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博士毕业后的10年将决定未来学术生涯的高度甚至是格局。虽然这一说法夸张了点，但往后的各种人才计划、岗位竞聘似乎都与年龄挂钩，如果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做出合格的成绩，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很有可能会“举步维艰”。如何规划学术生涯以及如何在短时间内把实验室引领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是学术“青椒”关注的问题。
但对初建实验室的年轻学者来说，阻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既有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困惑，同时也有因经费申请、学生培养等方面的经验不足带来的四处碰壁。今年9月底，在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CSCB）主办的全国学术大会“资深专家见面会”和“职业发展规划”座谈会上，多位资深科学家针对刚刚独立或正在通往独立研究员路上的青年学者如何建实验室，探讨了各种被关注的焦点问题。
初建实验室，有的青年学者一开始就能很好地把握住一个方向，短时间内实现从0到1的突破，进而发展得越来越好，而有些实验室则始终处于跟在别人后面快速跟进（fast follow）的状态，而且有可能还会“跟丢”，甚至“误入歧途”。对此，中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景乃禾研究员表示，“研究方向很重要，研究课题要集中，要跟博士后连起来，不要太散。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周大旺教授表示，生命科学研究周期较长，既要给自己的实验室有一个新的定位，也要延续博后期间一些好的研究方向，因此，跟前导师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新PI开启科研新征程的重要基石。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韩家淮院士认为，从博士后阶段到独立研究员的转换，新PI还要先把自己当作博后而不是教授来看待，把实验室目标定为能否延续博士后期间取得同等的成果产出，有了这样的心态，遇到的很多问题和困难就比较容易解决和面对。
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董晨教授则认为，新建实验室以下三点很重要：第一是方向——要找到自己的目标；第二是效率——在科学领域，经常会有人说“这个问题我前几年就提出过”，但没做出来，idea is cheap；第三是合作——所有的实验室无论大小，不会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找到一位研究方向互补的合作者，这可以带来巨大帮助。
虽然成功的经验值得分享，但《细胞》(Cell)代常务副主编、《癌细胞》(Cancell Cell)常务副主编杨晓虹博士认为，成功的经验不可简单复制，不要仅仅拘泥于攻略和成功秘笈。她借用电影《黑客帝国》里莫菲斯的话，“walking the path比knowing the path，更需要勇气”。对于“土博士”来说，国内现实情况是，许多人连高校的门槛都难以跨入，更别提能做出出色的成绩。
今年10月，曹雪涛当选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他还是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曹雪涛教授是中国本土培养“土博士”的杰出代表。但正如上文所说，他的成功经验“不可简单复制”。随着大量的留学生回国，海外学习经历成为进入高校的敲门砖，即使像曹雪涛这样的本土培养人才，很多高校也因制度的原因，将其拒之门外。
当然我们不排除极个别优秀者，能突破制度的限制，但对绝大多数国内培养的“土博士”来说，上升路线不清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放弃科研，进入中学甚至小学任教。这一评价体系被人诟病不断。除此之外，“青年千人计划”也要求一定要有国外留学经历，即使是近年来频频在CNS三大期刊发文的“土博士”，大门对他们依旧是关闭的。很多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国深造或“镀金”，让自己变成符合要求的“标准人才”。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很多优秀的青年被“逼”了出去，这导致国内即使是出色的导师，也难找到好的博士后，如此局面长期发展，怎能与国外同水平的学者竞争，另他们困惑不已。“只要是人才，就不要分里里外外，只要你有你的想法、追求以及水平，就可以进入人才项目，得到国家的支持，”董晨指出。他同时强调，虽然现在国内有一些好的大学或研究所强调海外经历，但相比那些不是很好的、急需人才的大学，可能不会硬性要求海外经历。
“在美国，很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找到好的科研机构，如哈佛大学之类的名校，他们会去美国南方的一些小的、启动资金不错的研究机构，等做好了，再流动到好的科研机构，只要有工作条件、有想法，其实都有机会。”目前，国内评定人才主要看两个指标：有没有好文章、哪里毕业的。事实上，当好一名研究员，远不止于此，他们需要会组织课题、管理学生以及与同行交流。
