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5日上午，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在“李佩郭永怀骨灰合葬仪式”上，李佩的弟弟、89岁的李佩璋先生代表家族在纪念会上致词，他在最后说：
“北平解放后，李佩乘坐第一艘从香港到天津的轮船，回到祖国。1949年10月北平刚刚解放时，她到北京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半年后，高层领导决定要她回美国去，尽量动员科学家回国为祖国效力。她在西单的一个小旅馆里见到我，跟我说了这一切，而且她在做准备工作，而且由组织上专门把她送到美国。她在美国做了大量动员工作，鼓励科学家回国效力。她的活动受到了FBI的注意。”
这是李佩璋第一次公开讲述李佩在1950年受命赴美国动员科学家回国一事，也是李佩的亲人告诉世界的一个真相。当时我就在现场。李佩璋的一席话，如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令在场的李佩的老朋友们震惊不已。
但早在一年前，李佩璋已告诉我这个事实。经过详细考证，我写成系列文章《李佩的特殊使命》，分别于4月1日、4月2日和4月4日发表在《知识分子》上。
然而，7月29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志会在《知识分子》上发表文章：《争鸣：李佩先生有无特殊使命》，对我的文章提出质疑，认为“说李佩有特殊使命缺乏说服力，本文认为李佩没有狭义的特殊使命，更符合事件发展逻辑和情理，但也只提供了她没特殊使命的诸多旁证。”
在对力学所的老同志俞鸿儒、戴世强、谈庆明、李格格等采访后，张志会写道：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李佩璋先生作为家属的回忆可能并不准确。不加修饰的“口述史料”固然能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亲历者回忆，但却不能保证所呈现内容的真实性，只是因为任何人在回忆中都会出现记忆模糊或主观判断的情况，以至让历史失真。
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科学史工作者，张志会怎么会根据未亲历这段历史的李佩朋友们的回忆，来否认亲历历史的李佩亲人——李佩璋——所讲的事实？
2017年4月8日，我在北京再次采访李佩璋。在约5个小时的时间里，李佩璋讲述了李佩当年承担任务回美国的更多细节。
在李佩女婿、郭芹的丈夫吴海威先生的帮助下，我获得美国职业外交家Harry H. Kendall（1919--2009）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出版的两本传记，其中一本（2004年版）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他和李佩1945年在中国相遇、相恋的经历，这段战时异国恋情影响了Kendall一生的职业选择：成为一名外交官，短暂的恋情也演变为持续一生的友谊。
根据李佩璋的回忆和Kendall的两本传记，我再次出发，探寻李佩的革命道路。
2015年4月，我在李佩家中认识李佩是在1999年底，十多年的时间，我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她；但一年多前，2016年初，李佩璋对我讲的几句话，尤如当头一棒，惊得我目瞪口呆，我开始了对李佩在60多年前特殊使命的研究。
那是在2016年3月底。
李佩的外侄女袁和告诉我：“舅舅（李佩弟弟李佩璋）说，王丹红写了李佩那么多文章，她为什么不写李佩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呢？”我大吃一惊，立即问道：“李佩一生中做的最重要事情我都写了，还有哪些事没写？
”李佩璋回复我说：“李佩在北平解放后乘坐第一船到天津大塘沽，之后直接到北京，4月，朱学范请她在东门翠花饭店吃饭，佩珊、永厚和我作陪，之后，朱学范送她上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后由组织安排由专人护送回美国，承担动员高级知识分子回国的任务，她在美国做了许多工作，动员了包括郭永怀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回国。”
这实在是令我难以置信！当初难道不是李佩跟随丈夫回国吗？她动员了哪些科学家回国？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开始逐一核实李佩璋先生所讲每一件事，并由此发掘出彼此纵横相联的新史实，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背后，我看见了李佩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足迹，以及相关事件的联系......
2017年4月8日，我在李佩璋家中采访。从2016年3月开始，在袁和的帮助下，我向李佩璋求证了诸多细节；在李伟格的帮助下，我打电话向李佩璋求证新发现的每一个史实：1945年李佩与邓发、朱学范、陈家康的欧洲、印度行，1949年北平解放后回国、上华北革命大学、被专人护送返美……
1948年底至1949年初，20岁的李佩璋是清华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受组织安排在北京城内中学作宣传工作，住在清华城内驻地汇文中学。2017年4月，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1949年，李佩以探亲名义回来，但回国一年多时间里，虽然父母家在天津，但她从未回过父母家，父母也不知道她在国内。”
我查阅了朱学范的传记、陈家康的文章、邓颖超的文章、李佩自己写的文章、汪德昭对李佩的评价；对照老照片；与谈庆明先生通信等，均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李佩璋所讲史实。而令再次我震惊不已的是，我在查朱学范的资料时，李佩的鼎鼎大名赫然出现在台湾版的《杜月笙传》中......
