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是一个从古至今热衷讨论的话题。从人类早期的神秘主义解读，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再到现代行为学和脑成像验证研究，催眠逐渐显露出它作为一种独特意识状态的面目。研究人员发现催眠的确能够引发幻视、幻听等认知扭曲，通过研究其背后的脑神经机制，将催眠用于心理疾病和临床疼痛的治疗，或许能更好地造福于人。
催眠（hypnosis）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的词根来源于希腊神话中可以令宙斯昏睡过去的睡神Hypnos。
不过，催眠与真正的睡眠或梦游状态十分不同。催眠状态下，人们通常仍能保持清醒的意识和甚至是比平常状态下更为集中的注意力。而睡眠状态中，清醒的意识和注意力则无从谈起。值得一提的是，在催眠状态中人们会出现短时工作记忆的遗失或幻觉性记忆，即将没有发生的事当作发生过（Kihlstrom, 2003），这一点与梦游状态时的记忆遗失较为类似。
在梦游状态中，人处于一种低意识状态，工作记忆暂停，却能够执行一些清醒状态下的任务。梦游是一种睡眠失调症，在严重情况下，病人甚至会做出威胁生命安全的行为譬如自杀（Remulla & Guilleminault, 2004）。
许多文化中，催眠被认为是具有特殊神力的疗愈工具。古埃及和古希腊都有“梦之神殿”，在那里，治疗者可以通过催眠来治愈病人。18世纪，奥地利医生麦斯迈提出了催眠术这个概念。
早期，麦斯迈认为催眠是一种通过磁力传导产生的现象。19世纪，英国医生布雷德发现东方文化中存在类似的现象，并将其正式命名为hypnotism。布雷德提出，在催眠中，病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事物上，从而排除其他干扰的行为，否定了催眠是一种磁场作用的说法（Braid, 2008）。
事实上，诱导进入催眠状态的方法五花八门。
最经典的例子，包括要求被催眠者注视摇晃的怀表，同时催眠师轻声形容某种情境，来诱导对方进入状态（Barret, 2006）。催眠的意识状态许多人相信，通过催眠，能够窥探到早已遗忘的记忆，深不可及的欲望，甚至是“前生今世”，又或被催眠师完全控制，做出自己意想不到的行为。
2010年的大热电影《盗梦空间》里展现了强烈的催眠因素，主角们在旋转的陀螺（图3）暗示下深入一重又一重梦境中，试图改变梦主的深层潜意识。
在催眠的早期研究中，人们认为意识和催眠有着紧密关系。与布雷德同一时期的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和显意识状态的区别，显意识是即刻被察觉的思想活动，而潜意识昭示了心灵深处的欲望。弗洛伊德早年认为，催眠解放了被压抑的记忆（Schacter et al., 2009）。
然而布雷德认为，催眠现象下，人们对于直接的语言指令有着高度的服从性和敏感性，是一种显意识而非潜意识的表现，因为催眠状态本身必须建立在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之上（Braid, 2008）。许多现代心理学者的看法与布雷德一脉相承。
在现代心理学中，催眠被认作一种注意力极为集中的意识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被催眠者的注意力由外部世界转向个人内在，更容易接受语言行为暗示，并且有可能产生幻视、幻听，或肌肉状态的改变，譬如僵硬或放松（Burrow & Stanley, 2001）。而在流行文化的概念中，催眠似乎与潜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电影和文学艺术中，通过催眠，人们得以挖掘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渴望和创伤性的回忆，释放出平时不知道的人格。
早前，已有科学家发现，进入催眠状态的大脑或许存在独特的活跃模式（Gruzelier, 2006）。2011年，在PLoS ONE期刊上登载的一份眼动追踪研究，进一步昭示了催眠状态存在的可能性（Kallio et al., 2011）。与清醒的控制组相比，进入催眠状态的被试显示出独特的眼动轨迹和瞳孔反应（图4）。
在这种被称为恍惚凝视(trance stare)的情况下，被试的眼动模式表现为眨眼频率下降、瞳孔缩小，以及在实验任务中明显缩短的眼动距离。有趣的是，清醒状态的控制组被试无法模仿这一模式。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催眠的具体感受，但可以肯定，被催眠者处在一种独特的意识状态中。
近两年，陆续还有实验显示，在催眠状态下的被试或许可以对时间、色彩、视觉、痛觉等方面的感知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脑成像利用脑电图（EEG）、功能性磁共振（MRI）、断层扫描（PET）等方法，对催眠状态下的大脑活动取得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肯定（Fingelkurts et al., 2007; Dienes & Hutton, 2013）。
具体地说，较之清醒的控制组，被试对时间的感知会明显缩短，也就是说，对于被催眠者，主观时间流逝感觉更快；同样的客观时间片段，对于清醒者而言更长（Noreika et al., 2012）。这或许意味着在催眠的状态下，“山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并非不可能。在《盗梦空间》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设定，即越深的梦境中时间主观流失得越慢，这也就意味着主角一行人达成任务的时间越有限。
