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即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东侧绿树之中，掩映着一尊外国女性的雕像：“她”戴着眼镜，面容安详，微笑而视，令人倍感亲切；铜像的下方镌刻有“金陵永生”4个金色大字，“她”就是明妮·魏特琳女士。
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随后进行了长达几个星期的无情杀戮，血染古城。危难时刻，魏特琳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放弃离开南京的宝贵机会，保护着安全区10000多名妇女和儿童免遭伤害。日军暴行带来的梦魇刺激和繁忙疲劳的工作，使魏特琳不幸患上严重的抑郁症。1940年，魏特琳离开中国。次年5月14日，她在厨房打开了煤气开关……
南京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华小姐”，她的事迹令人感动和敬佩。2001年，一座魏特琳雕像在她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竖立起来。虽然魏特琳离我们而去，但她在这里却得到永生。明妮·魏特琳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中部的一个小镇西科尔。在她55年的生命中，有28年服务于中国。临终前她说：“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12年，魏特琳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伊利诺大学毕业，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同时加入外国基督教传教士会，决定到中国去传播基督福音。同年秋，她来到这个东方大国，被派往安徽庐州（今合肥）府。经实地考察、探访民情，魏特琳发现一般民众知识水平很低，女子多不识字，整个社会仍停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昧阶段。她对这种现状极为震惊，决意要尽力去改变，并抱定以推动中国女子教育为己任。
魏特琳所在的三育女子中学创办于1909年，虽已初具规模，但学生人数甚少。在她的执掌之下，校务蒸蒸日上，成绩优良，一时备受外界赞誉。为了使自己更接地气，魏特琳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华群，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华小姐”。
1918年秋，魏特琳在中国工作6年后，首度回美国休假。在探望父老亲友之后，她前往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一年后获得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10月，魏特琳来到南京，受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并代理校长一职，开始了她与南京、与金女大长达20多年的不解情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首都南京虽然远离战场，但已充满了浓厚的战争气氛，积极做备战准备。时任金女大校长的吴贻芳，因担任宋美龄筹组的中国妇女战时救济联合会的行政工作，事务缠身，所以校中之事多由魏特琳主掌。
因对未来事态发展不明，魏特琳一方面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秋季学校仍照原定日期开学；另一方面则未雨绸缪，带领校工在校园里做战时防备工作。先把3幢校舍的地下室清理干净，以供员工及学生躲避日机空袭及贮藏贵重仪器等物；又将金女大的重要文件装箱打包运送到上海；同时还请中国及德国军事专家来校指点，挖建了4条防空壕，以备空袭时大楼地下室容纳不下的人使用。
作为一个基督徒，她天天都为中国祈祷，希望中日两国能避免战争，能有一个安定的时空，以便继续发展教育事业。然而，魏特琳的希望破灭了，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两日后，日机开始轰炸首都南京。当晚，魏特琳带领6个校工在女生宿舍北面的走廊用沙袋垒起了一条防空壕，以备学生夜间就近躲避空袭而不必到远处的地下室藏身。次日，她又把校工分成三组，分配救火任务，一旦遇到火情可立即施行扑灭。
16日晚，美国大使馆下令美国妇女及儿童撤离南京，魏特琳与另外两位女士以职责为由，提出必须留在南京。8月27日，十几架日机同时空袭南京，倾泻的炸弹不长眼睛，殃及民居、学校和医院，许多无辜百姓、病人和医护人员不幸罹难，伤亡惨重。同日晚，美国大使馆再次下令撤退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侨民及使馆的妇女。大使馆给魏特琳送来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表示如果她不撤离南京，今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大使馆概不负责。
魏特琳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但认为自己责任重大，此时此刻绝不能离开南京。
9月19日下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在上海向各国驻沪领事馆发出通知，声称日军将于两日后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期尽快结束战事。次日，美国大使馆官员帕克斯顿来到金女大，向魏特琳通报了这一消息，力劝她暂时离开几天，以免发生意外。魏特琳不便当面拒绝，婉言待她与另一位决定留下的凯瑟琳夫人商议后再做决定。