曾有一位资深学者对笔者表示，他的一名学生原来实验动手能力很差，经常遭到批评，但后来这位学生自己建实验室后，非常善于管理实验室以及激励学生，实验室发了很多不错的文章，在其研究领域小有成就。因此，做一名合格的研究员，并非仅仅“数数文章”就说了算。热门的研究领域不仅研究者关注，做科学传播的我们，同样趋之若鹜。
因此，很多博士后，尤其是刚从国外颇有名气的实验室回来的青年学者，对热门的研究领域“情有独钟”，总希望通过不断地跟进，找到自己有所创新的突破口。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惠利健表示，追热点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大多数逐浪者都无功而返，甚至迷失了方向。有时候需要花很多年才赶上了一个领域的热潮，成功者属于极少数人，这既需要扎实的前期工作准备，同时也要靠一点运气。
董晨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热门领域的研究，他表示，“我比较关心一个领域的发展，这需要长时间的耕耘。2002到2003年，我就开始做白细胞介素-17（IL-17）细胞因子家族，当时其他学者对这个家族基本没兴趣，所以我们觉得也许有机会。在做的过程中，这个领域突然就火了起来。很多公司如基因泰克（Genentech）也在做。我们开发了很多工具，做了一些敲除或条件性敲除的小鼠、抗体甚至是生化实验。
期间我们发表了一些好的文章，也有一般的文章，但帮助了这个领域的发展，成为它的权威。”从论文发表的角度来看，热门研究领域的文章往往相对容易发表，但小的实验室有时不太容易同兵强马壮的大实验室较量，杨晓虹认为。她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小的实验室就没有发表大文章的机会，“因为竞争导致的时间紧迫，有些热门文章对一些问题没有做得很清楚就发出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热门的工作不一定都做得很深很仔细。
有些不是热门的论文，反而更能看出它的分量和作者的深思熟虑。”“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不要老想进入主流科学，因为一旦成为‘主流科学家’，那说明你的创新能力可有问题了。”耶鲁大学肿瘤免疫中心陈列平教授曾表示。对一个领域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往往是那些能独立思考、不甘寂寞的学者。景乃禾表示，面对冷门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在资源、技术以及人员没有到位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一旦有机会，就把它做下去。
美国德州西南医学中心生理学系主任潘多加教授以个人的研究经历为例谈到，当年他做遗传学研究时，筛选到了调控WNT、mTOR通路的相关基因，虽然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工作，但他觉得这个领域不属于他，于是继续筛选，直至找到调控Hippo通路的相关调控基因，由此才确定了自己研究的大方向，“在找研究方向时，达到你的审美标准，就要沉下来做。”“科学需要合作，这是因为知识在彼此的合作中重新被发现”。
西班牙思想家奥特加·伊·加塞特如是说。对刚建立实验室的青年研究员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各方面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合作是快速成长的关键。合作也是很多资深研究员重视的实验室文化。周大旺表示，要学会合作。他举例到，国外的实验室是三个博后做一个项目，而国内是三个本科生做一个项目，若实验室学生不合作的话，首先就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如何寻找理想的实验室，与之建立合作？
董晨认为，做好一名研究员，不仅要会带领学生一起做实验，同时也要保持思想的敏锐，譬如听一个报告，看演讲人是否是未来的合作伙伴，可以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对于科研上的合作，不同的课题、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阶段，也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认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合作者中需要有一个“大牛”，这样文章才能更好地发表。作为科学期刊编辑的杨晓虹否认了这一看法。
她表示，在初步评议投来的稿件时，不少期刊的编辑只能看到标题和摘要，作者的信息是看不到的。“我们不希望投递过来的论文作者，会影响到我们的决策”，杨晓虹表示，扎实的科研工作，才是论文接受与否的关键。科学需要传承。有关青年研究员如何建立实验室，本文未尽事宜可在由中国细胞学会主办的青年新PI研修班（WLLA培训班）上得到详细回答。
此次细胞年会不仅组织资深科学家帮助年轻研究人员成长，同时也是一次科研成果交流与沟通的盛会。大会共设立了21个分会场，224位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家做报告，共有2000余人参会。近年来，中国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在逐年加大，崛起的生物技术公司也不惜重金四处搜罗人才，参会者从四面八方涌来，亦是中国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一个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