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退休教授李佩先生2017年初离世，关于她和丈夫郭永怀先生的报道一度广见报端。王丹红女士此前发在《知识分子》上的文章曾提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李佩随即以探亲名义回国，从美国经香港，后乘船从天津上岸回到北京。1949年9月，李佩进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
1950年2月，李佩从华北革命大学政治学院毕业，经组织安排，由专人护送从香港回到美国。她提出李佩临行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其动员知识分子回国的“特殊使命”。
根据现有材料，王丹红女士所使用的特殊使命可有两种层次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特殊使命”概念：李佩1950年重返美国前，共产党曾嘱托她回到美国后积极动员钱学森和郭永怀回国；还有一种对“特殊使命”的“广义”理解，即她受命在较宽泛的范围内动员科学家和留学生们回国。
国内民众对科学家们一般保持高度崇敬，以往对科学家的刻板化宣传的标志之一即是“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障碍，回到祖国”，全身心投身新中国建设。在爱国的主旋律下，李佩1950年初是否带着中共授予的“特殊使命”重返美国，就变得无法讨论，因为任何科学家都可说是因爱国而归来。围绕狭义的“特殊使命”概念，本文对李佩有特殊使命说存疑，通过对相关材料分条缕析，与王丹红女士商榷。
王丹红女士关于“李佩有特殊使命”的提法受到李佩弟弟李佩璋的强烈影响。在李佩去世前一年，他透露了李佩赴美有动员知识分子回国的“特殊使命”。李佩璋在2017年4月5日于中科院力学所举办的李佩郭永怀合葬仪式上，又提到了这一爆炸性说法——“李佩因急需了解解放后新中国的发展前景，1949年初从美国赴港，坐了第一支从香港到天津的轮船，回到祖国。
1949年10月北平刚刚解放时，她到北平参加华北革大学习，半年以后，高层领导决定要她回美国去，尽量动员科学家回国，为祖国效力。她在一个西单的小旅馆里见到我，跟我说了这一切，而且她在做准备工作，而且由组织上专门把她送到美国。她在美国做了大量动员工作，鼓励科学家回国效力。她的活动甚至受到了FBI的注意。”这段二人之间的私密谈话，从证据链上说是现存的最亲近的人证，似乎不由人不信。
这种说法强烈影响了王丹红。她十几年前就采访过李佩先生，是李佩先生最喜欢的一位女记者，和老人有较深的感情。此后，她作了大量文献和史料研究，在《知识分子》上先后刊载了《李佩的特殊使命》、《“娜拉”的革命之路》，反复论证李佩有“特殊使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李佩身边人对“特殊使命”说多有不同意见。
不加修饰的“口述史料”固然能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亲历者回忆，但却不能保证所呈现内容的真实性，只是因为任何人在回忆中都会出现记忆模糊或主观判断的情况，以至让历史失真。李佩璋关于其姊李佩私密谈话的回忆也不例外。事实上，不少郭永怀先生生前的弟子，李佩先生的身边助手以及朋友对李佩有“特殊使命”说多持不同意见，认为李佩1950年重新返美时没有特殊使命这一说法更容易让人接受。
戴世强和李家春院士、陈久明同是郭永怀在力学所指导过的研究生。他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被钱伟长调到上海大学工作。钱伟长曾对戴回忆起诸多友人的往事，其中就谈及李佩受共产党委派，去美国动员留学生回国。钱伟长、钱学森、林家翘和郭永怀四人同是世界知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的弟子和长年至交，钱伟长对李佩的了解较常人更多。
1939年春，李佩就曾在西南联大校园内张贴的中英庚款基金留英公费生名单中看到过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的大名，但那是李佩和钱伟长并不相识。钱伟长1946年就已从加州理工学院以探亲名义回国，后到清华大学任教。李佩1947年方去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钱伟长对李佩在美国的状态并未亲眼目睹。直至1956年李佩随郭永怀回国以后，二人方才相识。
李佩对自己的事情极少开口，钱伟长关于李佩的特殊使命说或许也只是一种推测。
常年担任李佩助手，悉心照顾其晚年生活的李伟格女士，郭永怀院士在中科院力学所指导过的研究生、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以及郭先生的助手顾淑林女士等均表示，“李佩先生从来没有说过她有特殊使命”。力学所退休研究员谈庆明先生跟李佩关系很好，他曾专门委托朋友查阅李佩在中科院大学的人事档案，笔者也曾申请查档，但查阅到的档案信息并不能看出李佩有特殊使命。
李佩受朱学范影响甚于乔冠华和龚澎。
王丹红的文章说关于李佩的特殊使命说，存在着一个弱链条关系。她在一些零散割裂的史实判断上，用大量篇幅勾勒出一个逻辑关系较为牵强的故事——李佩在重庆时认识了龚普生，后来又认识龚澎，并在1949年初从美国回大陆途中在香港遇到龚澎和乔冠华，与他们一同建设新的统战路线。其实李佩1947年去美国后跟中国劳动协会的理事长朱学范和中国劳动协会书记长易礼容一直保持联系。
