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美国、法国、西班牙……考古学家在多个遗址发现了被砸碎的、被烤过的、带有刀痕的人类骨骼和颅骨，这些伤痕累累的骨骸说明，食人行为曾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篇章。
无论是饥饿的拓荒者、失事飞机的幸存者，还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宗教仪式，吃掉死去同伴的故事都足以令人震惊、恶心——或者，着迷。人们虽然反感这些曾经的新闻头条或者恐怖电影，却依旧痴迷其中。
在很多社会中，食人是绝对的禁忌，人们觉得食人现象应该属于其他文化、其他时代或者其他地域。过去几百年来，人们对食人现象的概念几乎全部来自人类学家的研究，既不清楚也不全面，以至于既不能对这种行为做出绝对的反驳，也没法完全确定食人现象究竟发生于何时何地，为何发生。
新的科学证据正在逐步揭示食人行为的真相。
早在金属发明、埃及金字塔建造、农业起源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繁盛之前，食人行为就已经出现在各个种族和我们的祖先当中。从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村庄到太平洋中的岛屿，考古学家都发现有破碎散落的人骨，有时候这些人骨竟然数以千万计。骨骼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使用更加高端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研究这些人骨破碎的原因。过去几年里，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解释史前食人现象提供了确凿证据。
人类祖先同类相食的现象早就激发了人类学家的好奇心，为了对这种现象进行分类，他们已经研究了数十年。一些人类学家根据食人者与被食者的关系来划分这种行为：（1）族内食人（endocannibalism），即食人者与被食者来自同一族群；（2）族外食人（exocannibalism），即食用外族人；（3）自食（autocannibalism），即包括从咬指甲到由痛苦引发的自食行为在内的一切行为。
另外，人类学家对猜测的或已知的食人动机也进行了分类，分别为生存食人、仪礼食人和病态食人。
生存食人的行为由饥饿导致。据史料记载，此类事件有两例，一例发生于唐纳大队（Donner Party）——1846年底到1847年初的那个冬天，该队队员因为被困内华达山脉而诱发了食人事件；在安第斯山脉或北极，被陷此地的人们也曾因为没有食物而食人。
仪礼食人的原因是家庭或团体成员为纪念死者或继承死者的才能，而在葬礼上食用他们的尸体。病态食人通常是指罪犯食用受害者的肉体，但更多时候是指虚构人物，如电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的汉尼拔（Hannibal）。
尽管食人行为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类学家却将“食人”简单等同于吃人肉的习俗。过去2000多年中——从公元前400年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到20世纪早期，许多旅行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和人类学家仔细考究了很多地区及当地居民。从这些四处游历之人的口中，传出了许多地方的食人故事。从中美洲到太平洋岛屿再到中非，这些故事随处可闻。
不过，以上“传说”经常引起争议。由于人类学家开始到世界各地参与文化交流都是18世纪末的事了，而且只赶上了最后几波交流，因此关于食人传说的许多历史记录颇受质疑。
1979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人类学家威廉·阿伦斯（William Arens）在其著作《食人之谜》（The Man-Eating Myth）中，回顾分析了有关食人行为的历史记录，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他认为，阿兹特克人（Aztec）、毛利人（Maori）和祖鲁人（Zulu）的食人记录不是假的就是不完整的。阿伦斯的质疑很快又受到其他人的质疑，但不管怎么样，阿伦斯成功地让人们意识到，食人者的故事缺乏证据支撑：“对于食人行为的考察，人类学家并没有像考虑其他事情那样，以惯有的标准来查阅文献记录，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严谨。
相反，他们会不加批判地支持某些集体性的意见，支持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不加伪装的歧视”。
阿伦斯所批评的人类学家的偏见并不限于今天，有些人类学家甚至把偏见伸向了考古学记录。随着史前遗址的不断发现，解释食人现象在所难免。1871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一堆原始人和野兽的骨骼混在一起，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究竟是人吃了熊，还是熊吃了人。
