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地那·艾哈迈德（Medina Ahmed）小姐支开了一个中国产的微型投影仪，屋里一片亮蓝，墙上挂着好几幅欧洲风格的基督画像。这座埃塞俄比亚传统房屋，位于一个叫Ejere Wolkite的农业村当中。屋里一群当地农民围坐在幕布前，在一阵有节奏的鼓掌之后，那位戴着白底花头巾的穆斯林姑娘简单的说了几句，开始放映短片。艾哈迈德小姐和她的农业课。
影片里是两个人在田间对话，讲述农业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要不是这个片子，现场像极了家庭教会的讲经聚会。艾哈迈德小姐不时暂停视频，语速飞快地向观众们解释技术细节。10分钟左右的短片，最终放了半个小时。这部影片来自于一个叫Digital Green的组织，它们是一个致力于推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农业发展的NGO。在埃塞俄比亚，知识短视频正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埃塞俄比亚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那种非洲国家。这个国家三分之二的国土是高原，海拔在2000米之上，气候怡人，和昆明类似，中国人能来这里避暑。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往Ejere Wolkite村，会经过中国援建的亚的斯亚贝巴-阿达玛高速公路。这条路和国内的高速别无二致，路边随处可见各种中国工厂、工地打出的中文标语，收费站服务人员的臭脸也和国内的一模一样。但下了高速进入村落，水泥和泊油路就马上消失不见。
在这泥泞的土路上，没有四驱的车还不如一头驴。黑土地上的麦田，这片田犁得倒很直。田埂上种着剑麻，花薹能长七八米高。远处的树长得像倒放的扫帚，这么长地面上的食草动物就啃不到叶子了。
就在这土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孕育着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支柱。8月初，田里的苗子还没长高，露出了一块块的黑土——这种黑土可不是咱东北的黑沃土（Mollisol），而是火成岩和泥岩生出来的膨转土（Vertisols）。
埃塞俄比亚10%的土壤是膨转土，它除了缺乏氮和磷之外，肥力还不错，但排水特别差。如果精细打理，依旧能获得高产。但“精细的农业”似乎不是此地农夫擅长的事情。在这块黑土地上，一行行的作物种得歪歪扭扭，田里石头满地。同行的瘦驼老师吐槽说，要是从咱中原拉几个老农过来，首先就得把这满地的石头给收拾了。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估算，今年，美国的玉米均产可达每公顷11吨，中国的也能达到6吨，但埃塞俄比亚的这一数值只有3吨——这还是在多年的技术改进之后达到的“成就”。作为非洲的农业大国，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并不发达，因此这个并不富裕的人口大国在各种灾害面前都颇为脆弱。想要提高作物产量有很多办法，从种植技术、种源、生产方式上都能下手。
Digital Green的短视频“金坷垃”说到非洲的农业，中国网民脑海里肯定会响起“非洲农业不发达赶快使用金坷垃”的声音。在我们用短视频开着非洲农业的鬼畜玩笑的时候，Digital Green这个NGO正是在用短视频给农民传授农业技术。
此前，这样的NGO想要给农民普及技术，要不就得靠技术人员言传身教，要不就需要书籍课本，要不就得借助传统的电视、广播。
但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技术人员不够多，识字率只有不到一半，电视的普及也不高，老的办法效率不高。直到他们发现了短视频这个载体。相对于传统的电视节目，Digital Green的视频制作成本要低很多。他们的一个摄制组大约有4-5个人：1个导演，1个摄影师，1个协调员，1-2个演员。这几个人，拿着一台能摄像的低端单反，走到田间地头就能拍摄视频。拍摄好的素材，会被送往当地的剪辑中心，由专门的人员剪辑。
导演们手中的选题，有些来自农业专家的分配，有些来自农民的提问。自2008年到2016年，这个NGO在埃塞俄比亚、印度、阿富汗等国制作了4426个视频。这些视频传播在13592个村落中，触及了大约100万的农民。
Ejere Wolkite村的Taya Girma一家是Digital Green的模范农户。这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他们的苔麸田。
苔麸之于埃塞俄比亚正如大米之于中国，是一种当地原产并且只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种植的作物。埃塞俄比亚人会把这种小小的种子磨成面和成浆深度发酵，然后摊成布满孔洞的煎饼，这就是他们的主食：英吉拉饼。这种饼吃起来口感松软，有点像发酵过的米粑，但要酸得多，很多中国人吃不惯。对于英美的城市白领来说，这种作物的营养组成更符合所谓的“健康观念”，因此大有被炒作成藜麦之后的又一种“超级作物”之势。
