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困在火星上了。我返回舱的燃料箱裂了，而且在我食物耗尽之前，没有救援队能及时赶到我这里。幸运的是，我的飞船配备了一个传送装置。当然，这是个很先进的玩意儿，但是它的原理简单到家了：机器会扫描我的身体，然后创造出一个细节无比丰富的蓝图，清晰地记录下我的每一个细胞和神经元。接着，这个蓝图文件会被传到地球，利用那里现有的原料，一个“新我”会被创造出来。
我需要做的仅仅是走进那台机器，闭上眼睛，然后按下红色的按钮……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难题：里面还有一个开关，让我决定当自己被传送回去之后，火星上的“旧我”是会被保留下来还是被销毁。这个抉择是我犹豫的原因。一方面，使我成为我的似乎就是我所有的部件组装起来的独特方式。我不认为存在什么所谓的灵魂，或者寄住在我机器里的幽灵。我只是我一千亿个神经元和它们一百万亿个不同连接之间的神经活动所产生的结果。
而且，神经活动就是神经活动，哪组神经元在做都没什么影响。如果你开始逐一地替换这些神经元，但是保持连接和活动不变，我就还是我。所以，把它们同时全部替换掉应该没什么问题，只要它们特有的模式没变就行。这使得我很想按下按钮，然后回到我心爱的人身边——回到地球上充足的食物、水和氧气的怀抱。身处它们之中，我会用那种慢一些的、老一套的方式，继续修补和置换自己的细胞。
所以：如果我把扳钮扳到“销毁”，我会毫发无伤地被传送回来。能失去什么呢？我不会失去任何使得我是我、我的意识是自己的意识的东西。我应该走进那台机器，按下按钮——然后走出地球上的接收装置。另一方面，如果我把扳钮扳到了“保留”模式，会发生什么呢？我会在哪呢？我是会回到地球，然后为留在火星上的那个可怜的、将会缓慢地饿死的家伙（那个旧我）感到遗憾，还是说——可怕！
——我才是这个旧我，嫉妒着那个在地球上和家人朋友团聚的新我？我能，以某种方式，两个都是吗？那将是什么样的呢？我会看到地球和火星上的景致重叠在一起吗？我会一边感受着饥饿带来的痛苦，一边感受着多年来第一顿家常菜带来的极度幸福吗？我怎么才能同时决定又走过红色的沙丘又走回床上睡觉？这种事情可能被想象吗？
我的天性里有一点残留的保守主义，它使得我总觉得自己会是那个旧我，而新我——不管他是谁——会像是一个双胞胎兄弟，比任何可能的自然产生的双胞胎都更像我。他会感觉到我会感觉到的任何东西，会和我有同样的记忆，以及会非常高兴他自己没有在火星上挨饿。但是，就算这样，他也不是我：我将不会想到或者经历那些他在想或者经历的事，他也不会意识到我这边日渐绝望的情形。
但是如果这条思路是对的，我就突然很不愿意把扳钮扳到“销毁”了。因为那样的话，看起来我就只是在火星上被消灭了，而地球上一个新产生的人，一个非常像我的人，会错误地认为他成功地回到了地球。
但是，为什么是“错误地”呢？我们脑子里的记忆是一样的，不是吗？从他的角度看，他经历了走进传送装置，按下按钮以及走出传送装置，回到地球。当他说这些就是发生了的事时，他并没有在撒谎。但是：我——那个走进传送装置并按下按钮的人——并不会经历那个新产生的人走出装置回到地球的经历。按下按钮之后，我接下来的经历是——得，什么经历都不会有了，因为我死了。
也许我需要采用一种更客观的视角。
想象有些其他人正在观察这一切。他们会看到什么呢？他们会看到我走进了机器，按下了按钮，然后——因扳钮的设定而异——他们要么会看到两个我，一个在火星一个在地球；要么会只看到一个在地球上的我，以及火星上一团冒着烟的残骸。但在观测者看来，并没有问题。他没法做任何测试去判断我是否成功被传送回去了——不管什么样的人格测试，特制的“我度”测量仪数据，或者对神经元差异的谨慎分析，都没用。
不管开关的设定是哪个，一切都按预期进行了。
也许我们能从这里学到什么。也许那个在我看来极其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就是，对于我踏入机器按下按钮之后经历了什么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答案——其实根本就不是个事实。也许我是个在时间中恒常存在的个体这一概念，根本就是个顽固的幻觉。举个类比的例子：我曾经加入过一个扑克俱乐部。它已经存在了超过50年，其间它的会员已经全部换过了。
想象有个人问道，这个俱乐部还是以前的俱乐部吗？“是又不是”将是个妥当的回答。是的：这个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50年从未间断。但是不对：没有任何一个初始的会员还在里面了。这个俱乐部身份的问题没有特定、客观的答案，因为俱乐部没有那种既保持原状、又随时间变化的，内在、本质的灵魂。
“特修斯之船”是一个类似的思想实验。这艘船能在海上航行几百年，其间不断更换损坏的零件。
在它所有的零件都被更换过一遍之后，它还是特修斯之船吗？如果不是，那么从哪一瞬间开始，它就不再是特修斯之船了呢？如果把它换下来的零件重新组装出一艘一模一样的船，那么哪个才是特修斯之船呢？也许，“我”这个概念也是一样。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同样的东西，是一个人，一生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并没有什么内在、本质的我，那么对于“我”按下按钮之后经历了什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答案。
事情就会像是观察者所说的那样：先是一个，然后变成了两个（假设扳钮是在“保留”档上），哪个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一个。“那一个”经历了什么并没有答案，因为从一开始，所谓“那一个”就根本不存在。类比我的扑克俱乐部，从一开始那里就只有一堆状态复杂的会员，在时间的流逝中，认为他们属于同“一个”东西。
这真算不上是什么安慰。
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想要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存活下来——结果却发现我根本不存在，甚至从未存在过！然而现在我还是得面对那个抉择：我（还是我们？）应该按下按钮吗？注：这个思想实验远非我的原创。
1775年，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问题，当时他写信给凯姆斯勋爵（Henry Home, Lord Kames），提到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唯物主义论：“当我的大脑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如果几百年后这些原料被重新精心地拼凑成出了一个智慧生命，我是否能说那生命就是我；或者，如果有两三个这种生命都被创造了出来，它们是否都是我”。
我第一次接触到设定在火星上的思想实验，是在论文集《意识的我》（The Mind’s I, 1981）的前言中，编者为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英国哲学家德雷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在他的《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 1984）一书中很好地运用了这个概念。
以及，博客主播CGP Grey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富有深刻见解的动画视频，题为《传送器的问题》（The Trouble with Transporter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