然而，古生物学家的做法却像是，一个第五纪验尸官去调查发生在第四纪的一桩‘惨案’，然后很从容地将‘杀人’的罪名加诸于人类身上，为同类相残又增加了一条证据。正直的读者们，你们觉得这像不像是在利用一个已经死去200万年的绅士……”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我所发现的生活》（Life as I Find It）一书中。
马克·吐温发表评论后的一个世纪里，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均称，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直立人（Homo erectus）以及尼安德特人都具有食人行为。据称，从300万年前的史前时代到近代，食人现象均普遍存在。
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对上述结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评估。
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在《骨骼：古人与现代之谜》（Bones: 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s）一书中称，早期人类有食人现象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这一观点，是宾福德回顾了其他史前史学家的研究之后提出的，比如旧石器时代骨骼残骸的构成、所处的环境以及骨骼所发生的改变。
宾福德认为，要真正弄清楚人类祖先的行为方式，需要通过今天的实验和观察，得到更多的基础知识才行。宾福德的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既是对之前那些食人故事的质疑，同时也是一种呼吁：对史前食人现象的研究，需要严谨的方法才行。
如果我们能研究今天的食人者，也许关于食人行为的研究就会简单许多，但这种机会已不大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借助史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一神秘行为，而考古学也因此成为研究人类食人现象的主要方法。
然而，考古学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人们处置死尸的方式之多实在令人惊讶：埋葬、火化、置于脚手架上、顺水漂流、放进树干或者用以喂食腐动物。而骨头可能被挖掘、清洗、涂鸦、成堆埋葬或者散落在石头上。比如在中国西藏的部分地区，考古学家在识别尸体处理方式上更加困难，因为大多数尸体是在肢解后，再让秃鹫或其他食肉动物食用，而剩下的骨头会被人们收集起来碾成粉末，混于大麦和面粉之后再次投喂给秃鹫。
可想而知，骨头和尸体经历这番“坎坷命运”后，要识别食人行为和这样的尸体处理方式实属难上加难。
因此，科学家设立了很高的标准来鉴定远古时期的食人现象。只有当人类残骸上的处理痕迹，与动物骨骼上的痕迹相似时（这些动物是被人类祖先吃掉的），科学家才会确认那是人类食人行为。考古学家一直都很赞同人类与动物间的这种比较。他们推测，动物骨骼的损伤及分布方式，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些动物是否曾被人类宰杀并食用。
当人类遗骸在相似的环境出土，并带有相似的损伤，而且遗弃和保存的方式也和动物骨骼相似时，这些现象就可以被看作是食人行为的证据。
哺乳动物在同类相食过程中，通常会在“被害者”的骨骼上留下捕食痕迹。生前，哺乳动物的骨骼表面覆盖有各类软组织，且大部分都具有营养价值。去除软组织后，骨骼上通常会留下啃咬和骨折的痕迹。不过，人类因食用其他动物而在动物骨骼上留下的痕迹可不仅仅是牙痕，因为人类会使用石器或金属工具处理动物尸体。而这种做法会以伤痕的形式在动物骨骼上留下人类存在和活动的痕迹。同样的痕迹也会出现在被宰杀的人类残骸上。
鉴定食人行为的关键在于确定尸体的处理方式（即鉴定遗骸上的切割、锤击损伤、骨折或烧伤等痕迹），以及被损坏的是哪些类型的骨骼。骨髓等营养组织位于骨骼内部，只有通过强力敲打才能从中取出，这种强取方式自然会留下可以反映尸体处理方式的骨骼损伤。如果在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人类宰杀人类所独有的痕迹，那么关于食人行为的推测就可以得到进一步支持。
要判断人类骨骸上的痕迹是否源于宰杀行为，可以参考一些考古学记录（尤其是那些在相同文化背景的遗址中发现的、并非为人类所食的动物的遗骸），并与人种史学资料中的一些预测相对照。
这套鉴定食人行为的对照体系着重于多重骨骼损坏和环境证据。正如此前所述，这套体系提高了食人行为的鉴定标准。例如，通过这种方法，骨骼上的切割痕迹就不会被自动认为是食人行为的证据。例如，美国内战公墓中的骨骼残骸上就留有刀剑所致的切割痕迹。再例如，医学院在解剖尸体后，尸体骨骼上也会存在切割痕迹。
在如此高的鉴定门槛面前，以前的大多数食人案例必然不再被认可。
在人种史学资料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食人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死者的头骨会经过仔细清理，大脑会被移除。剩下的基本完整的头骨干燥后，会接受各种处理——最常见的处理是，将头骨的凸起处打磨光亮。新几内亚人有时会在头骨表面涂鸦，甚至把头骨挂在杆上，用以展示和礼拜。大脑等软组织在一开始时就被人们吃掉了，因此，这一行为算是一种仪礼食人。
