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过日子的时候，像这样的事，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当研究者们询问丈夫和妻子他们分别承担了多大比重的家务时，妻子们会说：“你在开玩笑吧？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至少是90%。”丈夫们则会说：“实际上，我做得很多，大约在40%左右。”尽管不同的夫妻说出的具体数字不同，但其总和都会较大幅度地超过100%。这会诱使人们推断这些夫妻中至少有一人在撒谎，但更有可能的是，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回忆。
当合作者一起取得了成功之后，如何在成员间论功行赏就成了一件不得马虎的事儿。如果贡献没有分配好，可能就会闹得大家不欢而散，学术圈中就经常出现因争抢荣誉，最终亲密无间的战友也割席分坐的事儿。
比如，因发现胰岛素而共同摘得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奖的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和约翰·麦克劳德（John Macleod），就在获奖后各自抬高自己的贡献，班廷声称麦克劳德仅仅提供了实验室与器材，而没有对实验做出任何实质性帮助；而麦克劳德在演讲中谈及最初的灵感时，则根本就没提到班廷的名字。
不仅如此，1962年的李政道与杨振宁也因早年的论文署名顺序，以及对“宇称不守恒”理论贡献孰高孰低的争执而分道扬镳。围绕着青蒿素与屠呦呦所发生的一系列争端，更是近期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上面这种团体一员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对团队贡献的现象，在心理学中早有界定，它被称为夸大贡献（over-claiming credit）。
这种现象中，合作者容易处于一种“当局者迷”的状态，他们认为自己对功劳的评估合乎事实，实际上却夸大了自己的贡献。
最近，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明星教授尼可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和他的同事一起，在论文作者、MBA学员和游客身上也挖出了夸大贡献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首次发现，团体规模还会影响夸大贡献的程度：团体越大（合作者越多）夸大贡献就越普遍。他们的研究已于今年2月发表在期刊《实验心理学：应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上。
艾普利等人就大规模向当时顶级组织行为学期刊上的论文作者递送了研究问卷。共有41%的论文作者回复了调查，其中一部分只需要评估自己对他们所发表论文的贡献率，而另一部分则要先评估其他合作者的贡献，最后才能评估自己的贡献。十年后的今天，艾普利对当初收到的数据进行了再分析。平均而言，随着论文合作者数量逐渐增多（从3人增加至6人），作者自我宣称的贡献率总和也会节节攀升，大致从205%上升至260%。
但是，如果作者在评估自己之前考虑了其他合作者的功劳，那么夸大贡献的程度则会受到一定约束。
艾普利与他的同事们又设计了现场实验。其中的一个实验被搬进了芝加哥市科技馆，研究者随机挑选了339名前来参观的游客，并将他们分成3人或6人小组来展开握力器比赛。在1分钟内平均握力最大的小组就是冠军，作为奖励，冠军小组中的每名成员都可以获得20美元的礼品券。
在比赛结束后，每位选手还要对赛场中的表现进行评价，其中一部分人只需要评估自己对小组成绩的贡献，而另一部分人则要首先评估其他成员的贡献，之后再评估自己的贡献。
研究者将小组内所有成员自我宣称的贡献率加总，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小组的总贡献率都突破了逻辑上线100%。而且6人组（113.6%）得到的贡献率要显著高于3人组（104.0%），团体规模对夸大贡献的助推作用得到了证实。
此外，如果小组成员只考虑自己贡献的话，那么他们所宣称的总贡献率（114.8%）便会高于那些首先考虑他人再考虑自己的小组（102.6%）。由此可见，在论功行赏时从自己身上分一瓢注意力给其他人，将会是一个削弱夸大贡献偏差的有效举措。
艾普利在最后指出，他们的研究对多个领域内的组织都有着借鉴意义，比如企业在设计员工绩效、教练在队员间分配奖金、学术共同体评估成员的理论贡献时，都需要引导人们关注其他成员的贡献，如此才能打破自我中心主义筑起的“高墙”。甚至有时候，哪怕只是回忆一遍其他成员的名字，都足以使我们调整关注点，进而可以相对客观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