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高考季，不论是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有关“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表述，还是清华大学对甘肃残疾考生魏祥所说，“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的话语，都刷爆了朋友圈，也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高考制度有效性和公平性的反思，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则看到了希望。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在全国高考结束之际，《知识分子》编辑部举办“我的高考，我看高考”主题沙龙，多位知名学者、高考制度研究者、大学招生主管领导，回顾他们经历过的高考，讨论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出路。在此，我们整理了其他与会嘉宾的精彩观点，与读者们分享。
河南大学副校长兼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刘志军说，我是一个教育研究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教育，我又在高校教育管理岗位上，在学校分管招生工作将近八年，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方面都对高考这个问题很关注。从我的角度看高考，实际上承载多种功能，一是实现社会公平，它已成为保证社会公平的底线；二是为高校选拔合适的新生。高考，顾名思义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这个入学考试是为高校招生服务的，实际上是为高等教育服务的；三是基础教育质量的检验。参加高考是学生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基础教育的出口，基础教育特别是普通高中对它很重视。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造成了我国长期以来真正对高考关注和研究最多的，恰恰不是高校，而是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校长、高中老师、高中学生关注得比较多。从高考的发展来看，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是1952年确立的。
高考制度确立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特殊背景下开始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编制出了大学招生的五年计划。在此之前高校是采取自主招生或区域联考的方式，在招生过程中，就有重复报考和重复招生的现象。我看过一个资料，1950-1951年由于生源问题，部分区域的部分高校招生出现一些问题，有一部分高校招生不足，招生过后，学生报到率也较低，1950年，全国高校的平均报到率仅为50%。
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出来以后，国家需要高校培养更多的人才来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就尽可能让每一个学校都能够招到学生，并能够按时报到，使有限的高校资源减少浪费。这样自1952年起，就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统一高考的模式，具体包括统一招生计划安排、统一考试安排、统一录取。在自主招生阶段，高校是招生的主角，站在招生的前台，1952年统一高考以后，高校就变成了招生的配角，走向了幕后。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高考经历了太多的事件。高考从文革开始停止，十年后于1977年恢复。恢复高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对每个个体、对家庭、对国家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由于，高考虽然实行多年，只有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可以说真正确立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或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此之前，这一原则还没有真正确立。
这是因为考生在参加高考之前，每位考生的档案里面先要有一个政审结论，这个结论决定他（她）是否能被录取，以及能被录取怎样的学校，这种政审结论可能有下面四种结论中的一种。
第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
第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
第三是降格录取。就是你考得再好，你也可能上不了本科，只能上专科学校。
第四是不予录取，这才是最惨的，哪怕考了再好也不能被高校录取。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再以出身来决定高校能否录取考生。高校录取的唯一依据就是高考成绩，这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是比以前更公平了。
现行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高校自主权太少，“招办”变“照办”。作为高校招生负责人，刘志军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近年来，各省招生管理部门在向高校投档和高校录取时，基本都采取的是平行志愿的形式。
在平行志愿录取规则下，学校的招办不再是招办，而是被戏称“照办”。为什么叫照办呢？就是在现行招生平行志愿的体系中，你给我多少学生，我就录多少学生，我基本上没有选择权。只要这个学生报了我们这所学校，档案投过来，并且同意专业调剂，我必须把他（她）招进来。在顺序志愿的录取规则下，投档人数比招生人数多，高校还有一些选择的空间。
但实行平行志愿以后，通过高考分数排队把所有的人变成一个长长的单项队列，学校只能从这个队列里招，你要录分数低的人，就要把前面所有人都录进来，投给你的考生不能太多，此时的招生就成了既定招生计划的完成，每年招生指标是确定的，不能多招一个。高校不能随便退档。所以，我们这个招办就变成了“照办”。
按理说，高考是为高校选拔新生服务，作为高校，应该考虑培养人才的个性、特色、综合素质发展等各方面，但现在高校录取时只知道今年我招的学生最低分是多少，最高分是多少，其他的你想了解也没有用。除了分数，我完全不知道招进来的学生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但总分代表什么呢？很难说，有些是语文好，有些是数学好。高校在当前的高考体系下，它既无权也无责。
高校只能关注培养学生的出口问题，前面的她左右不了，这是对高校最大的影响。这也是造成高校对高考研究不多，而高中研究较多的原因。高考对基础教育影响巨大。因为高校是按照分数来录取。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提高一分，超越千人”那样的励志口号。在河南省，提高1分，可能还不只超越千人，而可能是几千人，所以就必须分分必较。
