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粉红才是男孩的专属色……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如果将人类可识别的光谱分为冷色和暖色，每种语言都会有更多的词来描述暖色部分。你说的红色有可能是别人的绿色？你眼中的色彩和别人眼中的是一样的吗？这些不同是由认知差异导致的，还是因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如果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适用于色彩，那么不同母语的人是否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
古人说黛色、黎色、缃色、茜色，我们说土豪金、姨妈色、原谅色、人鱼色，人们谈论颜色的方式似乎存在时空上的鸿沟。当我们把颜色和性格绑定，喜欢黑色的人特立独行、喜欢粉红的人有颗公主心、喜欢金色的人张扬、喜欢白色的人斯文，我们透过颜色看到的是色彩本身的特性还是社会赋予它们的价值体系？不同语言和文化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色彩认知与表达的？颜色也有咖位？
在常规视力下，我们能看见数以百万计的色彩，而人类语言将它们简单粗暴地归为寥寥几类——美式英语靠11个词就应付过去了：黑、白、红、绿、黄、蓝、褐、橙、粉、紫、灰。艺术家或室内设计师大约掌握几十上百个具体描述色彩的词汇——绿松石色、琥珀色、靛蓝、灰褐。然而比起我们能分辨出的颜色，这仍然是太仓一粟。有趣的是，不同语言对色彩的分类大相径庭。
相较于工业化文化，非工业化文化所使用的语言中色彩词汇往往少得多——英语中至少有11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Berinmo语中只有5个，而亚马逊丛林的Tsimane部落语言中仅有3个通用色彩词汇，分别对应黑、白、红。
语言学家布伦特·柏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伊（Paul Kay）在60年代就已针对色彩表达中的跨文化差异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解释。
他们收集了20种语言中的颜色命名，发现了跨语种的共同点：如果一种语言只有2个色彩术语，那么它们总是黑和白；如果有第3个，那就是红；第4个和第5个会是绿或黄（顺序不一定）；第6个是蓝；第7个是棕…… 于是他们推断，某些颜色更显著。他们认为某种文化产生语言时总是先为那些最显著的颜色命名，再依次增加一个个新名类。也就是说，黑和白是最显著的，然后是红，以此类推。这一先天视觉论言之有理，却也存在不少问题。
当柏林和凯伊将研究数据扩展到110个非工业化语言时，上述规律似乎不那么明晰了：例外层出不穷，两位语言学家只好尝试用更复杂的视觉理论来解释。
另外，这一先天理论并未解释为什么工业化在带来规模化、标准化、更可靠和稳固的色彩时，却又引入了更多色彩词汇。即使来自不同文化，人们的视觉系统也是一样，工业化不该影响色彩名类。
偏爱暖色调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大脑与认知科学系的研究团队发现，我们的语言似乎将暖色调区分成比冷色调更细致的色彩名类，也因此有更多暖色调的色彩词汇；而人们在对暖色调的认知上也比冷色调更易达成共识。研究人员从孟塞尔色系中选出80个色块，均匀摆放成如下栅格。每对相邻颜色在彼此间差异上维持一致。
每个色块可根据横坐标的字母与纵坐标的数字来编号，并且可以通过色彩词汇来辨识（比如编号为N4的色块可称为“蓝色”，而编号为M3的色块也许会被称为“蓝色”，也许是“绿色”或其他颜色）。
不同语言对各个色彩有不同的称呼。有趣的是，尽管在这个80色的栅格中暖色调和冷色调的色块所占比重差不多，大多数语言在暖色调的区域区分出更细致、更多的词汇。
也就是说，被人们称作“蓝色”的色块要比被称作“红色”或“黄色”的色块多得多。人们在区分色域时是“偏心”的。在已知的所有语言中，人们为暖色调创造出更多的色彩词汇。现在，假定你正在参与这次实验。研究人员说出一个色彩，你需要猜出他指的是哪一个色块。你可以先选择多个色块组成的区域，向研究人员确认目标色彩是否包括在这一区域中，然后一步步缩小范围。
比如当研究人员说“蓝色”，你猜他选中的“蓝色”指的是MNO三列12个色块中的某一个，研究人员确认的确在其中，于是你将范围缩小一半…… 你在命中目标色彩时猜了几次，这个次数被记录下来。对不同语言、不同参与者对色彩的称呼习惯和猜测次数进行综合运算，便能得出每种语言中各个色彩的沟通效率排名。结果显示，整体来看，暖色调的沟通效率高于冷色调。
这一趋势适用于实验使用的英语、西班牙语、Tsimane语，和世界颜色调查数据库中的所有语言。
