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女士不见了。她本来连续好几个月都来参加我们的团体治疗活动，却突然之间就不来了。其他的小组成员告诉了我原因：她遭到丈夫毒打，结果进了医院。事情发生当时的情况，说得文绉绉一点，是她丈夫“受到了”酒精的“影响”。我也希望这只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但是酒精的确是施暴与自残的一种常见触发因素。
酒精与暴力之间的这种联系，在多个国家均有体现。1998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报告称，在美国，有三分之二对亲密伴侣的暴力攻击行为都发生在当事人酗酒的情况下。饮酒会助长肢体暴力和性暴力。报告还称，饮酒会增加暴力伤害的严重程度。虽然饮酒未必一定导致暴力，也不是暴力发生的必然前提，但酒精与暴力之间的联系的确无可否认。
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但也有儿童因此受到伤害。有酗酒问题的父母肢体虐待孩子的可能性更大。居住在酒吧或售酒商店更多的社区内的年轻人，受人欺凌的可能性也更大。事实上，在美国，每10宗上报到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儿童虐待案例中，就有1宗与酒精有关。
性格凶暴又常常醉酒的男性也会成受害者。他们不但容易死于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也可能因与酒精相关的枪支事故丧命。虽然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努力来防止酒后驾车，可我们却还没有真正重视起一个问题：在持有枪支的情况下醉酒，其危害性与酒驾不相上下。尽管如此，仍有多个州允许顾客携带枪支进入提供酒类饮料的场所。
作为一名心理卫生从业人员，我也经常看到病人在酒精的影响下考虑或企图自杀。自杀企图往往是一种冲动性行为。一旦清醒后，许多病人都会后悔自己曾经试图放弃生命。不幸的是，酒精中毒加大了人们使用枪支自杀的可能性，而因为枪支在美国是最致命的自杀手段，当事人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那我们要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作为医生，我们应该每次都询问病人的饮酒、暴力和枪支持有情况，以便提高病人在这方面的警觉意识。不过还有一种策略，也特别有效，那就是提高酒税。你没看错，政府对酒类饮品是收税的，只是具体税率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按比例上涨，导致饮酒的经济成本比起几十年前低了许多。有证据显示，如果提高酒类的价格，就可以减少饮酒导致的生命损失。
综合112个不同的研究结果进行的分析发现，提高酒类价格能够减少酒类消费。酒税更重的州，居民酗酒的可能性会更小。2011年，马里兰州将州内的酒类销售税率提高了50%。数据显示，随着加税而来的，是酒类购买量的降低。与美国其他州相比，该州的酒类消费量要低上许多。除此之外，这种做法还有几种好处，比如说，该州的淋病病例也要少上许多。
伊利诺伊州也呈现出了类似的结果。
实际上，加重酒税对遏制暴力的效果在许多研究中都有体现。与其他预防暴力的手段相比，提高酒水的税率在政治层面上更为可行——这种做法无疑会比控制枪支获得更多的支持。税收是一种要比其他大部分酒精消费干预手段都要有效的方式，还能为地方政府创造更多收入。美国各州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支持各类面向暴力受害者的援助计划。税收还可以压低年轻人的饮酒比例，进而降低年轻人发展成重度酗酒者的可能性。
反对酒水税的一种常见论调是，这给穷人造成了更大的困扰——但是期刊《慢性病预防》（Preventing Chronic Disease）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另外，有证据显示，总的来看，买不起酒并不会导致人们使用其他药物。
如果政策制定者真要认真地预防暴力——先不说减少车辆及其他事故的问题——就需要降低酒的消费量。而收税不失为一种简单易行又效果卓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