我开始重新研究、认识李佩：1950年，当李佩承担使命回到美国后，她做了哪些工作？动员了哪些科学家回国？为此，我撰写了系列文章，先后在《知识分子》发表。不少力学所的老同志对此存疑，并委托专人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查询了李佩的档案——
李佩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与国民党上层反动人物戴笠、胡宗南、康泽等人结识，有过来往。同时与美国某些中上层人物也有交往。李佩本人历史复杂，社会关系复杂。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已基本结束，有些问题一时难以弄清。
2017年4月8日下午，在北京家中，李佩璋告诉我：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陈忠经是李佩的老同学，李佩通过他认识了胡宗南。1949年李佩在北京华北革命大学时，她和陈忠经之间有联系。
“陈忠经？”我听得目瞪口呆。我早已知道这个名字，他和熊向晖、申健三人，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党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后三杰”。解放后，陈忠经和熊向晖先后担任过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李佩和他有什么关联？资料查证显示，陈忠经是李佩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校友，他1934年入学，李佩1936年入学；而与李佩同级的北京大学学生许焕国，是陈忠经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之一。
陈忠经1915年12月出生于江苏扬州，幼年时随家人到北平，父亲陈延晖曾长期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徐永昌的幕僚。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徐永昌上将，陈延晖为代表团秘书长。陈忠经曾利用父亲的地位来开展情报工作。
陈忠经曾就读于北平著名的师范大学附中，这所中学和当时李佩家一样，同在北京皇城里，同学中先后参加革命的有郑天翔、乔培新、王光杰（王光美之兄）。193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在北大期间，他连任两届校学生会主席，参与领导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2月，21岁的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从北平辗转到湖南长沙，进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
在长沙，陈忠经和另一位北大学生许焕国共同从事进步活动。
许焕国1914年出生，1930年考入省立泰安三中，“九·一八”事变后，曾积极发动泰安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1933年考入北平西北高中，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一二·九”请愿游行；1936年，22岁的他考入北京大学（这种学生被称为职业学生，即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北大民先队和学生会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泰安城参加县抗敌后援会工作；10月到长沙复学。
陈忠经1935年在北京大学任学生会主席时，副主席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葛佩琦（1911.9～1993.1），两人均是1935年“一二·九”学会运动的领导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陈忠经和葛佩琦有极为密切的地下工作关系。1946年春，由陈忠经举荐，赵耀斌派遣，葛佩琦打入东北国民党军政部门，成为“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为中共提供情报，对解放战争胜利做出卓越贡献。
1937年12月，日军飞机轰炸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即之后的西南联合大学）。对许多学生来讲，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选择。大敌当前，陈忠经和许焕国认为读书已非首要任务。此时，国民党胡宗南的第一军刚从淞沪会战撤下，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兵员。胡宗南派人到长沙，计划招一批大学生协助部队从事战地工作。
这一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周恩来未雨绸缪，在国民党内部安置若干战略情报人员，其中对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秘书”人选，周恩来特别看重，他提出几条标准：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清华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蒋南翔推荐了大学一年级学生、17岁的熊向晖（1919.04.12—2005.09.09）。
经党组织指示，许焕国、陈忠经和熊向晖报名参加了胡宗南的部队，因此，他们未与大多数临时大学学生一道去昆明，而是同几十个年轻人一起，组成了胡宗南部队所属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其中还有一名来自西安临时大学（原北平师范大学）学生申健（原名申振民）。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这“三杰”打入了胡宗南部队，陈忠经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团书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申健组成了“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参加了陕西省国民党特称组织联合机构“特联组”工作；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侍从副官。在1938—1947年的九年中，三人密切合作，在各自岗位上获得大量情报，及时以秘密方式报送中共党中央。