因反对国民党政府破坏解放军工会组织，拒绝召开伪国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朱从上海逃至香港，并发表声明谴责国民政府。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团体会员，朱学范当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自此直至去世都是与共产党同心同德、颇受重用的党外人士。朱、易跟李佩长期保持交往，对她的影响会更大，而不必非得拉扯上乔冠华和龚澎。
王丹红在文中提到，“北平解放时，李佩还曾从美国打电话给在香港的朱学范，鼓励他回大陆为新政府工作。”当时的背景是朱学范已与国民党政府心生嫌隙，中国劳动协会实质上遭国民党解体，他已不可能去台湾，在香港也无可事事，好在他已弃暗投明投奔共产党。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朱学范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发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邮电部部长。
1949年4月下旬，朱学范在北平西郊的香山拜会刘少奇，曾提到中国劳动协会书记长易礼容还在香港，刘少奇热情地催促要易礼容回家参加新中国建设。因此，李佩从美国返回香港时应在香港见到易礼容。她回到大陆后与中国劳动协会原负责人朱学范会面也很正常。
朱学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积极参与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
《朱学范传》中记载，1949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朱学范等35名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乘“天津解放号”专车从沈阳来到北平。3月21日同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应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邀请，参加在六国饭店举行的茶话会。李维汉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
紧接着，1949年3月30日至4月20日，朱学范在北平参加了讨论迎接上海解放的经济问题的准备工作，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七次座谈会。座谈会行最热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物价问题，要进行币制改革，控制好物价。一个是解放战争后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就应该对旧社会经济方面的人才给予足够重视，要有选择地加以重用。这两条意见得到中央领导重视。
李佩出身资本家家庭，曾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当属旧社会的高级旧知识分子和新中国急需的经济类人才。当然此时她还远没有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视野，却会被老上级朱学范重视。招收大批大学在校生、毕业生和在职人员进入区域性革命大学学习，是对旧社会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途径。比较可信的是，李佩受朱学范引荐而进入华北革大就读。但李佩为何于1949年初从康奈尔大学中途回国呢？
中科院力学所谈庆明先生认为1949年初李佩以探亲名义回国，很可能是想回国看一看情况，了解下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到底怎么样，他们自己该做何选择。
这种心理可以类比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人们的心情，周培源对此曾回忆道，抗日战争期间，人们都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人们又有了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见到日本侵略军就要全军覆灭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的政治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而感到忧虑。虽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支持国民党政府，不过国民党政府对延安长期封锁和造谣污蔑，大众对共产党的所知甚少。
李佩先生的弟弟李佩璋也曾说过，李佩在1949年初急需了解新中国的发展前景而回国。那时李佩到了天津“过家门而不入”，看似直奔北平，很可能是急于与朱学范会面和到华北革大报到。也有传闻说李佩那时与家里的关系已有裂痕。很快，李佩回国后便跟朱学范在北京一同进餐，那么李佩受朱学范推荐进入该校学习也是自然而然。
李佩似不可能被委派特殊使命。
