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是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在逐渐远离物理学前沿研究过程中，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在新的领域他精心选择科学史研究题目，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借鉴学习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其著述简洁干净，有诗韵、有趣味。他充分肯定在科技文明主导的时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呼吁更多人投入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的研究、宣传与建设事业。
著名科学家晚年涉足科学史，特别是介入所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不罕见，但博得学界的交口称誉却很难得。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往往下意识地认为撰写历史类的东西，与曾经的纯粹科学研究工作相比，要简单和容易很多。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往往不会去认真领会史学的方法与规范。
戈革先生曾指出：“老年改治科学史的著名物理学家多有不当之举，他们往往在物理学方面很有成就（例如获得过诺贝尔奖），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威望，自己又以为很懂物理学，而且亲自经历过物理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到了晚年，‘随便地’搞搞物理学史……他们往往发表一些高谈阔论，有意无意地‘指教’起别人来。他们的回忆一般很有参考价值，但不可当成定而不移的圣经贤传。
因为，这些学者一般没有受过正式的史学训练，自己也没进行过认真的史学进修，全靠自己的‘经验’来讲话，从而很可能讲出一些十分不妥的话来”。
杨振宁是优秀物理学家成功研究科学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杨振宁投身科学史领域的初衷是什么，对于科学史他有哪些个人独到观点？本文基于对杨振宁相关著述的研究和对他的访谈，将在科学技术史视角下展示杨振宁的思想与作为。
杨振宁的科学史著述，包括对自己熟识的物理学家们的回忆、对物理学特殊领域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做比较、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与经验总结、对未来科技动态的展望以及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观感和建议等等。首先有必要将杨振宁在科学文化与科学史方面部分代表性著述予以集中展示，便于读者对杨振宁的学术视角与兴趣，形成一个总体印象。
1. 从历史角度看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1978）；
2. 几何学和物理学（1979）；
3. 巨型加速器对物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1980）；
4. 对称与20世纪物理学（1982）；
5. 分立对称性P、T和C（1982）；
6. 自旋（1982）；
7. 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1986）；
8. 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1989）；
9. 对称和物理学（1991）；
10. 负一的平方根、复相位与薛定谔（1987）；
11. 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量子化、对称与相因子（2003）；
12. 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观念起源（2014）；
13. 几位物理学家的故事（1986）；
14. 费米教授（1949）；
15. 贺奥本海默60寿辰（1964）；
16. 汤川秀树的贡献（1965）；
17. 爱因斯坦对理论物理学的影响（1979）；
18. 爱因斯坦和现代物理学（1980）；
19. 韦耳对物理学的贡献（1985）；
20. 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2005）；
21. 他永远脚踏实地——纪念恩芮科·费米诞辰100周年（2001）；
22. 沃纳·海森堡（2002）；
23. 吴大猷先生与物理（1994）；
24. 施温格（1995）；
25. 陈省身和我（1991）；
26. 关于理论物理发展的若干反思（1993）；
27. 美与物理学（1997）；
28. 我对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的研究经验（1987）；
29. 物理学的未来（1961）；
30. 关于怎样学科学的一些意见（1983）；
31. 读书教学四十年（1983）；
32. 谈谈学习方法（1984）；
33. 创造与灵感（1985）；
34. 谈谈物理学研究和教学（1986）；
35. 科学人才的志趣、风格及其他（1987）；
36.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及教育问题（1986）；
37. 宁拙勿巧（1988）；
38. 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1991）；
39.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理的印象（1971）；
40. 中美科技交流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1976）；
41. 中国现代化及其他（1979）；
42. 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看法（1982）；
43. 关于中国科技的发展（1986）；
44. 关于东方传统与科技发展（1987）；
45. 关于现代中国科学史研究（1991）；
46.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1993）；