1936年，18岁的李佩从北京贝满女中毕业，可能担心不谙世事的长女过早参加到学生政治运动中，父母不同意她上大学；她好不容易说服父母，但又被要求她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终于，她以每天回家住宿为理由，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名学生，和陈忠经、许焕国等成为校友。
许焕国虽然在长沙打入胡宗南部队后，却未能留下，他辗转陕西、四川，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
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许焕国是校学生会主席，李佩是副主席。李佩在西南联大留下的记录不多，她曾撰文回忆：“在昆明我当过一次学生会副会长，因为‘左派’学生组织，参加并帮助过‘左派’社团搞的一些活动，‘三青团’就在女生宿舍门口布告骂女生，从我这儿骂起。在大学学习时，我们就为青年女工们组织文化学习班，教她们认字，组织她们唱歌、跳舞、演戏，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
1939年7月24日—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李佩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唯一代表，随龚普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从此，她和龚普生结下一生友谊，并结识龚普生的妹妹龚澎。
1941年秋，23岁的李佩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朱学范、龚澎是李佩在重庆时期的重要人物，她成为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常客。
李佩回忆：“协会主席是朱学范……这个协会里面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当时，美国劳工组织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协会捐献了一大笔钱，为改善中国工人生活条件，我们就利用这些捐款办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与托儿所，帮助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和妇女们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新华社对我们很重视，经常有人跑来和我们联络、要材料。”
李佩在劳协工作的职务包括理事长朱学范的英文秘书和助手，负责管理美国工会捐给中国工人抗战事业的经费。朱学范是民国时期工会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邮电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之一。他1905年出生于上海，1924年参加上海邮局招工考试，成为邮务生，1925年5月，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他参与组织邮务工人罢工，结识了此次罢工的领袖李立三，从此开始从事工人运动。
1945年12月，朱学范同邓发、陈家康、李佩合影于菲律宾华侨工联合会。1945年9月-11月，世界工会、妇女、青年代表大会分别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召开，因受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只有在工会打开了共产党代表与会的突破口，李佩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在欧洲参加了工、青、妇三个会议。
1945年9月8日-11日，她在印度加尔各答三天期间，与自己的美军男友Harry H. Kendall重逢，并告诉他：自己将在欧洲会议结束后，于1945年12月到美国纽约。Kendall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援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一名军人，他和李佩1945年4月相识于兰州。
1945年4月，在美军驻地兰州西北大厦的餐厅，Kendall第一次遇见李佩，惊人为天人：端庄、美丽、高贵、一口流利英文。
Kendall主动打招呼，从午餐后的茶叙开始，他们相互介绍：李佩在重庆的中国劳工协会工作，这次来兰州出差两周，她出生成长自中国东北，父亲是天津一家重要煤矿的管理者，她曾在北京大学上学，日本入侵后，她逃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告诉她，作为美国空军一员，自己绕地球半周来中国的经历、目前所做的工作，她深感兴趣。
在兰州的两周，工作之余，两人结伴游玩，她告诉他，自己所在的中国劳工协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怀疑，指责协会与共产党人联合，但Kendall更多关注的是她个人而非她的工作。一天，在同伴羡慕嫉妒的目光中，Kendall带李佩参观了无线电中队的工作室，她对他们采集、发送天气预报资料的方式迷着了。
在短短两周时间内，与李佩的神奇相遇，影响了Kendall一生的职业选择，他原本计划退伍后到大学里学化学工程，成为一名石油工程师，但与李佩的交往，他看见一个新天地，他决定从事中美文化、劳工、教育、工业、商业和外交等方面的工作，最终成为一名美国国务院下属的职业外交官。
在兰州机场送李佩回重庆时，李佩邀请Kendall到重庆来看她，Kendall欣喜不已。三个多月后，1945年8月1日，Kendall乘美军飞机从兰州抵达重庆，和李佩在重庆相聚一周。在此期间，1945年6月22日，朱学范在重庆收到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的电报，告知董必武、陈郁、邓发、章汉夫四人，申请到法国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之事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难，不发护照，希望能得到朱学范的帮助。
这是一个难题，在李佩的建议下，朱学范决定让他们以中国工会统一组织代表团的身份申请护照，结果只有邓发一人获得护照。
9月份赴法国时，朱学范未与邓发同行，因为邓发不懂英文，朱学范让李佩在沿途等邓发，所以，李佩先后在印度加尔各答和英国伦敦，都在等邓发，直到巴黎大会9月26日开幕，邓发还未到，李佩就自己到了巴黎。其间，她在印度与Kendall重逢。
1945年8月1日，Kendall到重庆后，住进了李佩为他预订的旅馆，在一周的相聚时间里，李佩带他参加劳工协会办公室、在中山公园爬山、在长江边漫步、在英国俱乐部晚餐....他们吃着英国烤牛肉，谈论着彼此未来的打算。
