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纳博科夫笔下的绞刑架必须是蓝色的？
那是1937年或1938年的一个浸透雨水的夜晚，在巴黎的一条人行道上，我扯着母亲的手，凝视着一家商店橱窗里某个特别迷人的事物：橱窗展示的细节我早已遗忘，只记得它笼罩在一片华丽、闪亮的红光之中。和许多小孩子一样，我喜欢给特别吸引自己的东西起名字。有一个描述“红色”的古俄语单词，也许是我在听故事的时候听来的。
这个单词含有两个用英语很难翻译的字母，因此我也不应该用这个来困扰读者，还是重点介绍实质内容吧：这个单词的发音在我的头脑中与一种红色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浓烈的、明亮的深红色——这个形容词又在我幼儿时期的词汇表中产生了一个名词“alochki”，表示那种色彩丰富的微型的盛会。红色在我的头脑中，也与音符“la”联系了起来，直到我学到在英语记谱法中，这个音符叫作“A”。
在其他语境中，红色仍然与这个字符保持联系，又随着各种语言之间发音的细微差别而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色调。在音乐中，这一联系不仅仅出于音符的名称，也与其声音有关。而且更进一步地深入到了需要受过音乐训练的耳朵才能分辨的程度。一部作品谱写、演奏或者演唱时所使用的调会赋予乐曲一个整体的色彩。例如，舒伯特的歌曲《化身》，在以降e小调演唱时是深黄色的，以e小调表演时则变成了白色。
之所以从音乐谈起，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投入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然而，对于我而言，数字、事件的集合、个人或者是一系列思想，皆有其色彩。而且并不止于这些。我不算是个虔诚的教徒，因为我既不依仪轨行事，也不定时祈祷。但是，在许多年里，每当我衷心祈愿某事时——比如说一位至爱亲朋的健康——我的渴望就会与一种巨大空腔的感觉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深紫色的数字4。这种感觉越鲜明，我就越觉得能够得遂心愿。
而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我越是专注地期望我的至亲能够康复，或是其他心愿——比如一场歌剧或者一场体育赛事能够按照我心中所想的进行，那么这个想法就越会发生在某个特定色彩的背景之上，这种色彩通常位于色谱中红紫色的区域。
诸位在上面这段简述中一定注意到了，我专注在个人和家中亲人的体验，而并没有复述那些有的来自严格的科学文本，有的来自街头小报的可靠性参差不齐的二手信息。
下文中，我将继续遵循这条规则，不过也间或有些题外话。
后者的一个例子，来自当下日益关注联觉话题的媒体，那是《种子》（Seed）杂志上一篇名为《你听到过的最美丽的油画》的文章，内容有关一位名叫玛西亚·斯密拉克的艺术家的感觉体验，她的神经系统与众不同，能够混合所有的感官：女性的嗓音看上去就像一片弯曲的金属薄片，而一座钓鱼小屋的景象则具有那不勒斯冰激凌的简单味道——不过还有许多其他联觉者和她在艺术上的倾向接近。
科学家估计，在诗人、小说家以及艺术家之中，联觉者的比例是在普通人中的七倍之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有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瓦西里·康定斯基，以及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还有另一个虚构的例子，可以称之为梦想联觉，或者叫作诗联觉，来自时间长河中遥远的一段。这是来自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
我把这个例子归为虚构类，是因为普希金这部根据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叙述所改编的作品，其剧情与原著相去甚远。鲍里斯实际上并没有为了图谋帝位而谋杀年轻的伪德米特里，但是在普希金的剧中，以及后来穆索尔斯基所改编的歌剧中，他的良心和双手都浸满了这位少年的鲜血。东正教牧首被召唤到鲍里斯驾前，为沙皇讲述一个遭遇类似灾祸的古代牧羊人的故事。老牧首说，那个牧羊人年老病重，他的梦境已不再有画面，只有声音。
而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和音乐神经科学专家丹尼尔·列维京最近发现的联觉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特性，则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从坟墓转向摇篮。这位著名科学家令人惊奇的科学发现之一就是婴儿可能在出生时都具有联觉能力。
当一个人成长时，大脑中存在的交叉连接通常会被清理掉，而那些仍然受到五向联觉影响的人，要么学会运用这些不同寻常的连接所产生的超级记忆优势，否则就会被大脑获得的过量信息所干扰和分心。
我父亲有时会提及他所熟知的一个色彩联觉的小小领域，他称之为彩色听觉或彩色视觉，是由字母引发的。他有一个久远的不快回忆，是关于一套他母亲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积木——就是那种每个平面都有个字母的那种。“可是所有的颜色都错了！
”他一拆开礼物就开始抱怨，因为这些颜色与他心目中那个字母的颜色都对不上。这里离题说一句：我父亲在童年的早期是个数学神童，能够用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长串数字进行复杂运算。这是不是可以与R. 鲁利亚所描述的史洛歇夫斯基在某些联觉中“记住无穷无尽的事物”的能力相提并论呢？有一次，年幼的纳博科夫病了，而烧退之后，他这种天赋表面看上去消失了。猜想一下这种异状是否与联觉有关联，却也颇有意思。