47. 华人科学家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1995）；
48.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2004）；
49. 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2005）；
50. 基本粒子发展简史（1963）；
51. 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1999）。
杨振宁教授在科学史方面的著述，当然远远不限于以上这些。2000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集》收录了包括他博士论文以及更多已发表的重要研究论文的后记或说明，对一些问题的源起、研究思路以及与其他同行关系等等，有明确的细节性介绍。这些文字能帮助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其当年所处的学术与思想氛围，是研究杨振宁教授乃至20世纪物理学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大凡著名科学家，多为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之士。
而向外看去探索自然奥秘和向后看去窥视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并澄清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人类好奇心的两个主要向度。历史上不乏关注科学文化与科学史的著名科学家。对于自己为什么研究科学史，杨振宁在多个场合做过说明。1990年杨振宁在与张奠宙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他研究当代中国物理学家贡献的念头是受日本学者启发而萌生：“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一点中国现代的物理学史研究，介绍和评论一些当代中国物理学者的贡献。
说起来，这还是受日本学者的启发。日本人对本国学者的科学贡献研究得很透彻，而且‘寸土必争’，著文论述……说起来，对本国学者取得的科研成就确实应该认真对待。中国前辈科学家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成果更应该珍视。正是在这种刺激下，我开始做一些工作。”
杨振宁认为，正本清源，客观正确评价中国学者的科学贡献、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成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我想，整理和评价当代中国学者的科学贡献，应当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应当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不可马虎。”之所以亲自捉刀上阵，是因为杨振宁清楚，科学界著名人物的影响力非普通学者所能比拟，有些问题由他撰文更会引起关注。
谈及某项具体物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他说：“奥本海默对这段历史很清楚，如果他健在，我去问他，他的话会更有说服力。我想，这类事还得靠大家来做……事在人为，做和不做是大不一样的。”基于自己对于科学界常见做法的了解，杨振宁认为，科学的历史研究非常必要，有助于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得到客观而公平的认可。
他早年曾给中国科学家提出建议：“应该看到，一般人引用文献时，总是喜欢多引自己熟悉的、认识的或者打过交道的学者的工作。由于中国学者过去与国际交往较少，别人不熟悉就容易被忽略。所以，中国学者多参加国际交往，注意国际合作，还是很重要的。”
杨振宁这段话的含义很明显，中国科学家要主动地想方设法，让世界了解我们自己的工作成果。
杨振宁研究科学史，不仅出于为中国科学家争得应有荣誉的责任感，还与历史学家朋友的影响有关，在他面对自己“年纪大”的事实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可由2006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他的一段话看出：“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为冲锋陷阵。年纪大的人冲锋陷阵的本领不能和年轻人相比，这点和文学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比我大三四岁吧，历史学家，比我大三四岁，著作和研究还是在前沿做得很好。
我现在基本上渐渐从最前沿退下，改走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注意的是过去一两百年学术上发展的总趋势。我到各地去演讲，讲题都与这有关。这些年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
在杨振宁的科学史著述中，《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和《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是两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能鲜明体现杨振宁科学史领域著述的学术特征。
《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为李炳安教授与杨振宁先生合作完成，该文介绍了1930—1941的10年间，国际物理界围绕中微子问题的理论探讨以及实验研究。文章指出，令人遗憾的是10年里“没有人能提出简单而又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证实中微子的存在”。为中微子研究带来突破性思想的是中国年轻物理学家王淦昌。1941年他撰写了名为《中微子探测之建议》的文章，并投稿美国《物理评论》，1942年文章发表。
王淦昌的文章开宗明义，明确而果断指出：“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唯一希望。”这一观点直击肯綮。当时因日寇所迫浙江大学暂迁于贵州，难能可贵的是王淦昌在随浙大流亡到遵义的困难时期写出了此文。王淦昌在文中建议用7Be的K电子俘获过程探测中微子的存在。