如果将这些头骨置于考古环境中，在没有目击者来描述上述食人行为的情况下，那么依照我和同事提出的严格标准，这些头骨是不能作为食人行为的直接证据的。
不过，以严格的标准来筛选证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判断史前人类中是否存在食人行为。目前，最能说明史前人类中存在食人行为的考古记录来自美国西南部——在这里，考古学家已经“解读”了数十处人类遗骸聚集点。另外，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欧洲遗址，甚至在欧洲最早的人类遗址中，也发现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食人行为的存在。
欧洲最重要的古人类遗址——格兰多利纳洞穴（Gran Dolina）位于西班牙北部的阿塔普尔卡山（Sierra de Atapuerca）的山脚。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的一些证据表明，在80万年前，人类祖先“先驱人”（H. Antecessor，一个新近才发现的古人类物种）曾在这里居住过。“先驱人”的骨骼发现于洞穴的一个沉积层中，和一些石器以及鹿、野牛、犀牛等史前猎物的遗骸混杂在一起。
该遗址的人类遗骸包含92块骨骼碎片，来自6个个体，遗骸上有明显遭到石器宰杀的痕迹，比如剥皮、割取鲜肉，以及为获取大脑和骨髓而对颅骨和长骨进行了处理。这些宰杀痕迹与其他动物骨骼上的痕迹吻合，因而成为原始人类食人现象的最早证据。
19世纪初，克罗地亚著名古人类学家德拉古廷·乔伊安诺维奇-克拉姆伯格（Dragutin Gorjanović-Kramberger）在克拉皮纳岩棚的沙土中，发现了20多个尼安德特人的遗骸，这些遗骸上有着切割痕迹，且分布零散。自此之后，欧洲尼安德特人到底有没有食人行为便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
可惜的是，当初发掘这些残骸时，有些简单粗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而残骸的质地却相对柔软；再加上残骸一挖出来，考古人员就涂上了厚厚的防腐剂，使得残骸上的处理痕迹变得非常模糊，鉴定起来异常困难。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克拉皮纳出土的骨骼非常清晰地说明，尼安德特人中存在食人行为，而其他人则认为骨骼表面的损伤痕迹源于洞穴顶部掉落的岩块、食肉动物的咀嚼或某种埋葬方式。
不过，一些考古学家随后分析了来自克拉皮纳和克罗地亚温迪加洞穴（Vindija）的骨骼（温迪加洞穴的尼安德特人和动物遗骸“更年轻”），结果表明两个遗址均发生过食人行为。
法国东南部的罗纳河（Rhône River）河岸也发现了食人行为的证据。
法国地中海大学马赛分校的奥尔本·德弗勒（Alban Defleur）对莫拉-古尔西洞穴（Moula-Guercy）进行了数十年的挖掘，他发现，尼安德特人于10万年前曾居住在这个洞穴中。研究团队在洞穴的一个地层中，挖掘出了至少6个尼安德特人的遗骸，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德弗勒在挖掘过程中非常小心，也使用了很好的复原技术，从而获得了很好的数据，整个过程堪比当代法医所做的犯罪现场调查。
他对每一种动物的遗骸、每一块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碎片、每一处大型植物线索以及每一件石器都进行了精确的三维复原。正是因为如此精细的工作，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些骨头是如何散布在10万年前的那个火炉周围的。
通过显微镜分析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碎片和动物遗骸得到的结论，同西班牙考古学家在格兰多利纳洞穴得出的结论一样：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欧洲人曾有过食人行为。但想要确定这种行为发生的频率和条件，就更加困难了。尽管如此，食人频率依旧惊人。
我们所知的、仅有的一个早期欧洲遗址（西班牙格兰多利纳洞穴）中的人类骨骸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食人行为；克罗地亚的两处遗址在年代上相隔几百代人，但分析显示，这两个地方也都发生过食人行为；而法国尼安德特人遗址的发现也说明，这里还是发生过食人行为。这些结论都建立在严谨的证据之上，因此，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如今所提的问题已不再是“这算不算食人行为”，而是“这里为什么会发生食人行为”。
相比证明食人现象是否存在而言，解释食人现象为何出现更具挑战性。人们通常是因为饥饿才吃东西，因此，大部分食人现象的发生都归结为饥饿原因。但除此之外，是不是人肉吃起来更香，或者食人现象代表着人类正在度过艰难时期，还是作为除去外来者的一种方式，这些都需要掌握更多的考古学知识才能进行考证。
即便是在研究得比较透彻的阿纳萨齐案例中，想要判断食人现象究竟是出于饥饿、宗教信仰，还是以上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所致，也绝非一件易事。然而，随着考古学研究逐渐深入，我们愈加明白，食人现象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