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新华从武汉赶到大耒山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和我碰了面、吃过饭之后，他就拉着我进到了山里。大耒山位于湖北咸宁市的通山县硚口村，和灯火辉煌的大城市截然不同，入夜的大耒山区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可习惯了这片漆黑之后，我却发现路旁的草丛和小水沟暗藏玄机。里面点点微光时隐时现，仿佛一群精灵在隐秘嬉戏。这些“精灵”正是萤火虫的幼虫。付新华循着一个光点走去，拨开野草，打开手电，便见到一只通体黑色的小虫子。
我凑上去看，它的外形一下让人联想到三叶虫。蜕变之后，就是会发光的萤火虫成虫了。“这就是叫三叶虫萤。”付新华笑着说。这种萤火虫所在的峨眉萤属，正是付新华与合作者确立的。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萤火虫的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付新华多年来以“寻萤者”自称，走遍全国各地进行萤火虫调查。他不但参与确立了萤科的棘手萤属、水萤属等新属，并且发现、命名了雷氏萤、武汉萤等多种萤火虫。
在不同地方探寻这些会发光的神奇生物，总让他感到兴趣盎然。对萤火虫感兴趣的，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尽管在中国已发现的萤火虫种类就超过100种，但在栖息地破坏、光污染、水污染等日益严重的城市，已很少见到萤火虫出没。这些靠发光求偶的昆虫更多只能退居生态相对较好的山野。文化作品中群萤纷飞的梦幻场景和都市不见流萤的残酷现实，让许多城市人对萤火虫心生向往。
约2013年起，中国有多个城市开始举办不同形式的萤火虫放飞活动。这些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围观，不少市民对此表示欢迎——萤火虫回来城市啦。可举目四望，城市里依旧灯火通明、污染严重。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高的萤火虫，怎么会突然之间“回来”？答案是，它们是被卖回来的。付新华成立的湖北省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调查了近年来中国萤火虫活体的买卖情况，发现景区往往一次性购买几万只萤火虫进行放飞，借此吸引游客而牟利。
而尽管供货商打着“饲养”的旗号，他们出售的萤火虫大多仍来自野外捕捉。“这些公园的所谓‘野放’，是从自然界捕捉萤火虫，采集并运输到城市，在生态系统脆弱的公园进行的以观赏为目的的放飞。这样做的结果基本上是萤火虫全部死亡。”付新华说。萤火虫成虫的寿命通常只有一周左右，期间并不觅食，唯一的使命就是繁殖下一代。在这一阶段大量捕捉萤火虫卖到城市，它们在原栖息地的求偶、交配、产卵等行为就无法正常进行。
它们通常一年只繁衍一代，成虫无论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被放飞的城市，都会对种群的存续造成打击。跨地区贩运萤火虫的产业看似两边讨好——游人喜围观，商家赚足钱——在生态上却是不可持续的。赏萤正在成为新的需求，是现实，萤火虫的生存面临威胁，也是现实。有没有方法既让城市人能一睹萤火的风采，又能使萤火虫得到保护？付新华觉得有。
相比于粗暴地将萤火虫抓来城市人的世界以供围观，城市人应该作为客人：要赏萤，请到被妥善保护、合理规划的萤火虫栖息地去。“就是要保护栖息地，保护物种多样性。把生态建设提上来，然后才依托这个东西来做生态旅游。”付新华说。在介绍这一理念时，他提到了台湾保护萤火虫的模式。在台湾，不少农场、社区在政府支持下积极维护萤火虫的栖息地环境，萤火虫种群得到恢复后，再组织赏萤活动。
类似的生态保护模式，也在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得到实践。付新华和他的守望萤火正试着在中国大陆做同样的事情。第一个试点，便是这片漆黑的大耒山。“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要做点事儿了。”付新华说，“我很有信心把它做成一个模式。”2014年起，守望萤火与厦铺镇政府合作，建立起面积22平方千米的“大耒山生态保育园”，开展当地萤火虫的保护与复育工作。
前年11月，他们在大耒山建立中国第一个“珍稀水生萤火虫繁育基地”及“珍稀水栖萤火虫种质资源保护区”，负责人工繁育大耒山中的黄缘萤和武汉萤，以扩大当地的水生萤火虫种群。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保护区各请了一位村民做饲养员，刘全指导他们操作。萤火虫是食肉动物，幼虫有着极强的捕食蜗牛和螺类的能力。在一排排白色的饲养盆中，萤火虫幼虫正肆无忌惮地享用村民大叔剪开的螺。“这一批就可以繁殖很多了。
”付新华说，“我们尝试了各种水和气温的条件，今年可以扩大规模。预计最快是明年，最迟是后年就能达到理想规模。”羽化的成虫将在大耒山繁衍自己的下一代。保护、科研、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一步接一步，付新华要让这四种功能在大耒山都得到实现。“我想要用小小的萤火虫撬动一个大的环保，能很闪亮地发光。这是我的情怀。”付新华说。但他也深知，要将理想中的“大耒山模式”变成现实并推广开去，光有情怀和投入还不够。
无论如何，走向探索萤火虫保护新模式的重要一步，已跨到了大耒山的土地上。这一步承载着太多期望，思考怎么让这一步落得稳定扎实，也许对付新华而言比发现新的萤火虫更加艰难。大耒山会变成什么样子？硚口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的萤火虫保护，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在随后的一两年间，我们也许就能看到一个答案。希望能有更多发光的小萌物，能在深夜中自由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