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党委共同指导下，首都互联网协会媒介融合专业委员会联合果壳网共同推出“我在科普·十九大时光”专栏，组织一批科普界一线实践者，以自身经历和体会，展示科普战线上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砥砺奋进的发展状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强调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互联网+科普”并非互联网和传统科普模式的简单组合，而是互联网与新时期科普规律加成后的创新升级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科普行业进步的一个标志，体现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更广阔的容纳度和更前沿的敏感性，更是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重要精神的生动体现。
叶盛，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科学松鼠会成员。
从小读者到科普图书译者，小时候我住在外祖父家，最爱看的两样书是《十万个为什么》和《战国故事》。或许我最终走上科研道路与几大本《十万个为什么》的启迪不无关系，但让我更为不忍释卷的却是那薄薄的一本《战国故事》。年幼懵懂的我并不知晓这本书到底为什么能够吸引自己，只是觉得那里面的人物如此鲜活，那里面的故事如此生动，那里面的这段历史如此令人神往。
上学之后，父母亲给我订了四样杂志：《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画报》《儿童文学》，以及《科幻世界》。从那时候开始，科普、科幻和写作这几件事情就一直与我相伴。当然，体系化的知识还是从课堂上习得的，但是更为广阔的知识面却全是来自科普和科幻的熏陶。然而我真正自己动笔写科普，已然是在美国作博士后的时候了。
当时我偶然知道了“科学松鼠会”并加入其中，与一干志同道合的科学编辑或科研工作者一起写作，介绍自己熟悉的科学领域。也是在科学松鼠会，我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科普图书翻译工作，所翻译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Why Evolution is True）收获了专家和市场的双重认可。
这才有了后来几本书的翻译邀约，包括荣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奖推荐图书奖的《大灭绝时代》（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
《大灭绝时代》的成功，八九成的功劳都在原著作者伊利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身上。她作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名专栏作家，既有出色的写作功底，又有大量科学传播作品的创作经验。
在我所翻译过和读过的英文科普图书中，科尔伯特的文字最为简洁流畅，几乎不用生僻词，却能呈献出堪比小说的阅读体验，也难怪她的原著拿下了当年的普利策奖。就科学层面来讲，这本书也同样出色，所表述的科学知识严谨准确，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敏锐地捕捉到了科学争议问题中的关键所在，为读者做了最为前沿、最为全面的呈献。
因为众口难调，令我稍感意外的是，虽然《大灭绝时代》的销量很好，收获的读者评价却是两极化的。
有人说“太科学了”，“想看却读不懂”；有人说“太松散了”，“介绍的都是早就知道的知识点”；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点赞的。这种情况用一个词就能概括——“众口难调”。实际上，这四个字也是我这些年科普实践中最大的体会。人的喜好本就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的。在科学传播这件事情上同样如此。
一名生物学专业的博士生在引力波这个领域可能也就是普通人的认知水平，但是他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却可能要更高一筹，也更愿意从科学的角度作一种深入的了解。与之相反，不从事科研或科技相关工作的人对于引力波的兴趣，可能更多地在于一种朴素的好奇心理，想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但对科学细节不太感兴趣。还有不少人位于这两者之间，比如受过理工科高等教育或从事科技研发工作的人。
那么，同样一篇讲述引力波的科普作品，就不可能同时满足上述所有人的科普需求。它如果在一部分人眼中是一篇吸引人的好科普，那么一定在另一部分人眼中是一篇读不下去的科普文章。
怎么来描述这种情况呢？我从自己所喜爱的科幻领域中获得了灵感，姑且称之为“硬科普”与“软科普”吧。就像科幻并不能生硬地划分为“硬科幻”与“软科幻”一样，科普也很难准确的界定“硬科普”与“软科普”。
然而这样的概念的确有助于我们了解科普作品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坚硬”的科学内核和“柔软”的呈献方式。所谓科普创作，在我看来就是如何调配软硬比例的问题。那么，究竟该用严谨准确的语言来呈献体系化的完整知识，还是用接地气的语言和启承转合的谋篇布局来呈献松散但有趣的知识点呢？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科学传播的受众是谁。
也就是说，一篇好的科普作品，首先要明确传播对象的群体，然后相应地调整“硬”与“软”的比例，才能调配出一道合胃口的科普佳肴来呈献给读者。
这事说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做起来很难。偶尔会有做科研的朋友问我：怎样才能写好一篇科普？我发现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们常常会在科普文章中介绍太多的科学知识，写成了超级“硬”的科普，于是失去了读者，甚至连媒体编辑这一关都过不去。是他们真的不会写作吗？
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要知道，一篇出色的科学论文在写作上也必然是出色的，同样需要高超的写作技巧。但为什么他们写作科普时就是无法做到软硬调配呢？科普在克制中讲述，有一次，我与一位图书编辑聊科普。我说道：很多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其实没必要把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告诉受众，往往只需要通过有限的呈献来引起受众对于科学的兴趣就够了。那位编辑深以为然，回应说：“对，我们就是要克制地去讲述。”真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
“克制”——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词。相当一部分科学家的确不太懂得克制，无论做学术报告还是写作科普文章，总是无法克制自己旺盛的表达欲，最终的呈献效果适得其反。作为科普的创作者，我们对于要去讲述的科学问题肯定有着远多于常人的所知，但如果希望科普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就一定要懂得“克制”。科普不应该是只是一味的、单方面的、无节制的给予，不应该是高台教化，而应该首先要去了解传播对象的需求。
在这方面，伪科学、反科学的“传播人士”反而比科学家们做得更好。科普人只有懂得了克制，才有可能把更多的心思用在谋篇布局上，把更多的笔墨用在通俗化的讲解上，科学传播才能真正达到效果，而非是应付任务。
想想看，这其实也正是我儿时喜爱的《战国故事》的精妙之处。所谓春秋笔法，从不讲经说理，更不可能强加灌输，而是以微言大义之法，委婉而克制地讲述故事，于无形间呈现其中之道。我以为，科学传播，亦通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