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念祖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史家，长期致力于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值戴先生75岁寿辰之际，大院er推出了这篇访谈录。在访谈录中，戴先生回顾了自己走上物理学史研究的早期经历，并重点讲述了自己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交织在一起的科研历程与人生道路。这篇访谈细致地展现了一位科学史前辈在治学与修为方面臻美的境界。
王君秀（以下简称“王”）：戴先生，您好。您在科学史所从事科技史研究几十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说，您称得上是中国物理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退休后也一直关注研究所的发展。您学术生涯里已经取得的成果是与研究所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吗？
戴念祖（以下简称“戴”）：我是1942年出生的，我们研究所是1957年1月成立，1964年我从厦门大学毕业来所里工作，到2002年退休，在这里度过了38年的岁月。我的学术生涯里最重要的成果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尤其是80年代以后。2002年到现在，又过了14年，我的一生就这样过来了，一晃到了古稀。可以说我的人生基本上是与研究所交织在一起的。
王：以上是您对人生的时间节点做了大致的梳理。确实是这样，您一生最黄金的阶段都给了研究所，给了科学史研究。
戴：1975年10月，我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中国古代的极光记载和它的科学价值”一文，当时的科学文化作品大都带有政治痕迹。这一篇文章突出了纯学术性的特质，文革结束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科学界前辈、科学史家钱临照院士评价这是“十年动乱中第一篇不穿靴戴帽、不喊政治口号的文章。”该文发表后三个月，英国New Scientist杂志对此文发表了专题评论。
王：您的“中国古代的极光记载和它的科学价值”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受到了关注。这在当时应该是不容易的。您能再详细地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并谈谈写作的背景吗？
戴：好的。运动后期，形势稍微轻松了点，我当时已经成家了，在家里读了大量的历史书，整理出这一篇文章。
我利用北极光的历史记录，把它变成年表，一年又一年，中国看到几次，朝鲜看到几次，记录下来，画出曲线图，进行数理统计，发现在11世纪宋朝时，地球的磁北轴，不是在加拿大格陵兰岛，而是偏向西伯利亚。以前用考古地磁，谁也不敢肯定。我的文章出来后，给出了更可靠的依据。现在磁北极停在格陵兰岛有200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还会有移动，这就叫做地球磁北极的长期漂移。
王：那这篇文章应该算是您在科学史界发的第一篇重量级的学术论文。它对您今后的科学研究有什么影响呢？
戴：英国的杂志转载后，我扩大了对北极光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陈美东先生合作，连续几年时间收集整理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历史上的北极光记录，并据此探讨了太阳活动的历史规律等课题，又发表了三篇相关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受到科学界的广泛赞许，《光明日报》还做了专题报道。可以说70年代后期，我的学术研究重点就是收集北极光的历史记录并做相应的科学研究。它让我学会了如何搜集史料、分析问题。
王：所里的科研工作完全恢复正常大概是在哪一年？
戴：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个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那时起，所里的科研工作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大会前夕，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科院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改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短期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1978年1月，研究所重返中国科学院。
王：那您就此投入到物理史的研究中了。您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刚恢复科研之后的几年里，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吗？
戴：刚开始恢复科研的那两三年，我翻译了两本《物理学史》，一本是德国劳厄的，一本是美国霍尔顿的。这两本都是经典的物理史著作，对于了解西方物理学史的进程很有帮助。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曾到过中国，但具体时间和情况却并不清楚。
1922年爱因斯坦应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到日本讲学，来回两次路过上海。我花了整整2个月时间，到清华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去查当时的报纸。中国政界怎样欢迎他，他说过什么话，留下了什么墨宝，报纸上都有报道。我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叫《爱因斯坦在中国》，发表在1979年第2期的《社会科学战线》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从那以后，凡是在著作中涉及到爱因斯坦来中国时间的，都是以我这篇文章为依据，至于作者是否注明出处，就不一定喽。
王：据我所知，除了爱因斯坦外，您在牛顿对中国的影响方面也有专门研究，也介绍一下吧。
戴：1987年，时值牛顿的巨著《原理》出版300周年，世界各大国开会庆祝。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等8个学会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受中国科协书记处委托，由我负责组织了这次纪念活动，并作了报告。会议结束第三天，英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就约见我，非常肯定这次会议的意义。
王：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直到2000年，是您的学术活跃期，研究所也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请您谈谈这个阶段的所里的科研情况。
戴：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所有一个优秀的、值得提倡的传统，那就是大家善于合作，注重团结。这是由我们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可以说科学院、工程院有什么研究所，我们所就有什么学科。在这么广泛的领域里，想做出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一定要精诚团结，相互尊重。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科研人员要注重学科内部的交流磋商，也要注意学科之间的沟通，毕竟都是科技史大范畴内的，有共通的地方。
王：您说的很好，作为研究所的一份子，是要以研究所的利益为重，不仅是因为这是大家安身立命之所，更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史所人的学术精神在这里，我们要好好地继承和发扬。
戴：你说得对，除了要团结合作之外，还要有淡泊名利的心境，安下心做学问，才会有收获，有突破。“文革”结束后，几十年积压的人才都面临着评职称的难题。
