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性细胞的基因与改变体细胞的基因有着根本的区别。个体性细胞基因改变会扩散到人群，体细胞基因改变只是改变个人而不会改变人群的基因。以前，西方禁止性细胞基因改变，近年因为有中国科技工作者突破这一伦理红线，西方在犹豫之后有一股技术利益者认为不用固守伦理界限，因为只有西方固守而中国不遵守是白搭。一些西方科学家如美国哈佛大学的Church极力鼓吹支持性细胞基因改造。
今年以来，人类性细胞基因编辑研究不断传来突破性进展的消息，这究竟是人类福祉，还是灾难性风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于2017年11月16日发表《修复人类生殖系细胞的有力理由》回应了人们对于这一影响人类遗传的科学工作的伦理关注。
中国科学家黄军就团队两年前在人类性细胞中首次进行基因组编辑的尝试，曾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议。
但现状是，中国各研究机构对涉及性细胞的研究有严格的伦理审查，却没有明确的法规、政策对开展性细胞基因编辑研究进行规范。就此，处于全球基因组编辑领域前沿地位的北京大学教授魏文胜应《NEJM医学前沿》邀请撰文，综述基因编辑在临床应用中的来龙去脉，并呼吁中国相关部门制定明确的法规、政策，以促进基因编辑在临床领域的良性发展。
作为新一代的基因组编辑工具，CRISPR系统自问世以来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为严重疾病的治疗带来全新契机。以CRISPR为代表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涵盖构建疾病动物模型、辅助细胞免疫治疗、遗传矫正、筛选药物靶点以及病原检测等。目前，直接利用该技术针对一些遗传疾病进行基因治疗已经有了众多的尝试，比如治疗地中海贫血和杜氏肌营养不良等。
然而对于大多数遗传疾病，只针对体细胞的基因组编辑并不能阻止有害基因传递给后代。人们不禁会想，能否在人类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从而从根源上完全实现致病突变的遗传矫正？
在2017年11月16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哈佛大学的George Church教授针对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Church教授首先对2017年8月份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篇关于在人类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的文章进行了评述。
Church认为该文章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只针对突变基因位点的特异编辑、通过转染Cas9蛋白降低脱靶效应、将精子与Cas9 RNP一同注射进MII期的卵母细胞从而避免镶嵌型胚胎的形成。这项工作使携带正常MYBPC3基因胚胎的比率从对照组的低于50%提高到了72%，且没有观察到脱靶现象。Church因此认为，在这样的结果面前，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来重新思考进行人类胚胎编辑的可能性。
早在2015年4月，中山大学的黄军就团队首次报道了在异常受精的人类三倍体受精卵中进行基因组编辑的尝试，这项工作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议，特别是人们担心人源受精卵的基因编辑所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一方面，不成熟的基因组编辑技术产生的脱靶效应会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可遗传的基因改变可能会扩散到群体中，有必要对任何此类基因改变做出安全预测和评估。
人们的另一层担忧是，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和法规约束，人源胚胎的基因编辑有可能会被滥用，比如制造“完美婴儿”或者具有增强性状的“超人”等，造成严重的伦理问题和社会不公。
Church认为，因恐惧未知的风险而裹足不前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每年全世界出生的1.3亿新生儿中，大约有700万携带严重的遗传疾病，如果能够对胚胎进行筛查或者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矫正，将会造福人类。
Church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理由，比如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能够减少流产和胚胎的遗弃，这符合西方文化传统中“胚胎是人”的道德范式。在美国国会通过的2016综合拨款法案中，联邦基金被禁止用于研究对人类胚胎进行可遗传的修饰，对此Church反驳道：罹患癌症的“准父母”们需要接受化疗，这个过程会引起随机的生殖系突变，岂不是这种治疗也应该禁止吗？
对于基因编辑可能用于无法取得后代知情同意的“人类增强”，Church认为，人类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各种“增强”，比如教育和居住环境的提升、通过接种疫苗获得免疫等，这些大多没有征得子孙后代的许可。其实，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计划免疫，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实现了群体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