中科院力学所俞鸿儒院士曾长期受教于郭永怀并在其手下工作，他赞同李佩赴美有“特殊使命”。他认为，“李佩1945年跟着邓发和李佩三四个人参加国际劳工会议，之后又参加国际妇女大会都充分证明了其思想进步性。……李佩先生是地下党派到美国去的。她1956年才回到国内。如果不是地下党员，何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呢？”这种想法也影响了很多人。俞鸿儒还记得，李佩曾告诉他，她在康奈尔大学曾学习马克思主义。
这个康奈尔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均可参加的共产主义小组，在麦卡锡主义最严重的年代已成为一个敏感组织。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哈伯德（Berhard Irwin Deutch，1929-1994）1947年至1953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物理学本科和生物物理硕士学位期间也参加过该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53年他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后，就已不再跟共产党接触。
但1954年起，他仍因这段经历而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后不得不逃至丹麦。然而，一些人的印象里，李佩似乎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的参加者。中科院力学所谈庆明研究员曾告诉笔者，据在美留学华人学生会波士顿分会的傅君韶的回忆，以及曾同期在美学习的林鸿荪妻子杨友鸾的说法，李佩在美国期间没有履行其动员知识分子回国的特殊使命的迹象，郭永怀虽是留美科协的正式成员，也没有积极活动，而是专注于学术研究。
中科院力学所退休研究员潘良儒1950—1955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那时郭永怀已于1946年受师兄希尔斯（W.Sears）邀请到康奈尔大学任教。潘读书期间曾听过郭永怀的流体力学课，并受郭永怀研究项目的资助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潘良儒思想进步、热情开放，曾担任康奈尔大学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与美国共产党人哈伯德等多有交往。
文革期间潘被当作“美特”受到审查，“文革”结束后复旦大学邀请哈伯德访华，对方指定要求见潘。在潘看来，李佩和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并不活跃，也没有听说李佩有其特殊使命。由此可见，李佩璋所说的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李佩因动员知识分子回国而受到FBI跟踪的说法，也只是李佩璋的一面之词。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李佩不是地下党，国民党也不曾将其视作地下党嫌疑。
最直观的理由是，中科院大学提供的部分李佩人事档案显示，1981年李佩才正式入党，而一个解放前的地下党已具备党员身份，不会重新入党。那么，李佩曾是共党嫌疑么？中国劳动协会是国民党政府下有些“黄色”意味的合法组织。1939年国共合作期间，朱学范跟周恩来打交道，同意陕甘宁边区政府加入中国劳动协会，由董必武等三人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后来又同意解放区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只有邓发一人。
1941-1947年李佩参加中国劳动协会，担任朱学范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助手，在劳协中是负责国际联络工作。李佩去美国前跟共产党有过一些接触，帮助朱学范推进国共合作，作为劳协内的非重要人物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有过来往，也确因国民党追查劳协将美国捐款转给延安事而受牵连，但不能证明李佩因此是党组织的人。李佩曾说过，较场口事件之后，中国劳动协会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了。从此，她开始萌发了革命理想的追求。
但较场口事件后不久，她便离开劳协，去了康奈尔大学。
抗战后，由朱学范领导的劳协内已有不少地下党员，进行了一系列的进步活动。朱学范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地下党人物中并没有李佩。1946年8月6日重庆市国民党党团军政联系会议对劳协作出决定：“以该会违背政府法令，情节重大，请中央即日明令将该会解散，对其首要分子，分别拘捕，予以严惩。”国民党要抓捕的42名“共谍”名单中也没有李佩。
有趣的是，李佩和郭永怀虽为夫妻，但二人1956年回国后，政治待遇悬殊。作为日内瓦谈判后归国的科学家，郭永怀颇受党组织信任并于1961年加入了共产党。李佩则在“文革”期间被当作“美特”而隔离审查、饱经折磨，直到1981年李佩才正式入党，与其说是受到她资本家家庭背景的影响，莫不如说是受她复杂的个人交往的影响。
