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教授（中）9月16日获颁“求是杰出科学家”奖。想约陈十一校长，并做一次深入的采访，非常不容易。作为“创业者”，忙碌是陈十一工作生活的常态。他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陈校长就像一团火，永远精力充沛，永远高强度工作。”这符合他回国12年来的节奏——2005年创办北大工学院，2015年接任南科大第二任校长，不断跳出舒适区，做新事业的开拓者。
对于南科大学生而言，偶遇校长稀松平常。化学系研究生杨炅一两周就能碰到校长一次，还在操场上一起跑过步。“他经常穿着运动装，我们都跟他打招呼，他总会热情回应。”下午6点，门开了，我等到了一次难得的会面。眼前的陈十一双手合十，笑容中略带疲惫：“让你久等了。”从办公室望向窗外，南科大像一座世外桃源。这里九山一水，满眼绿意，自然与建筑的区隔并不分明，给人安静、平和的印象。湖岸遍植绿树，水边有读书讨论的青年。
在校园东侧，六栋十多层高的教师公寓整齐排列。南科大教授邓巍巍在《美国终身教授的海归全记录》中写道：“这六栋公寓可能是世界上教授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在80米乘120米的范围内住着近300位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往来无白丁。”这是一个科学世界的“理想国”，它的理念深入人心。从教学楼涌出的人群中随机拦下七八个学生，问他们来到这里的理由，答案无一例外：“因为南科大的理念值得追求。
”陈十一接任校长两年多，在此期间很少接受专访，惯于埋头做事。而今，这种务实求真已成为南科大的鲜明风格。当我问他如何评价自己，他说：“我是有理想、有情怀的人，但我也很务实。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make it happen.”南科大是带着理想“出世”的。在这里，学生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和权利。最典型的体现是2+2模式：前两年通识教育，大三自愿选专业，对各专业人数不作限制。
2013级化学系本科生张志超说：“这是最神奇的一点。学校让我们随便选专业，但至少我这一级，各专业分布竟然比较平均，没有特别热门或冷门的专业。”我对陈十一说，这种平均在中国高校实在罕见。他淡然一笑，“因为2+2制度下，老师会认真思考院系定位，积极宣传学科。我们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则会争取学生。学生有两年时间思考自己适合什么专业，很科学，也很人性化。”
在网络上，一些夺人眼球的标题在重新定义这所改革浪潮中的大学——“南科大是体制内改革”、“不想成第二个清华、北大。”面对各种声音，陈十一表现得非常平和：“我们只想成为南科大。”他把大学的定位与区域发展和历史作用联系起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高等教育是城市的短板。
深圳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认识到高等教育对于城市未来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包括南科大在内的多种类型高等教育提供资源、土地、需求方向；而大学为深圳提供人才、技术和文化支撑。大学的生长要和城市的生长紧密结合。”校园里的师生共同感受着这场转变。“创知、创新、创业”（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已经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
陈十一对南科大的期许，是建成中国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所研究型大学。学生张志超说：“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学校已经把更多的选择推到我们眼前。”创新创业学院成立，学校鼓励学生去实习。研究生可以体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指导基础研究，学校聘请校外导师对接企业的创新需求。一些学生已经创业成功。两年前，“创业风”刚刚吹来，一个学生就创办了网售餐厅，如今已开出三四家分店，年销售额近千万元。
学校也鼓励教授去创业，得到批准后，教授每星期可以有一天在公司。同时学校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过去两年里，由南科大教授创办的企业达到25家，推动着科研成果转化。“在深圳这样一片创业沃土上，把教授困在学校不是大学的发展之道。”陈十一说，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尊重教授的选择。让专心学术的教授有安静的研究环境，想创业创新的教授也能有平台，使科研成果和社会需求相结合。
“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喜欢新挑战，喜欢做改变。”2005年，陈十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机械工程系系主任。这一年，他收到北大邀请，希望他回国出任工学院创院院长。“我当时认为当院长还可以，当实验室主任更好，这样可以花更多时间做自己的研究。但到了一定程度，我觉得像我这个年龄，近50岁，可以试试不同的东西。”这份邀请让他开始角色转换，从科学家到管理者、改革者。他个人的改变与北大的改变紧密相连。
