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一篇《藏獒经济崩盘，高原上万流浪狗“成灾”》的报道，成为众人的热议。青藏高原流浪狗泛滥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些流浪狗会带来哪些危害？是不是通过捕杀流浪狗来解决问题？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简称“雪境”）是一个致力于在中国西部地区开展自然研究和保护的中国本土的民间环境保护机构。自2014年开始，他们就把力量投入到了解决流浪狗问题当中。
青藏高原上的流浪狗多具有凶悍藏獒血统，体型很大，平均体重达20公斤，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流浪狗的平均体重（14.7kg）。它们不但会咬人、捕食老百姓的牛羊，还经常成群结队出发上山和雪豹抢夺食物，雪豹面对犬只的群攻没有任何优势。班玛仁拓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会长加阳东云仁波切就表示，当地凶猛流浪狗经常捕食山上的岩羊，他们就曾救助过被流浪狗咬伤的岩羊。
流浪狗是疾病的桥梁，连接着野生动物和人类。
一些地区流行的包虫病，狗是最重要的传染源。而人和牲畜身上的病原体，也可能通过它们传播给野生动物。这样的恶果，源于狗被遗弃、四处流浪。在藏族人生活中曾经是如家人一样的狗，在传统文化体系里被严格禁止买卖。但随着“藏獒经济”的兴起，人们养的狗越来越多，但品种却未必好，未必真的卖得出去；随着泡沫破裂，这些狗便饲养不下去了，成了流浪狗。
加上牧民生活方式的变迁，看管牛羊的需求不再，定居城镇也没法养大狗，“弃狗”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多人表示无力继续养狗，生计来源又是这背后更深一层的原因。
随着流浪狗越来越多，它们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但如果你去问问藏族人，他们愿不愿意把这些狗消灭掉，很大可能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作为第一线的受害者，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消灭这些流浪狗？
2015年，我们调查藏族同胞对流浪狗的态度时，访谈了一个老阿妈，她讲述了自己曾在喂流浪狗时被咬，但她不怪这些狗依旧喂食，因为帮助它们是出于佛教的教导。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被访者认为流浪狗会带来咬人的负面影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牧民被访者反应自己家的牛羊被流浪狗捕食过。
当我们这些外人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憎恨这些狗的时候，“喂食这些流浪狗”却是当地人采取最多对待这些狗的方式，究其原因，主流的回答是流浪狗很可怜，要慈悲为怀。
养活了流浪狗，流浪狗依旧可能会咬人。如果仅仅是喂喂狗，这样的慈悲倒有点像是慷他人之慨。但他们并不只是如此。
上图中的男人叫桑周，是玉树巴塘移民村的村民，照片中的他正在给去世的流浪狗念经超度，念完经后他扛着狗的尸体爬到山顶上呼唤高山兀鹫，为它天葬。三年前，他开始每天去玉树市的面馆拉剩饭喂养这边40多只流浪狗，定期给这些狗喂驱虫药、注射疫苗，我们去他家时，他指着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十来条狗说：“养在这里的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我自己一直喜欢狗也养过狗有一些经验，买一些药来给他们治病。
” 为了保护这些狗，这个人还和前来偷狗的无业游民打过架。
桑周曾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藏獒老板，卖出过百万元的藏獒，有一年他在甘肃的一个藏獒养殖基地亲眼目睹了一只狗被活剥皮准备做成狗肉的一幕，放弃了正在蒸蒸日上的藏獒生意，下定决心用自己的下辈子照顾这些可怜的生命。在佛教文化浓厚的藏族聚居区，像桑周这样收养、救助流浪狗的人不是少数。
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的白玉寺在今年3月份号召当地老百姓领养了500多只流浪狗。果洛州甘德县班玛仁拓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和夏日乎寺为了防止寺院周围的流浪狗上山捕食岩羊，推动了当地社区老百姓领养了50多只流浪狗。玉树州囊谦县的果切寺也曾推动180多只流浪狗在当地的领养。
除了民间的领养之外，青藏高原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也和民间合力，尝试解决问题。
玉树囊谦县毛庄乡，考虑到乡镇老百姓和朝拜寺院信众的安全，尤其是上学的孩子和转寺院的老人的安全，乡政府、寺院和周围村子的老百姓一起出资、出力修建了40亩的收容中心。在修建完成后，收容中心收留照顾了来自周围三个乡超过一千只的流浪狗。每个月超过3万元的饲养费用，还是没有阻挡他们解决当地流浪狗问题的决心。
毛庄的收容中心还只是青藏高原地区收容中心的一小部分，在全国包虫病最严重的地区四川石渠县，当地政府出资修建了收容中心来管理千只流浪狗，在玉树市和曲麻莱县，都有政府和民间出资修建的收容所。
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就是那个老阿妈口中的“佛教的教导”。慈悲并不只给了狗。类似的态度，不只针对当地的流浪狗，也体现在青藏高原地区民间自发的自然保护中。研究显示，在青海三江源地区有超过46%的寺院分布在雪豹栖息地内，藏传佛教寺院的分布区域和雪豹的栖息地形成了强烈的纽带，在这个区域里的336座藏传佛教寺院通过带动当地社区形成的保护工作发挥着“保护区”的功能，为雪豹这些物种提供了在地保护。