1986年，所里第一次公开评职称时，我在跟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的通信中提及这一事情。他在信中写道：你的成果已经称得上教授了，还评什么职称！他这么说是因为我对北极光的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但是，当时尚有多位年长者在前，所以，我理应等一等。我于1986年评上副研究员，1990年才评上研究员。
2004年的院士评选，我已被列入候选人（共50名），并见诸报端，我自愿放弃了申请，并写了一首名为《自画像》的小诗：“二郎八分才，为人太认真。中年多磨难，垂老谈虚名。”讲这个的原因是，希望所里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做好自己的研究，你只要用心做，拿出成果，总会被人认可。不要过多地在职称这个问题上伤神。况且现在的科研条件这么好，经费也相对充足，更是要有蓬勃的心态去投入到科学史研究中。
王：还有一部物理学史的丛书著作叫《中国物理学史大系》（简称“大系”），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前后出版。该丛书在2003年荣获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您可以谈谈这套丛书的具体情况吗？
戴：这套丛书是我、申先甲、王士平、丘光明、王冰等人分别编著而成的。我是主编，撰写了其中的5卷，分别是：力学史、声学史、光学史、电和磁的历史、古代物理学史。从1998年到2002年，我每年完成一本书，不敢懈怠。《大系》的学术顾问是李政道先生，名誉主编是叶铭汉院士。他们二位一直非常关心丛书的编撰工作。李政道先生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我还是那句话，这套丛书是大家团结协作的成果。
王：这确实是一部佳作。您和几位编者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除此之外，您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在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请您也谈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
戴：1990年前后，国家基金委给了4万经费，这在当时算得上很大的一笔钱了。确定了选题之后，编撰者们一点一滴地把20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家在国际上发表的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搜集起来。文章基本都是外文的，找多个单位进行组织合作。
王冰先生对此书译文出力甚多。这本书可以说收录的很全面，还有清朝末年的论文，是非常珍贵的物理学史资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钱三强教授多次到所里来看我，关心此书的进展，并嘱咐我不要太累。这本书花了大概4年时间，动员了很多人参与其中，终于在1993年出版了。可惜钱院长没能亲阅此书，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时间证明，在中国物理史的研究领域，这本书很有参考价值。
王：2002年，您从研究所退休，被首都师范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一直持续到2008年。2010到2014年，您又到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去上课了。这用两个字来形容很贴切，“跨界”，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学术跨界的？
戴：我在首师大那六年既开大课，又开小课，既讲科技史，也讲物理学。2008年，我就出国了，去我女儿那里住了两年。2010年我回国后，就到中国音乐学院去讲音乐了。
在首师大那几年是北京市教委出资聘请我去的；在音乐学院是该校自己出资聘请我去的，我喜欢和大家谈音乐，报酬是其次。去年开始，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要讲什么，让他们给出题目来，慢慢就停下来了。从2011年到2016年，我在《中国音乐学》和《星海音乐学报》等刊物上发了十几篇文章，主要是纠正现在流行的一些错误的理论和概念。如“‘平均律’和‘等程律’术语辨析”、“音乐的定义”等。
王：说到音乐，不能不提到您关于朱载堉的研究，这在学术界也是首屈一指的。您还出版了两本专著。也请您谈一谈。
戴：《朱载堉——明代的科学与艺术巨星》这本书是在1986年出版的。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出了《天潢真人朱载堉》。后者对朱载堉的研究更准确、透彻。朱载堉家世显赫，却不醉功名，一生沉浸在科学艺术研究中，实属难得。我是从1984年开始研究他和他创建的十二等程律的。
他对西方的钢琴调音方法肯定是有影响的，只是西方世界里极少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去寻根溯源，就如很少人去研究1+1=2。我虽然并不精通乐器，但对于它们工作的原理，确实清清楚楚的。他的研究还涉及到很多领域，数学、天文、历法等。他是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王：很多人都是从您的这两本书里了解了朱载堉，也由此感受到传统文化带来的自豪感。几十年来，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一直被西方世界有意无意地弱化或者说是漠视，甚至有些国内的学者也提出“中国古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科技”这一论调，您对此有何评论？
戴：这是站在西方学术立场上提出的观点。西方古希腊时候就讲究逻辑推理。中国古代不强调逻辑，重视所看所想，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总结。
逻辑推理与观察世界是两种并行不悖的思维方式，如同科学殿堂的两根支柱，缺一不可。过分强调逻辑，以为没有逻辑就没有近代科学，是偏颇的。西方近代科学也是逻辑与实验结合的产物，光进行逻辑推理，推出的结论有时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还有另外一个科学的方法——实验。科学正是因为有了假说和实验的方法，才发展成为近代的科学。中国古代虽淡于逻辑，但不代表没有理论。
古代中国人提出了不少重大的理论问题，如相对性原理等等。而且中国古人很注重观察世界，记录事实。中国古代很多科学发现比西方早，只是很多时候停留在了事件本身，缺少科学化的语言对此作出总结或阐述。但因此就否认中国古代科技，是有失公允的，有强烈的“唯西方论”色彩。
王：您一生都致力于科学史的研究，那您觉得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最有价值的研究？科学史未来研究的方向在哪里？
戴：我也经常在想：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最高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大家都在整理史料，发几篇本领域的文章，也不是把英文的文章改头换面，写成中文，甚至翻译整本的英文著作。最好的科学史研究，一是其结论能表述科学本身的发展真相，二是能够为科学研究提供论证。比如：席泽宗院士对古代新星的研究，把历代新星记载整理成一张表，后人可以根据这张表来推算天体演化、星体膨胀。
搜集整理古代史料的目的是为了现在的科学研究作铺垫和实证，这样的科学史才是最好的科学史。除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外，我所做的“北极光记录年表”，是现在研究地磁轴的漂移和太阳活动规律的重要资料。
王：您作为科学史领域的前辈，对青年一代的科技史人有什么寄语吗？
戴：唐代刘禹锡有诗“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书法家欧阳中石曾作“芳林陈叶期新叶，流水前波望后波”之改。立意在“期望”上。我就借用欧阳先生的这两句，期望科学史界的青年一代超越前代作出更为辉煌的学术成果！
王：感谢您接受访谈，谢谢您对年轻一代科技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祝您身体健康，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