2009年，北大工学院成立第四年，一位新生在报到日拉着行李箱问一位师姐，工学院的教务办公室在哪里。对方一脸茫然地反问：“工学院？北大有这个学院吗？”八年后，在2017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已登上工程学榜单第12名。这个成绩让陈十一自己都感到惊讶：“当然，工科不仅是工学院，也包括计算机、电子等，但足以说明工学院对北大工科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建设、推动作用。
”今天的成果让陈十一更确信道路的正确性。但在12年前，面对没有一个员工、仅100平米的小楼，他同样有这个底气：“北大这么好的条件，难道还建不好一个工学院吗？”他那时想走一条不同于传统的道路：定位是工程科学，把工学院和北大的理科、文科、医学、力学相结合。这一方面源于“隔壁”的压力。不能效仿清华，只能错位发展。北大的优势是什么？理、文、医都很强，那么工学的发展就要利用北大的理学。
北大力学系源于数学力学系，基础很好，可以做一些偏向理论的、核心的科学问题，以区别于清华的工程问题。他也想到了未来社会的需求。“工程离不开科学，很多工程需要新的发现，要把这些发现变成未来的工具。北大应该做工科的前端，引领今后工科的发展。”他以AI举例，AI跟大数据的采集与算法有关，而算法与数学、物理紧密相关，说明工程技术的核心是科学。“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采访中，他一直强调信心很重要。
“有信心就会有耐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没关系，慢慢来。”当我问起他回国做管理者的决定，很多感触在不经意中流露：“我觉得做科学家比较简单。在美国我只做科学，每天在校园里独自走走。研究什么，花很多时间想清楚一个问题就好。做管理者，面临的困难和环境比做科学家复杂得多，中外如此。”不论曾经历怎样的挫折与争议，工学院和力学系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力学系曾在全国学科排名中跌到第五，如今又与清华、哈工大并列第一，这或许是对过往争议最好的回答。“我2005年回来，如今12年了，我觉得北大工学的发展已经走出来了，北大工学院已经被中国认可。”陈十一提到，最近教育部在搞新工科，北大代表了综合性大学办新工科的方向。“我们已经走在前头了。北大之后，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这些美国典型的综合性大学也建了工学院，我们建在他们之前。
建在之前并不代表比他们做得好，但至少我们想到了同一点，就是综合性大学应该更好地利用工科为社会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提到自己的研究，他比其他时候更兴奋。“我给你找我的PPT，湍流其实非常有意思。”他打开电脑，从湍流的基本概念讲起。湍流是流体的一种流动状态，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工业装置与日常生活中。
空气流动、海洋流动、人体血液的流动都与湍流有关；如何设计飞机外型以减小阻力、如何降低列车行驶中的气动噪声，这些湍流问题是影响国家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成败的关键，是国家重大装备制造的基础。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做这一行，除了个人努力，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在北大读博期间，他师从中国最好的湍流学者周培源先生。
1987年赴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他的导师是世界湍流理论顶尖学者、爱因斯坦的博士后Robert Harry Kraichnan。他接触到先进设备，用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计算机，通过模拟来观察湍流基本的物理现象。最为人称道的工作就在这里完成。1992年，与合作者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令他在学术界名声大噪。他首次提出格子Boltzmann方法，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人。
这一方法结合了统计物理与流体力学的特点，求解偏微分方程和模拟流体力学及其它物理化学过程，实现高效率的并行计算。成果很快得到转化，应用于能源与环境工程，传热传质，燃烧与多相流动，地下渗流与电磁场模拟。
谈他早期对湍流研究的贡献，还可以列举一连串事实：90年代初打破了直接数值模拟中雷诺数的世界记录；首次精确计算出湍流的标度指数和对流扩散过程的标度指数；提出了湍流中的映射封闭理论，成为燃烧和湍流扩散的重要理论与数值计算基础；提出了自然界中大尺度旋涡形成机理，解释了能量反积蓄。网络上关于他的学术成果，大多集中在2005年以前。这给人一种印象：在成为管理者、改革者后，他作为科学家的角色在淡化。