当地人的保护观是什么？果洛州年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的更尕仓央认为在藏族聚居区，由于佛教的提倡，老百姓的保护意识和行动都是在基于众生平等的观念，他说：“当雪豹杀羊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在羊的这边，而当人杀雪豹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在雪豹的那边。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不是因为羊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畜。
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一只雪豹的生命不比一只羊的生命来得贵重，而任何生命，不论雪豹还是羊，都希望离苦得乐。”
从这个角度理解流浪狗问题，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流浪狗和雪豹都是平等的；“捕杀”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
来自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Pretty等人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相互关系”一文中阐释：“拯救生物多样性的任何希望都取决于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和保护” （Pretty et al. 2009）。如果自然保护需要取得效果，那就要从整体论的视角（holistic approach）来看“捕杀流浪狗”对长期、整体的保护会起到什么影响。
当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取决于文化多样性时，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和支持文化观念，让文化在保护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宗教信仰浓厚的藏族聚居区，更是需要如此。
我们在玉树州开展的200多份调查中显示，超过90%的当地老百姓反对“捕杀”流浪狗。如果在这样一个佛教及神山圣湖文化对自然保护有益的区域里通过“捕杀”的方式“解决”流浪狗问题，会加剧这种对保护有益的文化结构的破碎化，这无疑将对当地野生物种的长期保护起到负面作用。如果捕杀流浪狗的口子一开，当地不杀的倾向被破坏，那么，下一步遭殃的可能就是伤了牲口的狼和雪豹，进了牧场的藏原羚、藏野驴。
如何在青藏高原解决流浪狗问题？藏族人不止反对捕杀流浪狗，也反对“安乐死”。我们的调查显示，当地人认为“任何形式的死”都是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在他们眼中和直接的捕杀也无分别。如果不能采取死刑，我们可以怎么做来解决现在数以万计的流浪狗和他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推行绝育。
在藏獒市场退去和老百姓从游牧到定居生活方式转变等多因素导致的现在青藏高原地区流浪狗的现状中，狗本身的繁殖能力强是导致现在数量猛增的重要原因，一般当地的狗一窝产仔3、4只到13、14只不等。假设一对狗按照平均6只／窝，每年产仔一次并且全部成活计算，一般一年后小狗具备生育能力，在两年后，这个数量会变成之前的20倍。
而据我们了解，当地母狗从8月开始进入发情期，会在11、12月产下一窝小崽，之后可能会再怀孕，在4、5月份再产下一窝小崽，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在6月再次怀孕的母狗。如果全年无休，这个数量必将成指数倍增长。因此，控制数量增长，绝育势在必行，有研究显示，如果绝育覆盖70%的流浪狗数量，就可以有效的控制和减少种群数量。
但因为文化的原因，绝育在藏族聚居区的接受程度也不高，但不像安乐死那样不可接受。
今年6月，在果洛久治县白玉寺的大力推动、爱心企业的热心资助和外地兽医志愿者的技术支持下，集各方努力成功完成了26只母犬的绝育手术，很多当地老百姓天不了亮就出发赶上百公里路为3月领养的流浪狗做绝育手术，甚至为此放弃了一些工作收入。在我们即将返程的头一天，还有当地老百姓咨询第二天能不能带狗过来绝育，当地人的支持让绝育犬只在藏族聚居区成为可能。
在此之前，当地极少有人掌握绝育犬只的技术，今年8月，在果洛州农牧局的支持下，本地12位兽医接受了公犬的绝育手术培训，并顺利开展了实操，此后果洛州玛多县的兽医站独立开展了绝育犬只的工作。因此，实地的案例让绝育解决青藏高原地区流浪狗问题成为可能。下一步，结合外界的兽医志愿者力量，培训更多本地兽医，并为具备绝育技术的本地兽医配备“流动绝育车”，会大大推进绝育的速度。
第二，开展就地“领养”。如果说“绝育”是为了控制种群的数量，推行就地“领养”是为了直接减少流浪狗对于人和生态系统的直接伤害，更是为狗也增添了一份生活的保障，流浪犬成为了有主犬利于绝育的开展，和手术术后对犬只的照顾；同时，也为包虫病从源头进行控制驱虫带来便利。当地藏传佛教信仰的力量又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在之前部分成功的领养案例已经说明，这份爱心又将领养进行延续。
第三预防疾病和绝育仍需要大量宣传。在16年的针对青藏高原地区流浪狗传播疾病的给人的调查中，仅有17.9%的当地人认识到狗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疾病：狂犬病和包虫病，对于预防疾病，人畜共患病采取更大力度的宣传。“绝育不是杀生”，这一观点也需要通过更多宗教领袖解释给当地老百姓，理解“绝育”对于狗自身所带来的好处。
最后，社会各界力量对于当地的支持，在政府的支持推动下，将现有的青藏高原地区流浪狗收容中心建立电子档案，结合多方藏族聚居区内外社区、寺庙、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的力量进行宣传，通过“助养”的方式来促进就地“领养”，也为缓解各个收容中心饲养流浪狗所带来的维护管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