我们正赶上了Taya Girma一家的播种。他们全家上阵，一人赶着牛犁地，一人跟在后面撒种子，一个人在最后撒复合肥。这种“二牛抬杠”的画面在中国已不太常见。毕竟在中国，早在魏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更省牛的“一犁一牛”的技术，随后一千多年来“二牛抬杠”逐渐在华夏文明核心区消失，而现在牛又逐渐让位给了拖拉机。
1984年，埃塞俄比亚的农业专家发表了一篇题为《埃塞俄比亚作物种植中“一犁一牛”的使用》，详细分析了“近期”出现的新技术，并憧憬了这种技术的普及。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田里基本上还都是“二牛抬杠”。这些农民用来播种的工具是自制的。他们在一个雪碧瓶的瓶盖上戳了个洞，在洞里固定上了一根吸管，瓶里装上苔麸的种子，轻轻一捏瓶子，种子就定向吹了出来。
在此之前，政府曾带来了一些播种的机器，但那些机器都不是专门为苔麸设计，并不是很好用。结果，一个聪明的埃塞俄比亚农民就发明了这种不要钱的小工具。后来，在Digital Green的视频传播下，这种工具就传播开了。
而这就正是Digital Green的这些知识小视频的价值：通过一个个小的技术改良，增加农民的生产效率，提升了产量，让他们的收入获得了提升。这不正是“金坷垃”所要达到的效果？
有了视频，怎么让农民看到？靠英特网？无论是网线，还是智能手机，在埃塞俄比亚都没有普及。前两年首都隔壁的奥罗米亚州，也就是Ejere Wolkite村所在的州，因分离倾向出现了零星的叛乱，于是政府把华为建的3G网给全停了。在这里靠英特网做创业、做传播还早了点。但在这个国家有一种不太一样的“互联网”：人。埃塞俄比亚的政府是个大政府，触角涉及了整个国家的各方各面。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2012年，埃塞俄比亚的公共部门雇员占总就业人口的20.5%。自2000年，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国家的重心就放在了经济上，公共部门雇员中的很多人会负责经济相关事务的管理。这个国家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叫“kebele”，词的本意是“邻居”。
每个kebele管辖大约四、五百户人家，大约2000人，和国内合并后的行政村规模类似，上面说的Ejere Wolkite村就是一个kebele。临近的几个kebele，都会至少有1名“农业发展员”，这样一个角色，需要想办法推进自己辖区农户的耕种、放牧等方面的水平。上面那位麦地那·艾哈迈德小姐就是这这样的身份。但这些人，该怎么去提升当地的农业水平呢？
如果说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组织结构有什么好，那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有的事情的确不擅长，因此肯把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让渡给专业机构，比如说一个专业的NGO，来替自己做这些事。
Digital Green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农业发展员一起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工作。当地农村里没有投影仪，于是他们用纸做了一套“PPT”，翻着讲，套路纯熟。
于是，Digital Green组织起了4个州的“农业发展员”，在基层的kebele之上组织起层层结构。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做好的视频自下而上汇集在了一起然后再向下分发，每个视频中的技术细节被划分成若干个可执行的操作，如果这样的操作被采纳的次数多，那么就说明这个视频好，视频的制作者便会得到激励。根据该NGO公布的数字，他们在2008年到2016年间触及的100万农民中，有一半以上采纳过视频教的技术。
这个NGO就是如此利用埃塞俄比亚政府雇员，建立起了自己的视频制作、分发网络。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接触过的数个面向基层的农业、健康NGO，都是如何和政府部门合作的。只要有人，就有信息网。Digital Green的这套逻辑，目前来看是有效的。他们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合作，从一开始的政府资助、协同，慢慢转变成了政府采纳这套系统更强力的推进。至于未来成效如何，就需要更多的观察了。
最后，我们不妨来看一部Digital Green制作的“视频金坷垃”：Digital Green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埃塞俄比亚的合作伙伴之一，共同致力于让人人都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2017年9月盖茨基金会发布《目标守卫者：数据背后的故事》报告，追踪了18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具体数据指标，它们对人类的健康和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