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日，杨政宁、彭珮云、郑哲敏等90余位西南联大老校友欢聚北京，共同纪念母校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这所在烽火硝烟中诞生的存世仅8年多的大学，汇聚了朱自清、钱穆、梁思成等一批学术大师，走出了杨政宁、李政道、邓稼先、黄昆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以及160余位“两院”院士，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恒不息的精神丰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诞生于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
1937年8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正式开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4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停止办学，其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西南联大秉承爱国主义和民主办学的优良传统，凝聚着大批著名学者，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传承了中国教育的薪火，延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南联大存息不长，但成就斐然，赢得了“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的声誉，在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璀璨的华章。正值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之际，让我们寻着历史的车辙，追忆80年前的风雨征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全面抗战时期。恰逢平津危机时刻，蒋介石力邀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齐聚庐山参加共商国是谈话会。为了在抗战危机时刻挽救中国高等教育，培养抗日救国的青年一代，国民政府计划在适当的地点筹备建立若干所临时大学，首选之地便是长沙，并随之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成为西南联大的前身。
1938年2月，在校委会的精心组织和妥善安排下，近千名临大师生分批次由长沙出发，沿水、陆两条路线奔赴昆明。水路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再转香港，后乘海船抵达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河口直抵昆明。陆路沿湘西出发，穿越贵州，直抵昆明。值得一提的是，由闻一多、曾昭抡等11名教师，以及284名学生和6名军训教官、医务人员，自愿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步行径直入滇。
他们于2月20日出发，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在总计1671千米的行程中，共步行约1300千米，创造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迁徙壮举。他们翻山越岭、饥寒露宿，在艰难险阻面前展现出坚韧的意志。随行期间，他们还以田野考察的形式，对西南地区沿途的风俗人文、历史地理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完成了大量翔实和宝贵的调查报告。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转呈行政院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不再称“临时”，表明了坚持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式揭开西南联大在昆办学的帷幕。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蒙自分校则在5月5日正式开课。此时的西南联大基本维持了原有的4个学院和17个系的格局，共有新旧学生993人，包括从长沙临时大学迁来的旧学生，以及在昆明接收的少量借读生。鉴于蒙自距昆明路途较远，分开办学多有不便，于是联大常委会决定，在1938年8月将蒙自分校的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师生回迁昆明，与本部一起办学。
1941年末至1945年8月，是西南联大发展最稳定、教学科研成果最显著的时期。截至到1944年，西南联大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另有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1个先修班，已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据张寄谦编纂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名录》中可知，从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至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先后在西南联大执教的专职教师中，就有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从重庆迁都回南京。与此同时，一些迁至大后方的机关、学校、工厂等也开始回迁。1946年夏，国民政府指示西南联大开始复员回迁。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常委发表讲话，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分别代表三所高校致辞。7月31日，西南联大召开最后一次常委会，梅贻琦在会上正式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分别复员，各自返回北平和天津，校歌中“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夙愿终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