李佩“文革”期间之所以受到隔离审查，除了她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作与留学美国的经历外，李佩本人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是她的问题迟迟没有结清的重要原因。中国科技大学对李佩的一份政审资料（落款日1976年3月24日）说道，“李佩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与国民党上层反动人物戴笠、胡宗南、康泽等人结识，有过来往。同时与美国某些中上层人物也有交往。李佩本人历史复杂，社会关系复杂。
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已基本结束，有些问题一时难以弄清。”李佩与戴笠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交往，在共产党授予李佩特殊使命之前，党内应早有了解，因此不太可能赋予李佩狭义的“特殊使命”。谈庆胜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1973年任该校教师，他曾受其兄谈庆明之托，多次探望随中国科技大学南迁合肥的李佩。
他清晰记得，李佩不经意间提到她受隔离审查之事时，曾亲口说道，“还不是朱学范的事嘛”，可见她确实受到朱学范一案的牵连。相比之下，她的胞妹李佩珊和胞弟李佩璋都是老共产党员和党内干部。李佩身边的人透露，20世纪80年代，李佩和很多普通党员一样，对党内某些不正之风提出过合理的批评。
尽管“文革”期间遭受过很多磨难，长期被党组织不信任，李佩后期的入党和被评为先进党员，也可视作一种超出个人遭遇的思想认识和行为实践的升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之间人员往来相对自由。临近战争，中美关系有所紧张，像李佩这样能有机会重返美国的人并不多，但是她复杂的个人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共产党对她的信任。而且，在美国尚有一大批进步留学生，组织上大可以从中挑选适合的人选，执行特殊使命，而不是李佩这样过往经历复杂、又无地下党背景的人。
进一步说，既然李佩不是地下党，她何以享受离休待遇？
其实，1949年9月李佩上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这一经历，才是她日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原因。在1948年共产党军队打下东北后，思想改造已经兴起，在攻下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后，思想改造大范围展开，并建立了华北革大等不少思想改造性质的学校。事实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入学此类干部培训学校的学生，其入学时间会被当作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倘若能顺利毕业，日后普遍被赋予离休待遇，中央还专门下发过正式文件。
李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入华北革大学习，恰好搭了末班车，日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不足为奇。当然，这说明至少李佩是政审合格的，因为这些毕业生有的被选拔进政府任职，政审不合格的推荐到其他单位，极少部分甚至在毕业前因政治表现不佳而被抓了起来。
不同于一般读者，对于李佩不是地下党一事，王丹红女士是了然于胸的。
但她在其文章《李佩的“特殊使命”》中，潜在地将华北革大当作培养党遴选和信任的红色干部的学校，进而把李佩先生1949年中途从康奈尔大学回国后在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作为她有“特殊使命”的一个重要桥接，有一定的误导性。其实，国内关于革大的资料并不鲜见，关于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的特殊性也有不少人所提及。华北革大是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学校，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专为民主人士开设，学员众多。
鉴于新中国必须有自己培养、信任和考验过的干部队伍接收旧政府人员，中共中央先后在各大区成立了与之匹配的大区级革命大学。1949年2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下文简称华北革大）成立，校址设于北平西郊万寿山湖畔之西苑。
王丹红的文章中提出，李佩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学院的同期同学有沈从文和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其实时间上不完全对应。
1950年2月李佩从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毕业，而沈从文1950年3月才进入华北城内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学习，同年4月转入位于北京西郊旧军营的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继续学习。不过，两人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参加学习，时间较近。华北革大采用大量招生与严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并采用了颇为缜密的组织架构。