从1942年王淦昌的文章发表之后，国际上一些实验物理学家，如阿仑、莱特、施密斯、楼德拜克、戴维斯即依照王淦昌的建议，先后分别开始实验工作。1952年先是由楼德拜克与阿伦合作得到预期结果，稍后戴维斯也独立得到了预期的实验结果，最终得以确认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这篇文章在清晰交待国际物理界对中微子研究的历史背景之下，精准地阐明了王淦昌文章对于中微子研究的影响和作用。
在回溯物理学历史问题时，该文基于扎实可靠的史料，但是阅读该文，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历史问题认识之透彻、化繁为简后叙述之精准扼要以及举重若轻。这是作者对文中涉及的物理学专业知识了如指掌的功力使然。如果作者对物理知识一知半解或根本不懂，即使拥有同样甚至更多的文献资料，也断不能成就此文之说服力。
《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一文仍为李炳安与杨振宁二人合写。
文章首先介绍1930年英国物理学家泰伦特、德国物理学家霍普费尔德以及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赵忠尧，都各自独立在实验中发现了钍C’’的能量为2.65百万电子伏特的γ射线被重元素的“反常吸收”现象，并都发表了相关论文。几个实验细节有一些不同，其中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十分平滑没有异议，而迈特纳和霍普费尔德的实验结果不够平滑还引起过争论。但三个实验都证实了硬γ射线在重金属中额外吸收的存在。
这一现象后被称为“反常吸收”或“迈特纳—霍普费尔德效应”。赵忠尧于本年进一步发现了钍C’’的γ射线在铅中存在“额外散射射线”。李炳安与杨振宁通过文献发现，赵忠尧的成果对于其他同行有重要影响。如半个多世纪后的1983年，安德森说：“赵忠尧博士在一个与我紧邻的房间工作，他用验电器测量从钍C’’发射出的γ射线的吸收和散射。他的发现使我极感兴趣……我们研究从赵的实验可以得出什么进一步的结论。
”1980年早川幸男曾转述奥克里尼对赵忠尧工作的评价：“奥克里尼对赵的成就评价很高，他讲述了赵的钍C’’γ射线的反常吸收的研究是如何激起了甚至远在英国的他们的有关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狄拉克提出无穷电子海理论。其后狄拉克、奥本海默、塔姆等人对电子湮灭过程有深入的探讨，但没人将其与赵忠尧发现的额外散射射线联系起来。1932年9月安德森发现了正电子。
1933年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才将狄拉克对于湮灭过程的计算结果，与赵忠尧发现的额外散射联系起来，他们的文章影响巨大。而“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的文章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报告了新发现的正电子的大量事例，也由于他们建议了‘反常吸收’和‘额外散射线’分别是由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引起的，这些使物理学家对狄拉克理论的正确性所具有的感性认识发生了变化”。
如此看来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似乎充分重视赵忠尧的成果。然而李炳安、杨振宁文章却细心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李、杨引用了布莱克特与奥克里尼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也许重原子核对γ射线的反常吸收与正电子的形成有关系，而再发射的射线与它们的消失有关。事实上，实验上发现，再发射的射线与所期望的湮灭谱有相同的能量等级。”李炳安、杨振宁肯定这一结论是“杰出的物理记录”。
同时，李炳安、杨振宁还引用了布莱克特与奥克里尼文中的一个注解：格雷和泰伦特，proc. Roy. Soc., A, Vol.136, p.662（1932）；迈特纳和霍普费尔德，Naturwiss., Vol.19, p.775（1931）；赵忠尧，Phys. Rev., Vol.36, p.1519（1931）。
据此李炳安、杨振宁指出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文章中的这个注释是“粗心的历史学认识，特别是注解中有关赵忠尧的部分非常糟糕”。具体而言，存在两个错误：其一，将赵忠尧发表于1930年的文章错写为1931年，这样就错将最早的发现写成了落后于人的发现；其二，这三篇文章与额外散射射线有关，而与反常吸收无关。
经过分析李炳安、杨振宁文章认为：“更重要的是，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的论点实际上仅建立在赵忠尧文章基础上，只是，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个事实被这个错误的不加区别的注解弄模糊了。”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引用的三篇文章中只有赵忠尧的文章给出了正确的关键性的值0.5MeV，迈特纳和霍普费尔德的文章比赵的文章晚一年，并且根本没有发现额外射线。
格雷和泰伦特的文章比赵的文章晚两年，他们在-0.47 MeV处发现了这样一个额外散射射线，但是他们在-0.92 MeV处还发现了一个分量，这把事情弄得非常混乱，并且即使后来1934年的文章中这个分量仍然没有去掉。”基于比本文所述更为详尽的分析，李炳安、杨振宁文章认为：“很不幸由于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文章中对参考文献粗心的引用和由其他实验引起的混乱和争论，赵的文章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在大量复杂的文献中能敏锐地区分彼此的细微差异，从而找到物理学家实际贡献与史学公论不相符合的根本原因，杨振宁在这方面的能力超越常人，这使得他的一些科学史类文章让读者觉得条理清晰、理由充分，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这远非他人轻易所能企及。
本文专门介绍李炳安与杨振宁这两篇文章，还因为要说明一个道理。
王淦昌的文章，在中微子研究走不出关键一步时一语道破天机，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且明确提出了具体的实验方案，但限于条件，他本人没有将合理设想付诸实验。赵忠尧先生的实验研究，精准而超越其他同行得出了最能说明问题的实验数据。但是将他的研究数据与正负电子对的产生于湮灭联系起来的却不是他自己。