而猜想一下纳博科夫对于鳞翅类昆虫学非常严肃的兴趣，以及整个昆虫学所富有的色彩，是否与联觉有关联，则是更加有意思的事。我能确定的则是他对神经现象着了迷，无论是彩色梦境、似曾相识感（déjà vu）还是彩色听觉。他若地下有知，一定非常欢迎联觉现象进入科学界的视野，以及得到理查德·西托维奇及戴维·伊戈曼等年轻同事广泛传播的相关的认真研究。
而巧合的是，正好在我和西托维奇博士都出现在BBC纪录片《香橙雪葩之吻》中之前不久，我收到了他的著作《尝得出形状的人》。我此前接受过多次各种主题的访问，这次本指望有机会好好聊聊我个人的联觉体验。可到了现场，却有人塞给我一份剧本，其中的内容了无新意，无非是记住了——一些无论是否联觉者都能轻松记忆的东西。
却也可叹，一个本应为非专业观众提供真正的知识的节目却沦为一场真人秀，其中最出彩的是一位鼻音浓重的美国女士，以及她每次看到一支摇滚乐队的演出场景，都保证能达到性高潮。
众所周知，纳博科夫一生对蝴蝶有着异乎寻常的痴迷。或许联觉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大的影响，在于隐喻方面。每当他形容一项事物时，无论是随手拾来的物件，还是不可或缺的中心焦点，往往不仅带有奇思妙想，同时还带有某种色彩。
为了不让这篇后记充斥着引人入胜但篇幅冗长的实例，我还是简单举几个例子好了。例如，短剧《爷爷》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场景中，为什么绞刑架必须是蓝色的？我的父母都是联觉者，探究我的色彩感觉是否融合了我父母的感觉，倒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可惜除了字母f的一个非常模糊的变形以外，并无任何迹象。现在已经证实，一位联觉者的色彩联系，通常终其一生都是一致的。在我们家的例子里，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
父亲曾在我8岁时给我做测试，当我30多岁时又测了一次。字母表里的字母我都能感觉到颜色，而且都没有改变。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所有与色彩有关的感觉上，以及身处某一特定场景中，或者回忆起某一事物时所出现的光环。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中偶尔会出现意外的色彩呈现，从较早时期就开始出现，但我发现在他的例子里很难建立一个始终一致的色彩路径。
我刚刚把他的一篇非常早期，实际上有可能是他的处女，作从俄语翻译成英语和意大利语（目前我正在等待国会图书馆的一份彩色扫描件，或许能够帮助辨认出手稿中一个极难分辨的日期）。小说的女主人公，娜塔莎，在与一位追求者漫步经过一家空无一人的湖滨咖啡馆时，想象一支管乐队正在空空如也的演奏台上奏着一曲“橙色”的乐曲，乐曲是“橙色的”——白纸黑字清楚无误地在手稿上写着。
而追求者自己的头部则被描述为浅蓝色，而且随着羞怯的小伙子的爱意越来越明显，其频率也越来越高。联觉现象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也显示在他的两部主要的英语作品《洛丽塔》和《阿达》中的人物身上。我父亲作品的这一特征使我对于其他作家作品中的联觉现象也比较敏感。以我父亲翻译和叙述过的俄罗斯大诗人秋切夫为例。在秋切夫的诗《前夜，陶醉之中的遐想……》中，就提到了一个“红色的，鲜活的感叹。”
文学作品中曾经描述过各种各样的可能的联觉形式，或是清晰确凿的，或是不那么清晰确凿的，有些存在于著名诗人、艺术家，以及音乐家身上，有些则显现在籍籍无名者身上。由于我已经通过理查德·西托维奇、戴维·伊戈曼等人对于这一现象的描述，熟悉了联觉的分类，我暗自相信自己的联觉属于在查阅过的所有文献中都没有记载的类型。
首先，如果说人的发育成熟会使“扮演健谈的媒人的脑细胞”衰退，那么可以认为联觉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衰退。但从我73年的经历来看，这对我并不成立。更进一步的是，我曾在研究联觉的意义和用处上投入的大量心思，结出了一些有趣的创意果实。
如何将原著美丽的文字语言转换成视觉形式，这个与生俱来的难题始终困扰着电影业者，也是横亘在改编拍摄纳博科夫著作的道路上一道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其他作者而言也是如此，例如乔伊斯，除了有时过于啰嗦以外，语言和意象在他的作品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两部《洛丽塔》电影和其他根据我父亲作品改编的影片，尽管都是实力佳作，却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如今，我正面对着《阿达》这本纳博科夫最复杂、最色彩斑斓的书，有没有可能改编成电影的问题。
我不愿删减其富有诗意的描述文本，将其丰满的语言简化为普通电视连续剧里那种言简意赅的陈词滥调，也不愿接受美文无法用视觉呈现的所谓公理，我的构想——实际上确实会拍成一个系列——是一系列由凡、阿达，以及其他人物所感知到的图像，每个系列都有自己的色彩和形状的变化，每个都是通过各自的变形镜头，将作者故意拆散的原作构想的美丽碎片拼接和调整成为一个整体。调色板是无限的，创意只受到创作者自身想象力的限制。
一个角色会看到另一个人被与其感情相对应的光环环绕，或者是表示厌恶的尖刺，或者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蓝色，就像我们通过娜塔莎的眼睛去看伍尔夫那样。至于强烈的性高潮，则不但能产生头脑中几何形状的变形，更能够产生，比如说，一个看似无限长度的快感隧道，主人公在其中跑过时，感受越来越强烈，直至最终的释放。而随着我们对联觉感受越来越认可，或许将会有一种全新的电影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