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面对刚刚成立的第十一届药典委员会405名委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局长毕井泉的一席讲话，直指当前医药产业存在的问题，强调用“最严谨的标准”把药品质量疗效做起来。
“编制药典的目的是鼓励好药、淘汰差药、识别劣药假药。”毕井泉说。
“编制修订药典，一定意义上是对已上市药品的再次审查和确认。” “委员们要在修订药典时严格把关，这是对公众负责，也是专家委员会的责任。”
一国的药品质量疗效，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而这一切的源头在于《药典》及其坚持的标准。
“药典是一个国家药品研发和药品生产的最高标准的文件，有它的权威性。标准定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研发的水平，生产药品的水平。”苏州信达生物董事长俞德超博士对《知识分子》表示。
毕井泉的讲话中，透露出推进药品标准改革的方向。牵一发而动全身。业内专家在第一时间，纷纷表达了对《中国药典》修订的关切。
“老毕”直言了：药品标准必须要改革。
药典是我国记载药品标准、规格的法典。一个国家药典的水平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医药工业的发展水平。
自1953年颁布第一版《中国药典》至今，中国已经颁布实施十版药典。60多年间，中国药品标准从无到有、收载品种从少到多、标准水平从低到高，对于药品质量水平提升和医药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29日是第十一届药典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当天，毕井泉寄语新当选的405名国家药典委员会成员，要大胆学习借鉴国际医药科技发展的先进成果和经验，破解药品标准工作难题，高标准高质量完成2020年版（第十一版）《中国药典》编制工作，以此推进药品标准改革，加强药品标准全程管理，推动药品质量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肯定历史成绩的同时，毕井泉在此次讲话中也直言——中国药品的标准要改革了。
“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政府监管能力较弱，药品标准还不能适应监管的需要，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药品质量疗效与美欧日国家有差距，很大程度上是药品上市标准不高，市场上缺乏原研产品作为参比对照。标准缺失、标准落后、标准不管用、标准执行不到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
毕井泉强调，要加快药品标准制修订工作，建立科学、全面、可检验、能执行的标准体系，用“最严谨的标准”提高药品质量疗效，防范药品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用药安全。
改革的目标十分明确，但是，现实中的问题却不少。
为什么要改革？怎么改革？
新一版药典的修订，正处于国家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逐步拓展为药品监管制度全面变革的关键时期。
为什么要改革？
毕井泉在此次讲话中直面问题——一是药品可及性基本解决，但质量疗效上有差距。二是药品研发、生产、经销生态出了问题。研发中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的现象；生产加工过程中擅自更改工艺、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的现象，数据不完整、不真实、不可靠、不可溯源的现象；经销过程中夸大宣传、无科学依据地乱吹牛的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三是审评和监管力量薄弱。
与制药产业的迅猛发展相比，我们的监管队伍人员严重缺乏，能力不足，难以实施有效监管，漏洞死角很多。对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了，但解决起来困难重重，心有余力不足。四是申请积压，效率低下。这是前三个问题交织的必然结果。
怎么改革？毕井泉再次回顾了国家2015年至今已经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批准食药监总局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以及争取下一步加入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PIC/S）的重要举措，强调“改革总的目标就是与国际接轨”，“药品上市的基本标准就是新药要‘全球新’，仿制药要与原研药质量疗效一致。”
这番讲话大大鼓舞了业内人士。看到讲话全文的俞德超博士表示，“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提到中国药品改革的目标是与国际接轨，做创新药就要全球新，做仿制药就要与原研药一致。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画龙点睛’，或者说是精华部分，所以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内容，这进一步说明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春天快要来了。”
“（讲话）提出改革已不限于审评审批，逐步拓展为药品监管制度的全面变革，这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澳门科技大学药学院院长朱依谆教授向《知识分子》表示，“还有一个亮点是再次强调国际接轨，药品上市的基本标准就是新药要‘全球新’，把中国原创药提到了放在全球视野的角度。”
值得注意的是，毕井泉在讲话中还强调了改革的若干具体措施，提法非常明确——要研究建立药品数据保护制度、专利补偿制度、药品审评与专利链接制度，把专利纠纷解决在药品上市之前，既鼓励药品创新，使创新者受到激励；也鼓励仿制，降低企业仿制成本和法律风险。
要建立临床主导的团队审评制度、与申请人会议沟通制度、项目管理员与申请人联系制度、专家咨询委员会公开论证重大争议制度、审评结论和依据向社会公开制度，保证审评的公平公正。
要实现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药品研发、加工、经销、使用全链条的监管。药品批准文件持有人要承担研发、加工、经销、不良反应监测、完善药品质量等全生命周期的法律责任。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不可溯源的申请，一律予以退回。生产加工过程违反GMP规范，数据不真实、不完整、不可溯源的，要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对造假等严重违法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要建立审评员、检查人员、检验人员、执法人员保守企业商业秘密制度，建立禁止工作人员私下透露药品审评信息制度。严禁工作人员以审评谋私、以检查谋私、以企业商业秘密谋私。通过保密责任的落实取信于民，保证监管权威。
改革既包括今后上市药品如何审评审批，也包括对以前批准上市药品的评价和清理。规定期限通不过评价的要退市。长期不生产的、自行改变工艺的、没有履行上市后研究和药物警戒责任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稳定性存在问题的，要清理、纠正，性质严重的要退市。要研究制定药品退市的标准、条件与程序。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姚大林博士就此向《知识分子》评论道，“这些具体的体系和制度性变革，必将对扭转国内药品监管工作长期以来的低效无作为，民众用药不安全等弊端，（终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怎么看现代医药与传统医药？
