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4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回顾了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在刚刚过去的五月，纳粹德国对法国与低地国家发动了进攻。德军主从防守薄弱的阿登山区突破，绕过马奇诺防线奇袭法国。十多天内，德军西进后相北推进到海岸，英法盟军败退，约40万兵力撤退至法国北部的临海市镇敦刻尔克附近。5月26日，丘吉尔宣布执行渡海撤退计划，代号“发电机行动”，期望在两天内将45000名英军带回英国。
但实际上，撤退行动的前两天只有25000人成功撤离。而后，英国当局发出紧急求助，大量平民船只志愿参与到撤离行动当中。从货轮到渔船，大大小小的民船来往于海峡之间，与海军船只一道帮助盟军撤离法国。期间，英国空军在海峡与德国空军发生激战，为撤退行动提供空中掩护。到6月4日德军攻占敦刻尔克时，大撤退行动中已有338226名士兵获救。在向下院通报撤退成功的同时，丘吉尔也态度坚决地表示英国“将战斗到底”。
他那场鼓舞人心的演讲，和“敦刻尔克的奇迹”一起，成为英国人口耳相传的故事。
克里斯托弗·诺兰是一位电影导演，他曾亲历横跨英吉利海峡前往敦刻尔克的航程。那次经历让他对1940年毅然参与协助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人倍感钦佩，将这段历史拍成电影的念头也随之闪现。为了处理好自己的第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诺兰小心翼翼地积累着处理宏大叙事的经验，静候时机成熟。
近20年过去，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纪最负盛名的电影导演之一，也终于找到将这起历史事件呈现在银幕上的恰当方式。9月1日，电影《敦刻尔克》在中国大陆上映，诺兰也因之来到了中国。在北京，他和果壳网编辑聊了聊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
诺兰选择通过虚构的人物来表现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以我从当事人那儿读到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构建。
”为了当事人的所见所想，他还曾造访当时在敦刻尔克，现在仍健在的老兵，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确保了经历的真实性之后，电影的细节之处就能够按照需要来微调。比如在拍摄民船参与营救的场景时，诺兰设法调用了12艘当时真正参与到撤退行动中的敦刻尔克小船。而在处理空战场景时，登场德军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却是当时不存在的黄鼻子造型——“实际上，这种黄鼻子涂装到敦刻尔克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才开始出现。
但我们需要能轻易跟英军的喷火战斗机区别开来的飞机。”
2015年，诺兰亲自操刀写出了《敦刻尔克》的剧本。那是他迄今最短的电影剧本，仅仅76页，长度只有之前作品的一半左右。但《敦刻尔克》的叙事结构却经过了非常精细的处理：他将整个故事描述拆分成三个不同的视角，经历三段不同的时间——陆地上的一个星期，海上的一天，以及天上的一个小时。电影中，这三条时间线在细致规划下相互交织，不免让人想起在《记忆碎片》和《盗梦空间》中对时间的独特调度。
对诺兰来说，“目标是展现最合适的叙事视角”。比如在《记忆碎片》里，男主角是个顺行性遗忘症患者，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为了让观众置身于这个家伙的经历当中，诺兰选择将故事一点点反过来讲。而在《敦刻尔克》里，他试图通过三条时间线来构建事件的全局，也同样是为了让观众能强烈地感受到士兵、船员与飞行员在敦刻尔克的实际体验。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一目标在电影中得以实现，除了依赖天才般的编剧直觉，还得益于诺兰对其他学科的涉猎。按诺兰自己的说法，他会运用几何视角去审视影片结构：“我会将东西图表化，将结构画成图解，思考怎么构建一个能支撑脚本的骨架。”具体到《敦刻尔克》，为了让观众的紧张感不断升高，诺兰将一种独特的听觉错觉概念引入了剧本写作当中。这种让人仿佛走在彭罗斯阶梯上的听觉错觉后来被称为“谢巴德音阶”。
1968年，法国作曲家让-克劳德·黎瑟以此为基础创造出了谢巴德-黎瑟滑奏。如果将这样的结构抽象出来应用到剧作中，能不能构建出一种叙事方式，让观众感觉“悬念无限上升”？诺兰在《敦刻尔克》中做了尝试。他将三条不同的时间线纠缠穿插，一方面对每条故事线的进度做精心微调，另一方面又要避免电影变得太过支离破碎。在写脚本之前，他先构建了“一个精确的数学结构”。“我发现这样做很有用。
”他说，“我认为在叙事方面，的确存在一些深层的几何原则和数学原则，它们能的确能对观众的观感产生影响，让他们感觉到特定的感受，以特定方式体验事件。”这些对观众体验的引导也表现在音乐上。为《敦刻尔克》创作电影音乐的德国作曲家汉斯·季默也在配乐中运用了谢巴德-黎瑟滑奏元素。如果你在观影时感觉自己的心弦越绷越紧，那正是掉进了他们精心构建的“陷阱”。不过，诺兰并不希望观众察觉到这一点。
“这其实只是事关我的做事程序。”他表示观众们只应在乎看电影时的感受。“我希望（故事）能保持在非常强烈的人类体验之中，同时也保持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