可几个小时后，她们分别致函美国使馆，直言在“这个非常时期”，留在南京可能多有助益，决定与中国同仁一道驻守金女大。
尽管国际社会对日本野蛮轰炸中国首都等城市进行了严厉谴责，但日本早就把国际公法置之脑后，他们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对南京实施不间断的轮番轰炸。到了10月底，留守金女大的人除了魏特琳以外，只剩下11个职员和3个教员，而凯瑟琳则于月初赴武汉金女大分部教书。
眼见南京情势日益危急，魏特琳力劝吴贻芳校长去金女大在武汉及成都的分部视察，以及探询未来在大后方复校的可能性。吴贻芳不忍离去，经她三番五次的劝说，于12月1日乘船去武汉，留下魏特琳一人主事。
为了面对无法预料的局势，魏特琳与学校总舍监程瑞芳和总务主任陈斐然组成了一个三人紧急时期委员会负责校务。
首先把校园内任何会引起日本人误会的文书及物件全部焚毁；为了防止有人趁火打劫，又将校内保险库里存放的部分现款及前任校长留下的贵重银器送到美国大使馆，请他们代为保存，余下来的小部分现金则分藏于校内不同地方。魏特琳又独自跑到美国大使馆去请教如何保护金女大的校舍及财物，他们建议在校门口悬挂美国国旗，并制作告示让她张贴在学校重要的出入口处的建筑上，以示金女大系美国人所有。
11月15日，由16位欧美人士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备收容及保护无辜难民，德国人拉贝出任主席。安全区于12月初正式设立，辖地3.86平方千米：四面以马路为界，东为中山路，西为西康路，南为汉中路，北为山西路与中山北路一带之地，其中包括意大利大使馆、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及金女大等机构和教会学校。
“安全区”内共设立20几个难民收容所，由国际委员会的16位委员协同刚成立的国际红十字南京分会的会员负责安排，魏特琳出任红十字会会员，金女大被指派为专门收容妇孺的避难所。
魏特琳在受命专门收容妇孺的难民之后，立刻与程瑞芳、陈斐然商议，决定腾出8幢校舍，按照每名难民占地16平方英尺计算，可收容2750名妇女和儿童。她亲自带领员工将校舍腾空清洗，注明每栋的容量，并把每间房间编号。
她还在校门外张贴公告，明示难民们出入校园规则及能携带的物品等事项；又在校园西北角空地上安排设立了一个红十字粥站，以供应难民米粥。为了保护学校安全起见，她叫校工在校园四周升挂8面美国国旗，校内则铺上30英尺大的美国国旗；还将美国大使馆出示的公告四处张贴，明示该校是美国人的财产，以期日军见而止步。
12月8日晚，金女大开始收容第一批女难民。次日，日军向南京城发起猛攻，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日机连续轰炸扫射，城内多处起火。大批难民涌入“安全区”避难，栖身金女大的妇孺有300人左右。
12月12日下午，南京守将唐生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下令撤军，随后便开始渡江。至此，虽有部分军人仍在抵抗，但南京保卫战已告结束。
慌乱之下，命令未能及时完全下达各部，一些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守军，一部分战死阵地，另一部分则换上便衣，纷纷躲到民舍或“安全区”避难。其中有些逃到金女大校门口，请求门房给他们便装更换；还有些人把身上的军装及武器抛入金女大校园里，员工连夜把这些军装焚毁，把武器沉入池塘，以免滋生事端。
12月13日，侵华日军由谷寿夫所率的第六师团从中华门、雨花台和光华门入城，南京陷入敌手。随后，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及各种暴行就此展开。在日军疯狂地烧、杀、奸、掠之下，南京面目全非，城里城外全是尸体，到处断壁残垣，原本繁华的街道多已化为焦土，夜间火光冲天，白日黑烟迷漫，再加上时刻听闻的枪声和哭嚎声，一片恐怖凄凉的气氛。
21日晚，魏特琳在金女大校门口守夜，门房对她说每天好像“度日如年，生命已失去了意义”。是夜，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可悲的是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前途，这个原是有生气、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已是一个可悲、令人心碎的空壳子了。”中外人士，即便是日本记者也都直言，南京已成了地狱的代名词。
南京国际委员会的美籍人菲奇就写道：“今天，它（南京）是一座被掠尽、烧尽的废墟，十天来都是在完全无法治紊乱中度过——是个人间的地狱。”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在他的《外人目睹中的日军暴行》中称：劫后的南京城，宛如“人间地狱”。时任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铃木二郎在他的《我目睹了南京的那场悲剧》一文中说：南京的惨状，不啻是“一幅地狱图”。
沙溯因在他的《如此江南》一文中，引用了一个中国目击者的话说：“假如神话里的地狱果然存在，我想经过南京浩劫的人，也绝不会怕进地狱了。
