就会崩塌，并摧毁一个野生动物在肯尼亚最后的堡垒。
目前看来，向北迁徙的一部分角马种群的数量已呈现灾难式减少，而研究显示，北部正是围栏最密集的地区。
洛夫斯哈尔是一位考古学家，非洲目前的情况使他想起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发生在欧洲北部的变化，当时的北欧也有数千公顷布满野生动物的土地被快速圈占，并分割成了“凯尔特田野”（Celtic Fields）精耕细作。“我担心的是围栏一旦（在非洲大地上）竖起，就不会被移除。它们就像今天依然可见的凯尔特田野，将使非洲的地貌状态发生长期改变。”
有什么能阻止大马拉地区也遭此劫难呢？我们或许可以从马拉北部保护区得到启发，那里的改革为依靠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树立了典范。2009年，在经过几十年的土地分割和退化之后，800位牧场主和私营旅游部门达成了一纸协议，他们同意出租土地，换取游客在这里狩猎旅行和露营缴纳的费用。类似的模式在纳米比亚也取得了成功，那里的自然保护区已经覆盖了全国16％的领土，公认为野生动物的恢复贡献了一份力量。
2008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格兰特·哈里斯（Grant Harris）第一次对全世界迁徙规模在数百到数千的大型陆地哺乳动物做了统计，发现其中有24种分布在非洲、北美洲和亚欧大陆。“这说起来真是惊人：这个星球上有如此大规模的长距离动物迁徙，我们却知道得这么少。”他说。悲哀的是，有一件事却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哪些动物已经消失了。
在哈里斯认定的这24个物种中，斑驴已经灭绝，还有五种也在他调查时已经停止了迁徙。至于原因，哈里斯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破坏大规模迁徙。第一种是过度捕猎，直接把动物杀光。“而第二种就是不让它们接触食物或水，比如用围栏把它们挡住。”
早年间，穿越南非卡鲁地区的跳羚就曾在狩猎和畜栏的围剿下伤亡惨重——那是南非国内最大规模的迁徙，参与的动物可能达到数百万头。1897年，最后一大群跳羚被逼到了一小片没有出路的稀树草原，并在那里遭到捕杀，它们的种群数降到了最低，已经无法再聚拢足够的个体继续迁徙了。
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讽刺的转折。研究者珍妮芙·韦弗（Genevieve Weaver）指出：“非洲南部的围栏或许根本无法预防口蹄疫。
”四年前，她和纽约“生态健康联盟”的几名同事详细调查了全球范围的野生动物口蹄疫情，最后得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结论：除了非洲水牛之外，这种疫病并不会在野生动物中流行。也不是说野生动物就不会感染，会还是会，但它们并非储存宿主（reservoirs）。家畜倒大部分都是的。韦弗说：“过去的几次口蹄疫爆发都被归咎于非洲水牛，其实疫情可能都是携带病毒的家养牛群引起的。
”她还补充说，人类和家畜的迁移至今是口蹄疫爆发的重要原因。
而且，控制口蹄疫也不是只有围栏这一种方法。还有一些别的政策可以利用，比如基于商品的交易政策，它们要求农民通过检验、接种疫苗和肉类加工的标准方法来使生产活动符合规范。做到这些的人就能打入国际牛肉市场，就算他们生活的国家和地区并未完全消灭口蹄疫也没关系。这个方法在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国印度已经奏效。此外，竖立围栏还有经济和社会成本。
纳米比亚大学的罗曼·格林贝格（Roman Grynberg）指出：“在非洲，过去几百年间一直有口蹄疫之类的疾病，但人们向来是养牛的。”但在今天，能从这项产业中获利的却只有极少数人脉丰富的牧场主了，而他们中的一些自己就是高层决策者。“实际上，设计不佳的围栏非但不能保证畜牧业的长远发展，还会危害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产业——野生动物旅游业。
”据美国农业部在2015年整理的一组数字，旅游业在博茨瓦纳的GDP中占比16％。而畜牧业只占到2.5％。
那么，那些没有任何围栏或者拆除了围栏的地区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博茨瓦纳国内的斑马活动中一窥究竟。2007年，研究者给其中几头斑马带上了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在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活动。令他们惊讶的是，这些斑马完全离开了三角洲，它们向东南方向行进100千米，绕过围栏隔离的牧场，跑到了马卡迪卡迪盐沼边缘那些富含矿物质的草地上。这段旅途来回将近600千米，是在博茨瓦纳记录到的最远的一次迁徙。
2004年，一道自1968年起就阻断这条路线的围栏被拆除了。研究者曾经认为，这些寿命只有约15年的斑马无法重拾祖辈的迁徙路线。然而2007年的一项研究却证明，斑马们具有遗传天赋，只要围栏拆除，就能找到旧路。这项研究还展示了我们对那些迁徙是多么的无知，虽然正被步步进逼的围栏截断出路，它们却仍是这个星球上的标志性事件。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对斑马的迁徙距离有了一些了解。
2007年之后，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斑马走出了另一条更长的路线，这也是整个非洲最长的一条迁徙路。
2012年9月，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研究者罗宾·奈杜（Robin Naidoo）和同事在纳米比亚的萨拉巴拉自然保护区给八头成年母驴戴上了项圈。萨拉巴拉保护区位于边境，再往南一些就是博茨瓦纳。到2013年1月初，这里的动物已经全部迁入博茨瓦纳境内的恩克塞盐沼，迁徙过程在2012年12月的两周之内完成。
奈杜说：“这里的居民都知道斑马会在雨季离开萨拉巴拉自然保护区，博茨瓦纳的同行也知道恩克塞盐沼在雨季会有斑马出现。然而此前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同一群斑马。”这两个地点间的直线往返距离为500千米，略短于2007年发现的600千米的斑马迁徙路线。但是按实际迁徙距离计算，奈杜追踪的这群斑马总共行进了955千米，是非洲已知的最长迁徙路线——至少目前来说。
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南苏丹，人类还发现了另一场不为人知的大规模迁徙。2014年，研究者发现有100万只曾被认为在战争中灭绝的白耳赤羚（white-eared kob）依然活着，而且非常健康。2017年，由非洲公园网络的帕布罗·沙皮拉（Pablo Schapira）领导的一支埃塞俄比亚团队给63只赤羚戴上了项圈，并发现其中的一只行进了825千米，这大致可以代表几个大型兽群迁徙的距离。南苏丹没有围栏。
现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