沉默的背景也许我们创造出某个色彩词汇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颜色更显著、更易被我们看见，而是为了沟通，为了向别人传达它、与别人谈论它。那么，莫非我们需要谈论的目标物体有更大的概率是暖色调的？微软有一套2万张照片的图库（原被用来训练识别物体的计算机视觉系统），每张图中物体与背景分明。
MIT的研究团队为图库中的每张图划定物体与背景之间的界线，并将图中出现的颜色与前文中提到的80色栅格进行映射比对，发现图中的物体的确更可能是暖色调的，而背景则更可能是冷色调的。如果图中某个像素落在物体上，那么很有可能它对应着一种更方便沟通的颜色。与前文的色彩沟通效率排行表对照看，物体的颜色更有可能落在靠左的位置，而背景的颜色更可能靠右。
想想看，这一结论似乎并不违反常识。
生活中常见的背景，比如天空、水域、草地、树林，都是冷色调的。而我们想要与别人谈起的那些目标物体，人、动物、水果等等，则多是暖色调的。还记得柏林和凯伊还有他们的先天视觉论（色彩词汇的出现基于对应色彩的显著性）吗？先天视觉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业化带来了更多色彩词汇，而沟通效率论可以。随着技术进步，净化颜料、制作新颜色的方法也得到提升，彩色显示器也更精准逼真了。
于是我们能制造出除了颜色之外别无二致的物品，就像iPhone的“土豪金”和“玫瑰金”，这时候为颜色命名就很有帮助了。
古希腊人似乎生活在一个颜色的平行宇宙。荷马用“烙铁、青铜似的颜色”（of iron or bronze）来描述天空，还说大海的颜色“似三色堇”（pansy-like）、“如酒一般”（wine-like）。而在柏拉图看来，基本颜色包括了白、黑、红、灿烂闪耀。什么？
“灿烂闪耀”竟然是一种颜色吗？你不是第一个被古希腊人在描述颜色时的任性震惊的人。尼采就曾专门写了一篇箴言 “吐槽”这种“思想者的色盲”：希腊人眼中的世界是多么不同啊，他们看不见绿色或蓝色，前者在他们看来是深棕色，后者则是黄色（比如他们会用同一个词来描述深色秀发、矢车菊和海洋的颜色，用同样的词描述嫰苗和肌肤，用同样的词描述蜜糖和树脂——最伟大的希腊画家用黑、白、红、黄来呈现他们生活的世界）。
矢车菊表示懵逼歌德也发现了古希腊人所使用的万能色彩词汇中奇异的流动性：他们似乎对色相不感兴趣。古希腊哲学家们（比如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的视觉器官在色彩认知中起着活跃作用：眼中发出的光与外界的日光相互作用，由此产生全部的颜色。于是当时的色彩理论家总是从黑与白（即明与暗）的两极之间摄取“颜色”。
牛顿以三棱镜分解日光的实验影响深远，白是色谱上所有色度相加得到的无色光、黑是一切色光的缺席，这已成为现今大多数人默认的常识。相较之下，古希腊人将黑白之间的不同明暗程度称为“颜色”，就显得不同寻常了。古希腊人已经明白色彩认知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在这一点上也许比今天的我们要开放得多。就像歌德说的：“如果眼睛不像太阳那样，那它怎么能看到太阳？”
粉红心理学人们在给未出生的宝宝准备衣物时，总是给小女孩买粉色，小男孩买蓝色，不确定性别时买黄色。小朋友们很小就知道粉红色是女孩的颜色，蓝色是男孩的颜色。当小男孩有了性别意识，他就不愿意喜欢粉红色了，似乎喜欢这种“女孩子气”的颜色是件令人羞耻的事。从何时起，粉红被与“女孩”、“甜美柔软”、“小公主”绑定了？粉红色并不是一向来就专属于女孩。
据马里兰大学的Jo Paoletti教授说，直到19世纪，小男孩和小女孩通常都穿白色衣服，因为染料不经洗。当彩色衣物渐渐普及，色彩的性别归属，与今日恰好相反，其中缘由一样理直气壮。1918年出版的一本商业刊物写道：“广为接受的规则是，粉红色给男孩，蓝色给女孩。原因在于，粉红色是一种更坚定果决的颜色，更适合男孩；而蓝色更柔和秀丽，女孩穿来更漂亮。
”当代盛行的色彩性别归属规则始于1940年代，又在70年代有所减退（当时的女权主义风潮帮助推广了一种男女皆宜的风格），直到80年代中期，市场开始推广带有强烈性别差异的服装、尿布、婴儿床和玩具。
特定颜色携带着“审美规范”，而由此产生的解读与评判强势渗透了风格、性格、文化和阶层。人们对粉红色的固有印象是个绝佳的例子。深深浅浅的粉色里透着厚重的文化信息。
桃红色（hot pink）搭配条纹和银色小星星，芭蕾柔粉（ballerina pink）搭配薄纱和小爱心，灰玫瑰色（dusty rose）搭配格纹和新艺术风格（Art Nouveau）小碎花。而这些风格在又分别搭配不同的性格：活泼，甜美，优雅。有些时候，在各种粉红之间的好恶还带着“势利”。
一些人反感桃红色，因为它关联着某种心理程式：少女时代、纸杯蛋糕、狮子狗，美甲和购物被作为娱乐消遣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对他们来说，灰玫瑰色所暗示的程式则更易于接受：花园、茶和松饼、树林中的精灵。在颜色之间的偏好、甚至在同种颜色的细分色调之间的偏好（比如桃红色和灰玫瑰色之间的暗暗对立）与偏好背后隐隐透出的购物习惯和家庭背景的堆叠，阴险地叫嚣着阶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