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称，在全球濒危物种名单上，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下调至“易危”。此次调整的依据是2015年中国公布的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国野生大熊猫数量达到1864只，相比十年前的第三次调查增加了近17%。
然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大熊猫的数量虽然总体上升，但是依然有很多因素威胁着大熊猫的生存繁衍，目前，大熊猫栖息地的情况甚至比大熊猫在1988年首次被列为濒危物种时还要恶劣。在2017年9月25日，《Nature》发布了他及其团队的相关文章。栖息地碎片化，大熊猫种群被“隔离”。
日益壮大的人类，侵占着熊猫原来的低山地区的栖居地，迫使它们一步步退缩到了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深谷之中。今天的大熊猫仅幸存于中国西部六块相互隔离的山区，被高山隔离的大熊猫种群间没有通讯方式、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望山兴叹。
最东北部的分布区即是秦岭南坡，这个大熊猫幸存地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程度较轻的地方，由于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限制在海拔1400米以下的山地暖温带和亚热带区域，而1400米以上的山地温带和寒温带地区森林茂盛，便成为秦岭大熊猫最后的庇护所。在大熊猫所在的6座山脉中，仅包括30个孤立群组，其中18个群组所含大熊猫数量不超过10只。“如果一个群组中大熊猫不超过10只，相对而言就比较危险。”欧阳志云说。
根据40年的卫星数据显示，目前适合大熊猫的栖息地已经大幅减少，欧阳志云及其研究团队进而研究了栖息地减少的原因。他们发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是栖息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地震、人类侵占、农业、修路和伐木导致大熊猫栖息地不断分割为越来越小的区域，这个过程被称为“碎片化”。因此，欧阳志云认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仅从大熊猫数量上的增加，就判断大熊猫的受威胁程度下降并不严谨。全面评估为大熊猫建“天桥”。
欧阳志云及其团队结合海拔、坡度和森林覆盖率的遥感数据建构了模型，对1976年至2013年间大熊猫栖息地所在地域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涉及栖息地地域范围及质量状况。从1976年至2001年，大熊猫的栖息地总面积减少了4.9%，2001年至2013年，即使有汶川地震造成的损失，栖息地总面积依然增加了0.4%。栖息地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并没有弥补过去的损失。
道路建设是造成栖息地减少和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大熊猫不会将家安在路边。2013年，道路密度是1976年的2.7倍，受道路影响500米范围内的栖息地数量增加了6.6倍，被主要道路和河流隔离的栖息地数量在此期间增加了3倍。在大熊猫必经之路，将道路建设改为隧道的建设，已经减少了对大熊猫的影响。兼顾保护与旅游的国家大熊猫公园。
近年来，旅游扩大到了大熊猫的生存区域，游客甚至会深入到自然保护区中严格控制的核心区域。旅游可能造成肉类的消耗，增加大熊猫保护区内外的家畜放牧活动，这也会带来栖息地的减少。最新提出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将旅游作为建设目标之一，这将减少旅游交通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已于2017年印发，2020年前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结合试点进展情况，研究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
据欧阳志云介绍，大熊猫国家公园与传统的自然保护区相比，栖息地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更高，保护面积更大，保护力度更强。在此基础上，可以恢复大熊猫栖息地之间的联系，扩展大熊猫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大熊猫国家公园还将围绕以大熊猫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探索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机制、构建生态保护运行机制、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宣教等五个方面进行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