2013年Koivisto等人进行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快速连续视觉呈现任务中，催眠暗示能够改变某些被试所见到的目标图案颜色（例如，“所有三角形都是蓝色的”）；这一改变伴随着脑电波中显著提升的贝塔波振荡；当实验人员要求被试在清醒时模仿这一行为时，脑电波没有出现相应的高频振荡。
此外，被试并不记得暗示的内容，这或许可以排除被试刻意按照实验人员暗示来反应的可能性（Koivisto et al., 2013）。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视觉改变。在一项研究（Schmidt et al., 2017）中，催眠状态下的被试被告知面前的屏幕被一块木板所覆盖。当然，他们仍然能够清晰地看见屏幕（图5）。同时，他们被要求完成一项视觉畸变任务(visual oddball task)。
在这项任务中，被试需要累加正方形图案出现的次数（占所有图像出现次数的10%），并在任务结束时报告这个数字。与清醒状态下的表现相比，被试在催眠状态下的正确率减少了20%。同时，脑电图显示，P3b信号，也就是当看见占少数比例图像出现时的大脑活动指标减弱时，被试正确率下降；减弱幅度最大的人群计算正确率的下降的幅度也最大。有趣的是，初级视觉处理的脑区活动并没有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催眠下的暗示确实改变了人们的高级认知处理。值得一提的是，Schmidt等人的实验再次肯定了Kallio团队的发现，即在催眠状态下，眨眼频率显著减少。催眠是一种极有可能存在的意识状态。
催眠对于痛觉知觉（图7）的影响，是同类研究中时间较长、临床影响较大的一个主题（Lanfranco et al., 2014）。
早在2004年，Derbyshire团队就发现，催眠能够在没有相应外在刺激的情况下促发痛觉。这个实验中，功能性磁共振用于呈现被试大脑中的痛觉矩阵，即与痛觉相关的各个脑区组成的神经网络。结果发现，在催眠暗示下，痛觉矩阵的活跃程度比当被试想象某种疼痛时更强烈。
反过来，催眠暗示也能够减轻痛觉感知，其生理机制是通过激活大脑前扣带回（ACC）和右侧纹状体外皮层活动（Faymonville et al., 2000）来实现。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在临床上有所应用，包括减轻幻肢疼痛（Mack et al., 2013）、慢性癌痛（Sohl et al., 2010）以及手术过程中缓解疼痛等（Facco et al., 2013）。
相对于认知科学方面的研究，催眠在心理学和医学的临床应用上有着更长的历史，涵盖了早期的催眠疗法，到现代行为认知疗法，以及以上所提到的临床疼痛纾缓（Rosen et al., 2001; Montgomery et al., 2007; Jensen & Patterson, 2014）。催眠作用下，人们对外在暗示更敏感，也更容易接受，由此为积极的行为和认知改变提供了基础。
2005年Bryant等人进行了一项对照试验，将患有急性压力症候的被试者分为三组，一组进行行为认知疗法，一组在此基础上结合催眠干预，另一组则只参加支持性心理咨询。结果显示，结合催眠的一组在干预后六个月内，更少地重历病发时的症状，也恢复得更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相当多文献描述了催眠在犯罪现场（记忆）重建、法庭证词等方面的作用（Dywan & Bowers, 1983）。
然而近年来，这一做法的可靠性正受到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的质疑（Mazzoni & Lynn, 2007）。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人群对于催眠的敏感性不同，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接受催眠。对于催眠抱有较强认可度和积极态度的人群更容易接受催眠。
通常，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哈佛催眠敏感性群组量表（Harvard Group Scale of Hypnotic Susceptibility）（Shor & Orne, 1963）来寻找和确定对催眠较为敏感的人群。这样的人群对催眠有较为正面的态度和吸收能力（absorption）（Jamieson & Sheehan, 2002）。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催眠更加敏感的人群也具有某些独特的脑区活动（图8），譬如左额外侧和前扣带回结构的强连接（Gruzelier, 2006）。
综上，催眠是一种有较大概率确实存在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受到催眠的人呈现出独特的大脑活动和感官认知体验，某些脑区较清醒状态下更为活跃，而部分大脑活动则受到抑制。临床验证表示，催眠对于病人的疼痛管理有较为可靠的效果。也许有一天，催眠能够作为一种常规干预手段舒缓人们的身心疾患。未来如何，还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