李佩和沈从文就读的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为了便于思想改造学习，华北各大按照军政界、民主人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新回国的留学生）等不同类型，编排小组学习。革大的目的是改掉知识分子自由散漫、轻视工农群众等问题，使之树立唯物史观、一切问题从阶级分析出发的认识。课程学习包括“以劳工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三个问题为主题，再配以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等学习”。
学习形式包含理论学习、集体讨论、民主评卷和业余劳动等。层级性讨论小组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革大这种新颖的学习方式以及革命熔炉的思想氛围吸引了不少学员，也让有些人对集体生活与自我批判不适应，对“改造”这一新词汇在心理上不能接受，愿说“适应新环境”。当然，华北革大这种思想改造的结果也颇有成效，以至于1950年胡思杜批判父亲胡适并表明与之划清界限的一篇文章，惊呆了远在美国的胡适。
李佩在入学华北革大前，肯定对这所学校的性质有所了解。她的入学动机可根据他人的类似情况做有限的猜测。据史树青回忆，“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代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
”当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社交上有种普遍压力，他们面对陌生的新生政权，内心既有很大的希冀，也担忧自己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思虑未来的工作安置和生计维持。李佩参加思想改造，也可能是适应当时的一股潮流，为日后回国工作奠定基础。
那么，华北革大的入学是否很难？事实是到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的人并不鲜见。据何兆武回忆，“当时进革大读书很容易，考试一概没有，只要有人介绍就能进，来者不拒。
”华北革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继续大规模招生，如1950年，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同志到革大政治研究研究院学习的多达几十人。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与党校有显著区别，并非培养党政核心干部，而是对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性思想改造的措施。倘若将李佩在华北革大的学习经历，当作她被党组织选中，1950年初带着党交付的特殊使命重返美国的证据，显然不具有说服力。
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华北革大的在校生、毕业生都有亲属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我们并不能排除，共产党曾对所有华北革大的毕业生都曾托付了类似的“特殊使命”，要求这些人积极动员他们的海外亲属回国。像李佩这样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能重返美国的人非常有限，共产党交代李佩要积极动员知识分子回国也可以理解。这样一来就成了本文开头广义的特殊使命，李佩的特殊使命说就变得不可证伪，且不值得批驳。
既然王丹红女士认为李佩曾积极动员钱学森回国，下文我们尚且继续考察一番狭义的特殊使命说。钱学森回国与李佩没有关联。中科院力学所的不少老人认为，钱学森回国跟李佩更没有关联，例如中科院力学所俞鸿儒院士也支持这种说法。他认为，以往基本史实已很清楚且被普遍接受，除非有十足的证据，一种新的说法难以确立。如果说钱学森回国跟李佩有关，那为何李佩自己的丈夫郭永怀没有被她劝说成功而更早回国？
王丹红所说的，为什么李佩1949年途径香港回国后，钱学森才收到共产党邀请他回国效力的信件，这其实更看似一种巧合，说新中国成立在即，共产党急需召集大牌专家回国更为可信。她猜测此前钱之所以没有收到信件，一来共产党没有意识到钱学森的重要性，这显然不可能。二来，没有联系钱学森的渠道。事实上，早在1946年，与钱学森同在冯·卡门名下工作的钱伟长就已利用探亲理由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教授。
而且，共产党完全可派在美共产党员曹日昌和罗沛霖直接劝说李佩回国。罗沛霖作为钱学森的同窗，很早就开始跟钱学森密切接触。按照郑哲敏院士的说法，罗沛霖和钱学森私交甚好，在加州理工期间，罗沛霖每个周末都要去钱学森家。罗沛霖还在钱学森20世纪50年代陷入麦卡锡主义风波后，为避牵连而急切回国。
