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圣地亚哥一个肥胖症诊所的医生 Vincent J Felitti 发现，他有很多病人虽然成功地实现了惊人的减肥效果（很多人一年减了上百斤），却中途退出了项目。大惑不解的他对这286个病人进行了访谈。他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共同点：这些病人大部分在童年时遭受过创伤和虐待。对他们而言暴饮暴食并不是问题，而是疏解几十年来焦虑和抑郁的解决方法。他们不想抛弃这个途径。
深受触动的 Felitti 展开了一个涉及17000人的大规模调查，试图寻找童年创伤和成年后疾病的关联，使用ACE（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童年负面经历）分值来衡量一个人经历过几种不同的童年创伤，分值越高的人收到的童年创伤越重。结果令他震惊了。
有些结论是容易理解的，比如4分的人酗酒的可能性是0分者的7倍，面临抑郁的可能性是5倍；但另一些领域显示出了出人意料的关联。和0分者相比，4分的人患癌症可能性是2倍，慢阻肺的可能性是4倍；而每多一分，成年后因自体免疫而住院的可能性就增加20%。一个6分以上的人，预期寿命几乎缩短了20岁；而7分的人就算不吸烟不喝酒不肥胖不糖尿病不高胆固醇，他的心脏病风险依然是0分者的4.6倍。
ACE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儿童虐待和身心关系的理解。今天我们知道，情绪压力能以明确而直接的方式反映在生理层面。当我们感到紧张时，体内的激素和神经递质水平会发生变化，增加炎症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压力大的时候容易感冒或者心脏病突发。但是儿童遭受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年轻的大脑反复毫无预警地面临压力时，那些负责调节压力的基因上就会逐渐积累起微小的表观遗传标记。这些标记会让大脑更容易进入压力状态、更难从中离开。
原本这个机制的作用是为了帮助人的大脑学会应对压力的，可是当压力频繁而不可预料、孩子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安全感的时候，大脑的压力状态就会这么一直开启下去。耶鲁大学的 Joan Kaufman 分析了健康快乐的儿童以及幼年时遭受虐待/忽视的儿童之间的DNA差异。他在后者身上找到了近3000个多出来的表观遗传标记，遍布所有23对染色体。
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 Seth Pollak 则发现被虐待的儿童身上有一个负责“冷静”下来的基因出现了异常，这些孩子难以控制自己躯体的压力反应，仿佛没了刹车。结果是，压力相关的激素就像漏水的水龙头一样持续不断，甚至鸡毛蒜皮小事的事情也会带来焦虑和紧张，事后也很难从中恢复。
而同样可怕的是它们带来的炎症反应会增加各种各样其他疾病的风险：自体免疫病，心脏病，癌症，纤维肌痛，慢性疲劳，肠易激，溃疡，偏头疼，哮喘。童年创伤不会仅仅因为时间流逝而自动愈合，它们往往只是隐藏起来，直到成年后才变身为器质性疾病重新浮现。当然，在合适的治疗下，创伤能够抚平，疾病可以控制，甚至大脑也能重新学会以正常的方式应对压力。对一个遭受伤害的人而言，寻求帮助永远都不晚。
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成本，更何况现在我们知道儿童虐待的伤害远超出过去想象。对我们其他人而言，更重要的无疑是从源头上减少童年创伤的发生：去确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系统来帮助和引导家长，为他们提供可靠的育儿途径，而不是在管制的表象下暗藏寻租，让孩子落在混乱的灰色地带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