陈十一自己不这样看，他也不希望公众把他的回国看成一种转型。“回来不是说研究到顶峰了，就往下走了。我觉得回国后的研究比在美国做得更好。”2005年起，他兼任北大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至少在北大，我的科研没有放下。我最好的工作，还是那时在北大做的。”他在回国后关心的问题是湍流的模型。从数学角度来讲，湍流直接数值模拟很困难，必须建立模型。
他带领团队，提出了湍流中的约束大涡模拟模型，得到了阻力和分离流的精准计算结果。“我结合了两位导师——Kraichnan的数学观点和周培源先生的物理观点，建立了一个我认为是目前最有可能的、最好的一种物理模型，来解决湍流的工程应用问题，并在航空、海洋等领域得到应用。”他把在北大的成果更多地归功于国内的科研环境，这也是他当初决意回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研究条件，在硬件上已经是国际上最好的；学生的基础教育也不比海外差；国际交流也很充分。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工业界对湍流研究的需求比美国更迫切。迫切的需求带来湍流研究的大量投资，从而推动整个学科往前走。”这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团队的胜利。陈十一并不避讳这种“个人的逐渐隐退”。去年他发表了18篇文章，其中10多篇发表在流体力学的顶级期刊。“以前是以我为主，现在是以我的同事和学生为主。
我觉得这就像开车，即使不踩油门了，它自己还在走。我现在没有更多时间做研究，但是没关系，我是一位学者，做完校长回去还做研究。”他曾经的同事、北大工学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他是绝对的领导人物，大事小事都有精力管，且能管好，会用人。”陈十一并不把自己的成就完全归于能力。“以前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世上最怕‘认真’二字。我习惯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来研究问题。”他曾经帮北大工学院做募款，结果很成功。
但在回国之前，他对募款工作并不了解。当时他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系主任，就去找那些做募款的人，专门向他们学习请教，问他们怎么募款、怎么谈话、怎么获得支持。“所以我觉得，不在于你能力有多强，在于你能想到，你有心去做一件事情。”他在很多地方“有心”，在语言交谈中知己知彼。说出的话如一支破冰箭，能冲到人心里。
不少人还记得他的演讲现场：“很有感染力”、“不吹牛，大量真实数据”、“让人听了热血沸腾，感觉前途如此光明。”邓巍巍在文章中谈到过，陈十一当初是怎样说服他回国的。初次见面，陈十一的一句话就令他印象深刻：“如果不想当院士，就不用来南科大。”他希望杰出的年青人能冲到学术的顶端。我向陈十一讨教领导力。他回答：“所谓leader，是要领导大家，而不是领导自己。
领导的核心，就是在大多数时候寻求共同点，在观念不同的时候寻求妥协。”他关注同行的发展，关注已经回国的高级人才有没有得到发挥才华的平台。在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术领导者。他们了解国外，也熟悉国内，如果他们看到归国的一批人获得了更好的机会，未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回来。“好的科学家也是好的领导。学术领导如果不是好的科学家来做，请谁去做呢？我很幸运，有机会施展才华。
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不少人都能成为一个好的leader。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换其他人也能成功。”今年9月10日，在南科大2017年开学典礼上，陈十一分享了六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与邓巍巍的合影。邓巍巍曾说，回国加入南科大是“once in a lifetime”的决定，一生一次。陈十一对这句话深以为然。迄今为止，他做过很多个重大决定：走上科研道路；回国创办北大工学院；到深圳接任南科大校长。
没有一个决定是轻松的，但他把每一次选择都当作一生难求的机会，坚定而自信地走下去。他把来到南科大，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决定。在南科大，很多教授放弃了国外顶尖大学稳定的教职，全职回国。一些人家庭有困难，但吸引他们的，是一起创建一流大学的机会。来到南科大，他们有可能成为这所大学今后一两百年发展的奠基人。陈十一反问我：“你想想看，如果换成是你，这是一生难求的机会，你会不会选择？
”夜色降临，已经是19点30分。即使是一生一次的选择，做出决断也往往只在刹那间：“这些回来的人，他们从内心深处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希望在中国创建一所在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大学。所以我觉得，不是我说服力强，也不是我能干，而是时代。我们一生一次的选择，归根于中国的发展，归根于这个大有可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