日军惨无人道的大肆屠戮使南京成了恐怖之城。虽然“安全区”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罔视它的日本人依然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但在主持“安全区”的20多位欧美人士力主正义之下，尽力阻止日军行凶，挽回了许多无辜百姓的性命和清白。在这其中，魏特琳可谓居功至伟。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女性，每天如同生活在地狱中，日军恣意纵欲，她们成了最大的牺牲品。为了保护这些妇女免遭厄运，魏特琳殚精竭虑，操碎了心。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部分工作人员（中间坐者为魏特琳）金女大自12月8日开始收容第一批女难民，到了11日，已有850名妇孺入住。到16日晚，在金女大避难的妇孺已多达4000余人。在南京沦陷后的四五个星期，日军完全无视校园内的美国国旗以及张贴有美国大使馆的告示，每天都要到金女大滋扰，一日十数批，或抓人、或强奸、或抢掠。
魏特琳发现，对付这些野蛮的日本兵，绝非美国国旗或大使馆告示能使他们望而却步，但有着白种人面孔的外籍人士在场，多少还可以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应她的请求，自15日起，国际委员会每晚都派一位在“安全区”义务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到金女大守夜。魏特琳本人则从早到晚不是守护在学校大门口，就是随时准备应对员工的叫喊，以便尽快赶到有日本兵出现的地方，阻止他们施暴。
由于魏特琳挺身而出，许多到金女大行凶的日本兵见其身影或闻其斥责就拔腿离开；但也有因没能得逞而恼羞成怒的，他们拿出刺刀相威胁，更有甚者竟掴她耳光。当时躲在“安全区”的中国守军营长郭岐在他的《陷都血泪录》中写道：“日本兽兵如果来了（金女大），她（魏特琳）即不顾一切抵抗，不准进去，说理不成，有时动武，同兽兵搏斗。
听说有一次被日本兽兵打了几个耳光，人人为她担心，有人上前向她安慰，然而她始终如一地奋斗到底……”之后，不断有日本兵强行闯入学校，并在室内公然强暴妇女。无奈，魏特琳只好三番五次去日本大使馆抗议，但都无济于事。为了阻止日本兵在校园奸掠，魏特琳每天累得精疲力竭，深感体力不支，于是决定集中全力以保护女难民不被日本兵强暴为重，至于财物，只能退而求其次。
金女大收容了4000多妇孺，早已超出预定容量。
可日寇暴行有增无减，在恐怖笼罩下的女难民无处藏身，于是大量涌入校园。12月22日，避难人数达到顶点，超过了12000人，大厅和走廊里都住满了人。由于缺少住所，许多人只能睡在水泥路和露天草坪上。尽管如此，仍有很多惊恐的妇女苦苦哀求，希望能进校避难。魏特琳看着那一张张充满忧伤悲情的脸庞，慨然敞开大门，留下她们。
为10000多名妇女提供庇护，无疑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而保护众多女性免遭日军暴行，就更充满挑战。虽然金女大收容所无法做到绝对安全，但相对而言，这里要比校园外安全许多。
1938年1月28日，日军下令关闭“安全区”里的难民收容所，规定所有难民必须在2月4日以前回到自己家中，并宣称会维持南京市内的治安及秩序，限制日本兵在一定区域里活动。
国际委员会惟恐日军会用暴力取消“安全区”，决定力劝难民遵行，于是部分难民纷纷回家，可不少人一到家中，仍遭到日军的强暴和抢掠。当时留在金女大避难的妇孺仍有5000多人，女难民集体乞求魏特琳，在日军限定的回家期限过后，仍让她们留下来，因为这里安全，而回家恐遭不测。魏特琳见状，决定尽自己一切所能。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自此，“安全区”不复存在，原“安全区”里25个难民收容所中有19个被关闭，只剩下金女大等6个。魏特琳把校中员工组成事务、督导、教育和健康4个小组，分别为留校难民继续服务。在这里，她们不仅安全基本得到保证，食宿也大致无虞，而且还有机会读书识字。这“地狱”中的“世外桃源”，皆因有魏特琳这位保护神存在。
不久，国际救济委员会决定在5月31日前关闭尚存的6个难民收容所。但当时南京的秩序并未完全恢复，日军的各种暴行屡有发生。魏特琳决定将继续收留保护800名年轻妇女。她为成年女子开办工艺班及实验班，提供急需而实用的技能；为适龄女生办实验中学班，教她们文化课。她还计划为农村妇女开设相关课程，甚至考虑未来在金女大校园旁建一所成人学校，让四邻的文盲有机会受教。只可惜这些尚未实现，魏特琳就病倒了。
体力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终使魏特琳的健康每况愈下，她无法再胜任这样的工作，不得不离开金女大这个“家”，离开她深爱的中国。
在南京大屠杀那段悲惨的日子里，受过魏特琳保护与帮助的女难民和家属都亲切地称她为“活菩萨”“观音菩萨”。但魏特琳强调，金女大之所以能保护10000多妇孺，实则归功于留校员工们日夜不懈的集体努力。中国政府为了感谢魏特琳，于1938年7月30日秘密授予她赠给外侨最高的荣誉——采玉勋章，并通过特别途径，把勋章送到沦陷区南京美国大使馆转交给魏特琳。这对她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1939年，国民政府授予十四名美国公民勋章，表彰他们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在南京保护中国难觅所作的贡献。魏特琳是获得授勋之一。1940年5月14日，身心俱疲患上忧郁症的魏特琳不得不离开南京返回美国。次年4月25日，她在公寓打开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魏特琳在南京扮演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角色，为保护中国妇孺的安全而勇敢战斗。这位在日军血腥屠城下护佑妇孺的“活菩萨”也将永远为人们所感念！
魏特琳女士的安息地，位于美国密西根卅雪柏得镇郊，墓碑上书“金陵永生”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