1949年4月，在芝加哥留学的葛庭燧收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曹日昌寄给钱学森的亲笔信，代表当时的中共北方当局邀请钱学森回国建设祖国的航空事业。没有必要再找李佩中间参与。加州理工所藏冯·卡门与钱学森的通信也可证明，钱学森回国的欲望并不强烈，而是专注于学术追求。此前1939年，他原来的学生签证期满，曾由加州理工学院出面帮他延长在美时间。
1941年，国民政府再次督促钱回国，冯·卡门直接回复航空研究院，表示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和胡宁是他替国民政府培养的航空精英，将在战后归还给中国，发展中国航空事业。1946年，钱学森接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职位后，他曾为留在美国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快快返回祖国现身国防事业之间游移不定。一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回国任教的机会。看上去，似乎国民党政府有意任命钱学森担任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
1947年钱学森申请了永久居住身份，之后他于7月返程回国，想回中国看看。钱学森回国后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演讲中透露，他已准备好将所学回馈祖国，可惜国民党教育部却出尔反尔，拒绝让他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后来官方原因是他太年轻，小道消息是教育部官员怀疑钱学森能否效忠国民党而取消任命。但也有人认为，钱学森其实是断然拒绝了北大等高校请他回国任职的邀请。
钱学森对国内战局的悲观判断也是他没有迅速回国的原因。1949年夏，钱学森重返加州理工学院，担任该校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从1948-1949年，钱学森一直通过报纸密切关注中国战局，了解到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势如破竹地先后解放北平、南京和上海，并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逼退到台湾。在要做出人生中关键抉择的时刻，他迈出了最后一步：提交美国公民权申请。
只是后来，钱学森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他会被美国驱逐出境。
结语：历史需要真相。一言以蔽之，在党组织较早派罗沛霖等共产党员接近钱学森的前提下，说李佩有狭义的特殊使命，被党组织授命动员钱学森回国，并不能令人信服，至少不被党组织寄予厚望。说李佩有广义的特殊使命，被党组织交代动员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是正常的，只是这种观念又流于泛化。无论怎样，李佩的劝说都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效果。
钱学森一直到1955年被驱逐出境，在日内瓦谈判后经中国政府周旋而回国。在1950年2月李佩重回康奈尔大学后，她的至亲郭永怀在中美往来尚且自由的情况下并未立即回国，虽然他并未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钱学森回国后，郭永怀受到他的热烈召唤，仍以尚未完成手头的研究项目为由，一年后才回到国内。在历史学研究里，想证明一个事情存在，只需找到一些或强或弱的相关联的证据，但一个最难的事情就是否认一个事物不存在。
本文的意义不在于一定要驳倒李佩有特殊使命说，而是提倡思考历史事件的另一种可能性。李佩先生生前从未说过她没有特殊使命，但也没有明确说过她有特殊使命。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说李佩有特殊使命缺乏说服力，本文认为李佩没有狭义的特殊使命，更符合事件发展逻辑和情理，但也只是提供了她没有特殊使命的诸多旁证。
李佩关于“文革”的资料现在不可能公开，李佩生前也很少提自己的事，郭永怀和她的学生心疼、尊重她，对于她和郭先生的往事开不了口。很多史实只能等待日后档案的披露。仙人已乘黄鹤去，面对各种铺天盖地的对李佩和郭永怀的悼念文章，笔者不禁思索，我们在反思李佩随丈夫郭永怀回国后的命运变迁之余，最应该向李佩学习什么呢？
顾淑林认为，郭永怀和李佩二人身上，既有着老一代知识分子救国爱民的家国情怀，又体现了西方人本思想下的公民责任。笔者以为，如果说李佩的前半生因其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和中国劳动协会、美国名校留学，以及与戴笠、周恩来等高层人物交往的经历而显得传奇的话，她在饱经“文革”劫难，以及丈夫郭永怀和女儿郭芹去世的人间悲剧后，娇小的身躯才真正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她不断学习和自我超越，跨越人生苦难，胸怀和思想境界日益提升，在英语教学、中关村社区建设上默默奉献，而且“心里一直想着别人，从来没有自己”，从细微之处真诚关心身边每一个人，低调、坚强地活出了自己平凡而闪光的后半生，诠释了一个女性的尊严和人格魅力。这才是我们见过的栩栩如生的、平易近人的李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