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成绩好坏，现如今的孩子大都会为了分数而焦头烂额，甚至因为学业压力而闹出病来。比如，浙江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曾对浙江省内2191名9-12岁的城乡小学儿童的学业压力相关身体症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表在2010年的《儿童期疾病档案》上。这项研究发现，“81%的受访者‘非常担心’考试成绩。因为学业压力，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每周出现一次身心不适的症状，37%的孩子头疼、36%肚子疼。”
这么看重成绩，真的有必要吗？学术界和一些高科技企业现在发现，成绩和创造力要么无关，要么水火不容。以谷歌为例。谷歌是如何甄选人才的呢？谷歌首席人才官拉茲洛·博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这样说：“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在招聘时GPA（平均绩点）是没用的东西，标化测试成绩也一样…谷歌以前曾经问应聘者要他们的在校成绩单还有标化测试成绩，但是现在我们不再这么干了，除非你才毕业不久。
我们发现成绩不能预测任何事。”博克接着表示，“我认为学校里的环境是人造的。在那种环境里成功的人受过精致的具有针对性的训练，他们只能在那种环境中成功。当我在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惑，那就是教授们总要你去得到一个特定的答案。你可以找出那个答案，但是解决那些没有明显答案的问题是更有趣的事。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些喜欢对付没有明显答案的问题的人。
”博克最后指出，谷歌在招聘方面的经验越多，就越倾向于选择那些压根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他说，在谷歌里，一些团队的14%的成员没有上过大学。那在成绩和创造力的关系方面，学术界又怎么看？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创新导向或是创新能力和成绩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存在负相关关系——成绩越好，创造力越低。
比如，纽约大学的Matthew Mayhew和同事曾经对4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德国和卡塔尔）的1万名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学生的GPA越高，创新导向越低，换句话说对从事需要创新的工作越没兴趣。Mayhew和同事推测，“或许这是因为和那些成绩更好的人相比，那些有创新导向的人更不在意在校成绩，因为学校里的评价方式侧重记忆。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那些有创新导向的人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开拓眼界，获得更多的经验，而不是为了外部的评价，比如成绩的好坏。”对我国学生的研究也指向了相似的结论。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教育与政策研究教授赵勇曾对中国高考分数和成就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和总结。
在2009年发表的《Catching up or leading the way: America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一书中，赵勇指出，在大学毕业后，高考成绩出色的人的成就并不比成绩一般的学生更好。他表示，一些研究甚至发现高考成绩好的人日后获得的成就并不如班上那些成绩比较差的学生。
难怪当中国大陆学子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北大附中国际部主任江学勤反而在“高分的背后”一文中泼了冷水：“如果提到培养引领21世纪全球化经济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呢？中国很多最有潜力的学生依然需要去国外去培养自己的管理能力和创造性，并且学会忘记那套灌输给他们的，以考试为中心的获取知识的方式。
…死记硬背式教育的缺点众所周知：社交及实践能力方面的不足；自制力及想象力的缺乏；好奇心及学习的激情的丧失。中国很多学生费尽全力只为考上一所好大学，而在那里他们中很多人却都以玩《魔兽世界》的方式来消磨时间。…很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对于中国大学的毕业生有着相同的不满：他们无法独立完成工作，缺少团队合作中必要的社交能力，并且太过固执不肯学习这些新的技能。”
麦肯锡咨询公司在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会影响其经济发展。依据有关教育的研究结果，在考试上构建的教育系统是一个错误。学生们很容易失去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想象力，并且在追求高分的过程中开始失去安全感和辨认是非的能力。就连上海的教育工作者也承认，他们仅仅是在生产有一定能力的平庸之辈罢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考试的压力导致学生们有很少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自主的学习。
一位经验丰富的上海教育家说，‘在狭窄的空间中成长的学生’没有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这被视为一场严重的危机，并且这场危机被独生子女家庭状况加重。’那么，美国教育系统是不是比中国的更好呢？向美国看齐是不是一剂良药呢？出生在中国、在中国接受了基础教育、在美国念研究生、孩子在美国长大的赵勇对中美两国的教育系统都体会颇深。
赵勇在两本书《Catching up or Leading the Way》和《World Class Learners》中对美国教育体系的看法并不那么乐观。他在书中写道，“在扼杀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方面，美国的教育系统并不如中国。但是美国教育系统的基本范式和中国的是一摸一样的…总之，中国和美国的教育都是在制造一批规格参数相似的产品，而产品合格与否的指标就是他们是否掌握了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成年人认为孩子必须要掌握的知识，但并不考虑孩子的背景、兴趣和个体差异。”赵勇认为，美国教育系统的优势在于它并不总是能够完成自己制定的目标。他把美国教育系统比作一个香肠制造机，这台机器并不稳定，因此偶尔会蹦出完全不像香肠的（好）东西。那么，家长、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该怎么做呢？成绩和创造力的难题是否无药可解了呢？最近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Raj Chetty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开出了一个药方。
Chetty和来自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财政部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者调取了1996-2014年间美国120万发明者（申请过专利的人）以及联邦税收收入的数据。先说带血的结论——创新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富裕阶层。Raj Chetty和同事发现，如果一个孩子来自美国家庭收入前1%的家庭，那么他/她申请专利的可能性是来自收入中位数以下家庭的10倍；同时白人申请专利的可能性是黑人的3倍。
Chetty认为在教育环境的影响下，数以万计的“爱因斯坦”正在变得默默无闻，因为“不同收入、种族和性别的创造力有很大的区别，但这些差异并不是能力导致的，而和成长环境直接挂钩。”比如在Chetty的研究中，小学三年级时数学和科学成绩优异的儿童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最后只有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成年后能获得专利。
Chetty认为，这是因为来自富有阶层的人在童年时就能接触到创新，比如能和具有创造力的人交流。他说，“接触创新，才是提高创造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