因此虽然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的实验研究乏善可陈，但是他们却最早看出了赵忠尧实验结果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他们的文章得到物理学界的更多关注也并非不可理解。王淦昌与赵忠尧两位前辈各自的研究，尽管无可指责。
但是现在做个设想，不考虑条件限制，如果王淦昌不仅提出实验设想，而且自己测出了理想的实验结果；如果赵忠尧不但最早得到理想实验数据，而且适时将其测量结果与正负电子对的产生与湮灭联系起来，那么不难想象，都发表于美国的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一定会大大加强。当然笔者的这两个“如果”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但仍然值得从事实验研究的科学家认真对待。
由前面所列杨振宁科学史领域部分著述以及上面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一如在科学研究领域善于选题一样，杨振宁在研究科学史过程中善于选择重要题目。
除上面所例举的两篇文章外，《从历史角度看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几何学和物理学》《对称与20世纪物理学》《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量子化、对称与相因子》《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观念起源》等文，都是以一个重要选题为视角，历史地诠释了20世纪物理学一次次思想的革命性发展，以及一桩桩重要成就的取得。
在邮件往来以及与杨振宁先生谈话过程中，本文作者也能深刻感觉到，年过90的杨先生思路清晰、敏捷，捕捉瞬间出现的问题之能力仍然极强。
2016年5月6日在与杨振宁先生交谈时，我们谈到了费米和玻恩。有著述认为费米在哥廷根学派玻恩教授手下那近乎一年时间里状态不好，几乎没做什么。本文作者说根据约当的回忆，费米当时承担了学派一个问题的研究。玻恩在写给迈耶夫人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费米那时不是表现不好而是太好了。
杨先生对此非常感兴趣，他说：“你如果能够把那个时候费米做了些什么、当时他跟海森堡、泡利以及玻恩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会写成非常重要的文章。”在阅读了本文作者的一些著述后，再考虑到费米等人谈到玻尔时的态度，杨振宁曾向本文作者提出过一个他很大程度上属于直觉的判断：玻恩学术地位和声望与其实际贡献不成比例，很可能与玻尔的一些行为有关。杨先生建议本文作者注意这一点。
虽然由于文献不足，本文作者至今尚未能将杨先生的建议变成现实，也未能证明杨先生的直觉性设想，但是非常佩服杨先生看问题的洞察力与敏锐性。敏锐性与洞察力是善于选择研究课题必备的天赋。是否善于选择研究课题，对于学者或科学家都至关重要，这既决定着他们学术道路是否顺畅，也将最终决定其学术贡献的大小。毫无疑问杨先生是这方面的高人。
如同戈革教授所说，著名科学家治科学史，必须把握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技巧与规范，否则难免失败。对此在科学史方面沉浸甚深的贝尔纳也有过告诫性论断：“一个未在历史研究的技术上受过训练的忙碌科学家而企图把历史的这个形象认真而全面地加以分析和陈述，那就简直是狂妄。
”杨振宁能奉献出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精品之作，与两点相关：首先作为科学家，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小说、诗歌、历史、书法、绘画与雕塑等等，他都阅读、都欣赏；其次，他有专业历史学家朋友，了解历史学家工作的特点与方法。杨振宁极为欣赏历史学家何炳棣的研究工作。本文作者与杨振宁先生面谈时，也曾谈到与科学技术史有关的若干话题。这些谈话对于在科学技术史视角下近距离展示杨振宁教授及其观点，大有帮助。
当然有些对话是临时即兴而起，因此也许不能视为杨振宁教授深思熟虑的观点。
杨振宁在科学史研究中，重视史料、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研究科学技术史，或者在更小的范围说研究物理学史，意义应该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比如您的物理学史研究，有的就是直接为物理学家服务。有的物理学家工作的意义没被学界认识到或未被充分认可，但是您把它挖掘出来了，让更多人了解历史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本身就很重要。这是直接为物理学家的工作负责任、为历史负责。
杨振宁认为，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以及对物理学专业知识的深刻理解，不仅对于物理学尤其理论物理学研究至关重要，也是一项重要的科学史研究所需要的。研究有些物理学史问题，不对历史文献中的物理知识做细节的比较分析，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我想研究其他科学学科的历史道理也是一样。科学史研究要严谨、要有理有据。
杨振宁先生不仅从正面阐述在史学研究中，可靠史料的重要性，他在与本文作者交谈时，还曾严肃批评国内著述抄袭现象以及一种文学化虚构的历史类著述。
在阅读杨振宁先生的著述时，其文风给本文作者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用语简洁、准确且意味深长。这是一种极高的叙述与表达的境界。杨振宁先生关心科学史研究，有一次曾问笔者：“你研究玻恩，研究经费怎么解决？
”笔者回答：“对于普通高校的普通教师个体而言，目前研究物理学史甚至整个科学史，研究经费还是个大问题。科学技术史作为一级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科目录中，没有科学技术史；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学科中，除天文学史、冶金史在册外，科学技术史也不在所列明确资助的学科范围之内。我个人前几年去剑桥，申请的是李约瑟研究所的李氏基金；这几年的研究，完全靠侥幸从物理学科申请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杨振宁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表示，愿意找机会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期望沟通，建议将物理学史研究明确列入资助范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