“我想请药典委员会各位委员共同研究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对于制订标准、修订法律、推进改革、加强监管，都具有重要意义”，毕井泉讲道。
其中，他用了较长的篇幅阐述如何看待现代医药与传统医药，认为应该研究二者的基本概念，明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
“现代药是在传统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循证医学，逐步完善形成了今天的基本特征：以医学、化学、生物学等理论为基础；一般都具有明确的活性成分，并不断研究完善其作用机理；经过随机双盲大样本的临床试验，通过试验数据证明对某种适应症有效，对病人个人或人类社会特定疾病的预防或治疗获益大于风险。
所以药品审评要临床主导，由临床医生背景的审评员作审评组长。此外，还有经过监管部门审批的制作方法和工艺，确保质量均一、稳定；对药品的全面监督，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履行全生命周期的责任，开展上市后研究，监测不良反应，完善对药品的认识，包括药品说明书中载明的副作用、禁忌、注意事项等；对已上市药品不断评价、退出市场的规范制度。”
“传统药是传统的医学理论、传统的制备方法指导下，采取传统的剂型和使用方式、传统的适应症表述、传统的循证方法，有多年使用历史、公众认可的药品。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们必须发扬光大，继承发展。”
“现代药与传统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双盲随机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证据，获益大于风险的适应症结论，产品均一、稳定的质量控制。”
毕井泉强调，“如果用现代医学、现代药学理论，现代制备方法、现代循证方法研究传统药，其成果应按现代药申报、审评和监管”，“要认真总结这些年天然药物开发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哪些临床接受、国际公认的成果，又有哪些教训，走了哪些弯路，对我们继承发展传统药意义重大。”
研究建立中国的橙皮书制度
毕井泉提出应共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新药上市标准、橙皮书和药典的关系。
他再次明确，“按照现代药品监管的理念和实践，批准上市一种创新药，就是批准一种药品的标准”。
相关的标准包括活性成分、配方、用药途径、剂型、规格、使用方法、制作工艺及作为企业商业秘密的工艺参数。这些也是产品上市后的监管依据。企业必须按照批准的标准生产，整个生产过程的数据都要做到真实、完整，及时记录，可以溯源，否则就要以掺假药品论处。
这种经监管部门审批上市的新药带有原创性、标杆性，其申请的专利受专利法保护。专利到期后，企业申报仿制药生产上市可以借用原研企业的成果和数据，免于重新做大样本临床试验，监管部门按原研药的标准审查其药学等效性和生物等效性，二者等效即视为疗效等效，可以在临床上相互替代。
“上述经批准上市的作为参比制剂的原研药与经评价疗效等效的仿制药载入一个目录集，及时更新，这就是国际上的橙皮书制度。”毕井泉说，“我们也要建立中国的橙皮书制度。我们要研究批准上市新药的标准、橙皮书和药典之间的关系，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毕井泉指出，编制修订药典，一定意义上是对已上市药品的再次审查和确认。
药典编制过程中，要对收载、更新、修订的内容进行真实性、可靠性、科学性的审核，评估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真实性、可靠性、科学性存疑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存疑的，要向监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多年不生产的药品，要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上市后多年没有进行不良反应监测、不良反应不详的药品也要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委员们要在修订药典时严格把关，这是对公众负责，也是专家委员会的责任。
药典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药物研究所刘昌孝表示，加强药典委员会成员具有责任和使命感的队伍建设，也是此番讲话的一个重点。
毕井泉希望与会专家同时研究药典编制如何为破解掺假、造假的“潜规则”服务，为监管服务。
“当前有一种现象，药典中规定检验哪些指标，就有人研究如何骗过这些指标的掺假造假方法。请各位专家结合自己专长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及时堵住漏洞，破解‘潜规则’。”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毕井泉同时向与会的405名新一届药典委员会成员呼吁，要“秉持严谨、科学、公正、客观的态度，积极参与改革，推动改革，服务改革”，“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有利于促进公众健康的事情，都要积极推动；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不利于促进公众健康的事情，就要果断放弃。”
中国药典的国际化改革
“与国际接轨”、“遵循现代药的理念和实践”，成为业内专家和医药行业领袖为“老毕”点赞的关键词。
刘昌孝院士表示，希望每个药典委员会成员认真读懂2015版药典，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看看国际上先进国家的药典，再进行对比分析，才能有利于2020版药典质量的提升，为中国药典国际化作出贡献。
他向《知识分子》表示，必须以监管科学来推进科学监管才能做好药典的编制工作，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药典官员所提出的要求，必须作好建立良好的药典编制规范（Good Pharmacopoeia Practice, GPhP）的基本建设，让进入药典的技术准则、品种规范，必须科学、公正、真实。企业进入药典品种实行谈判制、制备过程真实、质量标准实行第三方验证复核。
“药典是建设我国药品工艺质量追溯体系的基本依据，为建设中国药品橙皮书，即研发、审评、审批、生产、流通、临床应用全过程监管符合规范、科学、权威、合法的管理模式提供保证。”刘昌孝说道。
“毕井泉局长的讲话非常接地气，清晰地指出我们医药产业存在的问题，对药典委员会提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他的讲话强调了药品标准的极端重要性。”浙江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博士亦表示。
姚大林表示，“非常难得的讲话，有骨有肉，句句实在，基本概括了最近两年来CFDA在药品监管、审评审批方面总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在这个总的目标驱动下，CFDA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因为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确保药品质量和安全有效，整个改革的目标就是与国际接轨，这是一种令人赞赏的、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