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昆夫妇印象记｜科学春秋姚蜀平知识分子2017-11-05编者按姚蜀平女士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政研室（后改为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史，曾有机缘采访和拜会了许多科学家前辈。她用系列文章追忆所接触过或采访过的一些科学家，作为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怀念与追忆。本文为其中一篇。撰文｜姚蜀平近日读到一篇两位记者的采访纪实，写的是对固体物理学家黄昆的家访，以及被“赶”出来的经过。
该文写道，在其家的十几分钟，黄昆夫妇只在翻阅报纸，黄昆仅说了一句话：“如今的报纸太厚了，翻起来比看还难。”他的夫人李爱扶说的唯一一句话是：“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走？”比起这两位记者，我要幸运得多；我没有被赶出来过，却有过嫌我拜年晚了的埋怨。我与黄昆及其家人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说来黄昆还是我的远亲，我母亲和他母亲都是姓贺的湖南人，应算是本家。
按辈分我该称他为舅，我表姐是那样称呼他的，还告诉了我他家地址。不过自从第一次见面，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称呼，开口就是“黄先生”。我母亲家谱和黄昆母系家谱都提及，贺家从浙江迁到湖南后至第五代，共有八子，其中五子贺长龄和六子贺熙龄最出色，分别以第一和第二名考入翰林院，被称为“兄弟翰林”。那时湖南每逢“打春更”，打更人会边打边唱“读书要学贺长龄……”。
我母亲先人是二子贺椿龄，到她那辈，香火已经传到第十代，不知黄昆母亲属于哪一支。记得1959年夏天，母亲带我和我的四姐去香山，远远看见黄昆一家人，当时母亲说，“那是福姑外婆的小儿子和他的英国太太。”姐姐问母亲过去打招呼吗？她摇摇头说：“福姑外婆不在，不过去了。”母亲称黄昆母亲“福姑”，我们称呼她“福姑外婆”。
李爱扶后来知道，怪我当初为何不去打招呼，还说那样我们可以早认识20年；不过，后来我的家庭多有变故，料也帮不了多少忙（指文革中他们二人都被关押时，孩子们还是邻居到食堂买馒头帮忙度过的）。她还提及，他们二人保留下来仅有的英国人习惯，就是喜欢户外活动——周日全家大小一起去爬山，从孩子刚会走路就开始。
从早年爬远郊人迹稀少的山，后来更多的是爬香山，最后年迈时只爬颐和园的万寿山，选的山头越来越低……我母亲和他母亲熟悉，后来我和他的夫人，那位他从英国带回来的英裔中国人李爱扶，以及他们的小儿子——抱歉，我始终不知他的大名，一直跟着他父母称他为小弟，也相处很好，前面提及某年拜年去晚了，老大不高兴的就是这位小弟，说那天晚上一家人都以为我会去而我没有来。
后来只好记住初三一定要去拜访；他们家习惯都是初二去其二哥黄宛家与母团聚（黄宛是阜外医院著名的胸腔外科专家）。1975年我调到高能物理所，在高能探测器“气泡室”的研究室工作，由于去得晚，接手了无人愿意承担的低温、绝热、真空及安全等工程项目，而我又毫无低温常识，于是第二年我去北大物理系低温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那时我已经去过黄昆的家，也认识了李爱扶，我们两人是中午在北大物理系食堂买饭时相遇。
李爱扶知道我要在物理系实习一个月，让我以后午饭时到地下室去找她，一起去食堂。那个时期李爱扶是在北大物理系工具材料室工作，专管收发工具及电子元配件，而非像一些报道所说，她是物理系的“电子学工程师”或是“实验员”（有可能1959年刚进北大时曾经担任过），据说是由于她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并无正式学士学位，黄昆坚持她不可被授以“教授”头衔。我在北大物理楼地下室找她时，她确实是在工具材料室当收发人。
每当有人来领东西时，总会学着她那四声不准的外国人腔调述说要领的东西：“我要两个电阻”——括号内是四声发音，这种中国话是典型老外式。那些模仿她声调说话的物理系学生或年轻同事，说完都会和李爱扶相互含笑而无不愉快。看着她那温和的样子，我对来领材料的人悄声说：“你学的挺像！”来人也小声回应：“她从不生气！”我从没见过她生气，也许是我记住黄昆曾对我说过：“你不能说她做的饭不好吃，她会生气的。
”我遵循此理，从未惹她生过气。那个月我们总是一起去物理系食堂排队买午饭，再跟她回家吃饭。饭后她还让我和她并排在卧房大床上一起睡午觉，她的生活方式早已中国化，午睡是必须的。起初我有点不适应和不好意思，不过看着她的真诚而自然的态度，也就随她了。每天中午我们俩一起打饭回她家、吃饭休息，下午两点一起走到物理系。
在那些日子里，我逐渐知道些许她的过去——她的家乡在英国威尔士，父母都已经去世，家中还有两个哥哥，她是小女儿；自从1952年离开英国，从来没有回去过。她说这些，没有表现出任何哀怨或不满。她说话总是细声细气，行动不慌不忙。后来看到北大物理系教授甘子钊，也是黄昆早期的研究生对她的评价“最最任劳任怨、最最朴素、最最和气的老大姐”，我举双手赞成。
而她本人却不喜欢人家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撇着嘴说那是“封建思想”。我很想看看她早年在英国的照片，可惜只剩下几张她的家人旧照，她说，许多老照片和国外来信，“文革”时，都被自己或是北大来的人销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