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先生对中国的物理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8年是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由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编写的《叶企孙文存》（增订本）近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以此缅怀先生。李政道为《叶企孙文存》（增订本）作序。叶企孙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老师的老师。1945年，我从当时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转学，插班到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叶先生教我们电磁学。
我在浙江大学的物理老师王淦昌教授是1925年叶先生创办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学生。据王先生说，一开始物理系的老师只有叶先生一人，所有的物理专业课都由他一人主讲。我进西南联大后，有幸遇见了吴大猷先生。吴先生的老师饶毓泰教授和叶先生、吴有训、胡刚复并称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四位先驱。1946年，经吴大猷和叶企孙两位老师的举荐和帮助，我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
说来凑巧，在我入芝加哥大学前二十八年，也即1918年，叶先生以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921年在Ｗ．Ｄｕａｎｅ教授指导下，与Ｈ．Ｈ．Ｐａｌｍｅｒ合作，用Ｘ射线法重新测定了普朗克常数犺值（6.556±0.009）×10－27尔格秒（其不确定值度为0.14％），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公认为最精确的值，在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十余年。
叶先生后来又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4年学成回国。先后在南京、北京、昆明执教，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又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斗争，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军民提供研制炸药的器材、经费和输送有关技术人员。叶先生是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对中国的物理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8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试验成功时，邓小平先生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祖国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中，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赵九章、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唐孝威、陆祖荫等，几乎都是叶先生培养过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我自1946年离开祖国后，很遗憾再也没有见到叶先生。1993年，叶先生的亲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有三张泛黄的纸片，上面有叶先生批改的分数：“李政道：58＋25＝83”。
原来是我1945年在西南联大时的电磁学考试卷。这份试卷叶先生一直存藏着，直到他含冤去世十六年之后才被发现。当叶先生的侄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叶铭汉院士把这份半个世纪前的试卷给我看时，我百感交集。叶企孙先生的慈爱师容，如在目前。叶先生是我的物理启蒙老师之一，他在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诲和厚爱，对我后来的物理学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非常敬仰他，永远怀念他。
值《叶企孙文存》编辑出版之际，写下以上文字，爰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