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背后总有无数的人员伤亡，而战争结束后，换来的不止有和平，还有医学的大幅进步。被称为“20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屠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成了人类医学进步最快的时期。1914年8月，一战于法国爆发，当时如果战士受伤，只能动用马车或者在骡子身体两边挂着篮子，才能将伤员从战场运送至医院。那些伤势严重的、完全丧失行动能力的伤员会带到火车站，被放进家畜运输车厢的稻草上，送到最近城市的医院里。
途中不会给伤员进行绷带紧急施救，也没有水和食物。哈佛大学志愿医生在巴黎美国救护医院的负责人哈维·库兴讲述到：“我看到其中一辆火车像倒垃圾一样，把将近500名重伤的士兵丢下去，留下奄奄一息的他们痛苦地躺在铁轨两边淋着雨，什么遮盖也没有。”
随后不久，九月初的马恩河战役再次遭遇了这样悲惨的境况，千余名负伤的法国士兵被遗弃在莫城附近一个村子的秸秆地里。
为了营救那些伤兵，美国大使迈伦T.赫里克呼吁他所有有车的朋友们一起去做这件事，尤其是美国医院（一个简小、刚刚从校舍改建的外驻军事医院）董事会的朋友。这个临时组成的医疗救助队伍第一趟就带回了34名伤员，随后越来越多。临时医疗救助队的出现决定了伤员是死还是生，是截肢还是健康痊愈，另外这次救援活动也标志着机动救护队的诞生。
一战期间，医学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场战争作为20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屠杀被世界广为熟知，据估计约有10万人死于这场军事浩劫。但对于那些伤者来说可能多了一层含义，即医生们在此期间学会了如何大大提高士兵的存活几率的办法。过去治疗因炮火攻击而受伤的士兵，截肢是唯一的方法，而一战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快速将伤员送达医院，给他们清理伤口，并通过手术修复，缓解伤情。今天习以为常的医疗手段：救护车、杀菌剂和麻醉，都是我们经受了一战的惨痛代价换来的。
“所有腹部穿透的伤员，最后都死于休克、感染”。战争初期阶段，尤其是前六周，有300,000名法国士兵们受伤，即使在拥有一批医术十分高超的外科医生情况下，本没必要截肢的案例仍多得吓人。杜菲埃含着泪，非常笃定地告诉我，起码有20,000多伤兵被截肢。关键难题是：医生们没有任何有效的杀菌剂能杀死那些猖獗的细菌，例如产气荚膜梭菌就是其中之一，它会引起迅速坏死，即俗称的气性坏疽。
士兵们长时间生活在污秽的战壕之中，一旦受伤，伤口便会立刻感染腐烂。法国著名的外科医生西奥多·杜菲埃于1915年向法国医学学会证明：70% 的截肢是感染造成的，并不是因为原发性损伤。
来自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帮助在路上了。战前一直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的法国医生亚历克西斯·卡雷尔与法国军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法国军方答应，在靠近战争前线处，将贡比涅城一座遗弃的城堡改建成军事医院赠与卡雷尔做研究。
卡雷尔还向对方要求了一部X光机和实验室来作研究分析。由于法国防疫服务部拒绝提供这些设备，于是卡雷尔便向洛克菲勒研究所求助。研究所不仅送来了设备，最重要的是，他们派来了英国生物化学家亨利·达金。达金完善了次氯酸钠使用方法，即不需要用火就可以杀死危险的细菌。卡雷尔使用达金这种新的杀菌剂并坚持采用冲洗法彻底清洗伤口。后来这种新技术——著称为“卡雷尔—达金氏法”，在战争时期被欧洲各国医生广泛采用。
在美国救护医院负责志愿者工作的同时，乔治·克里尔还向那里的医生介绍了一种新型麻醉方法，那是他和一名叫做阿加莎·霍金斯的护士在克利夫兰发明的。1915年1月，他们的莱克赛德医疗组开始了一系列为期三个月的轮岗支援纳伊（编者注：法国巴黎的郊区）的活动。克里尔随行带上了18罐大型的氧化亚氮气缸，足足有3000加仑。
他给卡雷尔、达金以及其他法国外科医生进行了手术示范：使用氧化亚氮与氧气混合，量刚好让病人陷入昏迷但不致休克状态。杀菌剂和麻醉的发明使得伤员到达医院便可立即获救，但若没有救护车和专门的医院列车将其送到那儿，伤员们活下来的希望也很渺茫。
自从1914年9月莫城战士的及时营救以来，截至年底，美国野战救护勤务部队的救护车数量已增至100多辆。
许多慈善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安妮·哈里曼·范德比尔特出资为其购买汽车，更有来自美国社会各界组织团体的帮助。福特汽车公司就捐赠了10个T型底盘用以改装救护车。一战期间，法国拥挤的第114号撤离医院，一位美国护士在照看一位受伤的士兵。随后，来自美国48所大学的志愿司机陆续抵达，一战结束时，野战救护勤务队伍已达到了约2500人的规模。
1915年有55名哈佛大学的学生来到法国志愿支援，漆黑的深夜里，他们一刻不停地行驶在残破不堪的路上，从战场后方接送伤员。在挽救战士们生命的同时，21名哈佛志愿者也不幸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这场战争令医疗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战争期间军事技术的发展——如重型火炮、远程大炮和机关枪——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种情况下，医疗也不得不争取赶上。一个很好的医疗进步案例便是：面部重建手术。
战中，即使士兵们幸存下来，可能他们的下巴和鼻子却被大炮碎片击碎，因此美国救护医院和瓦尔格雷斯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开创了颌面外科技术，与此同时也为法国医学界带来了牙科学。1915年，就在乔治·克里尔准备在3月份启程回美国前，他在救护医院组织了为期一天的会议，主要向100来名医生及外交官们展示目前已发展出的新技术与新方法。亚历克西斯·卡雷尔作了一个题为“科学完善了杀戮的艺术：为什么不能把它用来拯救生命？
”的演讲。那天晚上，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医生们齐聚于里兹饭店的晚宴，他们都共同致力于从伤寒疫苗研究出发找出战胜败血症的方法。这场战争使类似医学问题的紧迫性显示出来了，各界医生也在马不停蹄地寻求解决之法。当时美国救护医院唯一的一名女医生玛丽·梅里特·克劳福德后来评价到，这场战争带来了死亡与毁灭，但它也为进步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场战争令医疗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这多么可怕，但，它确实给医疗带来了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