在重庆，当一位美国朋友和Kendall商量战后从事美中商贸工作时，李佩神态凝重地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就各自不同的和平意图达成一致意见，你们美国和我们可能会有许多严重问题。现在，国民党政府是如此腐败，我们的许多人民将会高兴看见共产党夺取政权，赶走国民党。”Kendall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李佩提及：内战的幽灵正在聚集。
8月6日，在重庆，他们共同听到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的新闻，山城一片欢腾。8月8日，Kendall按计划回到兰州，在送Kendall的途中，李佩告知她将去巴黎参加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之后到希望能到纽约留学。这个好消息让Kendall激动不已，回兰州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即随部队经印度回美国。
Kendall和战友们9月5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在此候船回美国，此时，他收到李佩的电报，将于9月8日—11日，在加尔各答的中国旅舍（China House On Chowringhee Street）。
1945年11月，Kendall回国，利用美国《退伍军人法》福利，26岁的他成为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12月，他到纽约等待李佩，但李佩未出现，她在信中说，自己需随代表团回中国，参加有关妇女代表事务。他们的会面推迟了一年，1946年圣诞节，他和李佩在纽约重逢，会面时，李佩告诉他：自己学成之后，将要去建设新中国。
从1945年9月—1946年1月的欧洲之行中，李佩遇见了多位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学者，包括物理学家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物理学家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和夫人李惠年（1907年3月6日—2007年10月30日）、画家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1977年6月13日）、城市规划师陈占祥（1916年6月13日－2001年3月12日）等。
尽管欧洲之行，李佩改变了去纽约的行程，但巴黎会议期间，李佩确定了在美国留学的大学和专业：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
李佩对自己在1950年前的经历基本上保持沉默，即使被问，也是一语带过，但是，实际上，她在这段时间的经历非常复杂、丰富，也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的主要原因。
类似的情形也见于1950年代留美回国的科学家罗沛霖先生。
2010年，中科院自然史所的熊卫民和张志会曾在北京采访郑哲敏先生，他回忆当年留美中国科协时讲道：当时并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国学生都加了......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1949年），我就搬到楼下，与罗沛霖一屋。罗沛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
在2013年4月出版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中，有一篇王德禄专访罗沛霖的文章《党组织资助我留美》，采访时间是1989年9月1日，地点是北京罗沛霖家。
王德禄：您是1948年由中国共产党资助留美的，您能把这个情况说一下吗？
罗沛霖：中共党组织派孙友余来找我，让我想办法去美国学习，因为共产党看到解放战争胜利在即，而即将开始的社会建设需要人才。当时孙友作搞地下工作，我就是通过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那时候党组织已经派了几个人出国......
从上述两个采访可以看出，从194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相识，到接受采访时的2010年，郑哲敏与罗沛霖相识60多年，他只是怀疑罗沛霖的特殊任务身份。但在1989年的采访中，罗沛霖亲口说自己是受党资助到美国留学，并在加州理工学院创办科协分会，为党工作。
如果不能凭借对郑哲敏先生的采访，来否认罗沛霖的特殊任务，张志会怎么能根据对李佩老朋友们的采访，来否认李佩亲人的事实回忆？
对往事没有讲述，并不能证明其不存在。李佩曾告诉我，力学所的谈庆明先生是她多年的老朋友，知道力学所的很多事，有事可询问他。2016年初，当我在资料上查到李佩在1949年10月前从美国回到中国探亲、并在解放后回美国的情况时，我打电话向谈庆明求证。谈先生说：“谁告诉你李佩1949年回到过中国？她学习那么忙，哪有时间回国？”我向他出示了一段文字，他说：“你看资料真是仔细。”
当我再次向谈庆明求证李佩在1949年回国期间到华北革命大学研究院上学的情况时，谈庆明说：“李佩在美国那么忙，又要上学又要带郭芹，哪有时间上华北革大？”李伟格指出：“李佩是1947年2月上康奈尔大学，郭芹是1951年8月出生，怎么没有时间？
”谈庆明向郑哲敏问及李佩在1949年上华北革大的事，在郑哲敏的要求下，有关方面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查了李佩的档案，干部履历表中有李佩亲笔写记载：1949.9-1950.2在北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证明人：朱学范。
2016年11月1日上午，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李佩。陈希回忆起1956年郭永怀、李佩夫妇携女，冲破重重阻力回国投入新中国建设，郭永怀为发展我国两弹一星国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并为之献身的英勇事迹，他表示：“组织上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李佩、郭永怀骨灰的合葬仪式后，有多篇关于李佩的报道，袁和对其中一些报道有异议，她提醒我：“丹红，我理解你对我大姨妈的感情与尊重，也感谢你多年来在对她的研究中所做出的努力.......
在这里我还是要重申：我大姨妈在1949年前的经历非常复杂，很多事情至今是谜，由于相关当于事人都已离世，除非大姨妈的档案里有详细记载，否则，很难查清，所以下结论要慎而又慎，但一定要客观，我不反对你们宣传我大姨妈，但一定要实事求是。”
我告诉袁和：我将努力寻找李佩先生真实的一生，我们今天铭记她和郭永怀先生的奉献，也要铭记他们为之付出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