这种过于追逐分数的现象在高中教育中表现最为明显，同时也在向下延伸，从高中延伸到初中，甚至延伸到小学、幼儿园。
高考抹杀创造性。在中美顶尖学府都做过教授的汤超认为，现行的高考抹杀了学生最为可贵的创造性。现在高三的学生基本上是不学新东西的，他们就是刷题。这个刷题不光是浪费了一年不学新东西，而且把原来有的一点点好奇心，对科学、文学的热爱，可能也都刷完了。我接触到很多北大很聪明的学生，他们也都抱怨这个。
所以，这个确实需要改，问题是怎么改？怎么把公平性和把高考作为一个正面的东西，来激发大家的创造性，又能够选拔到好的人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高考丧失了选才的基本功能。同济大学高教所讲师，高考制度研究者张端鸿说，首先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讲，高考一是为了高校选才，二是保障社会公平。但是，从高校的角度来讲是挑不到合适的人，整个高考为高校选才的功能基本上是丧失了。理论上，每一个不同专业有不同的人才需求。
我跟很多大学生交流之后，会发现很多人进来以后，实际上都丧失了学习兴趣，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人生有什么样的追求。所以，几乎每个人进了大学以后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不能转金融专业，因为金融行业的薪酬是最高的。各个专业都缺少把专业看作自己志向的人。第二，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教学的过程中，学生是不主动思考的，还是习惯于倾听，做作业，这样就导致我们整个大学学习的高中化。
有学者做过关于批判性思维水平测试的研究，就是在大学入学和毕业两个时间点上对学生做测试，结果发现美国大学生四年里面有显著的提升。但是，中国内地大学生是下降的，就是说大学毕业和高三毕业相比，水平反而还下降了。很多大学的老师都会去抱怨我所接纳的学生很难教，所以选才功能实际上基本丧失了。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高考形成了压力传导链。高考把应试压力不断地往前传导，一直传递到幼儿园。
我来证明一下是怎么传递到幼儿园的。我的孩子正在幼升小。上海的一个特点是，因为义务教育是公平的，所以公办学校是均质的，于是诞生了一批优质的民办学校。那么小孩从幼儿园中班就开始和同学PK了，从中班开始，小孩就被送到外面的培训机构里面，开始学数学、语文、英语，这是5岁的孩子。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学习压力就已经非常大。而且不是艺术、体育，而是知识性的学习，就是应试训练。
这种应试训练是极其残酷的，所以小孩子的压力很大。小学阶段也是一样的，它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到小学生心理问题频出的程度。因此，要把学校恢复成为一个学习场所而不是一个竞技场所。现在实际上整个学校体制无论是在哪个学习阶段都是一个竞技场所。这需要政策上去大力推动。
高考弊端：政府、社会、文化、家长皆难辞其咎。
面对高考的种种弊端，刘志军认为，有多种因素在共同起作用：首先是文化的因素，整个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影响。中国有着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对考试及考试结果的追求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去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这种文化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刚才说到高考是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产生的。现在早就实行市场经济了，就高校内部来说，高校学生就业早就是市场驱动了。
但是招生还是计划驱动的，所以就会产生矛盾。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因素。从目前来看，教育行政部门不仅管高考本身，还管录取规则、录取方式，除自主招生外，各高校都不能探索自己的录取方式。第三个因素就是社会因素，社会和家长这种交互作用。比如状元这件事现在特别受民间关注，不但有省市县状元，还有分科状元，包括媒体也在炒作。这种风气让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
我看过一个调查资料，只要有可能，85%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大学，50%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清华北大，从目前高等教育现状看，实现这一期望是不可能的。汤超认为，中国教育问题是一个庞杂的社会问题，高考不是孤例。其中主要原因是政府管得太多了，而整个中国价值观太单一，大家都要上名牌大学，要找到好工作，追求的东西差不多。教育体系也单一，带来了很多的弊病。
对于所有的创新、社会的发展，单一性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高考现在大家都觉得应该改，又改不动。我觉得还是政府这个观念没有解放，就是他们觉得政府什么都要管，考题都要管。
西南联大历史研究者张曼菱说，教育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不干扰。现在有的孩子高考前还住五星级宾馆，简直不可思议。读书要有宁静的心态，要有习惯的环境保证精力集中。家长突然把孩子送到五星级宾馆，醒过来都不知道在哪了。这是不尊重孩子自身。
孩子到高考的时候应该是他拼搏的时候了，结果一堆父母站在外面陪考。你必须让孩子发挥出最充分的、最旺盛的力量。我们都说人一定要受这个苦难，首先一个孩子需要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人的激情是全面的。如果一个人对生活、对事物、对世界都失去激情，只让他（她）对解题有激情，可能吗？教育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西南联大时期可谓中国教育史上短暂的黄金时代，教授有权力招收学生，每个学校也有自己的特色。
杨振宁就是很善于理论物理，做实验就会搞的一团糟，这样的人才也能出来。所以不能说全国是一个体制，一个模子。当年，我们的大学体制本来是很先进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学苏联嘛，全部变成统一化，学校统一化、高考统一化，导致学生从中学起学习的模式化。现在的学生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中学起就失去了个性，那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大学首先失去了个性，然后我们的高考也失去了个性。
高考应该考什么？应该考经典。不是像今年高考试题有“小黄车”，农村孩子根本不知道小黄车，你让一个孩子成天关注这个，这是好学生吗？所以，制度有问题、出题有问题、社会心态有问题，这些都是大问题。
怎么看待高考与公平的关系？刘志军认为，高考不仅要考虑教育公平，还有社会公平，现在大家对公平性越来越多地关注。而高考承载了社会公平这样的一种职能，在目前来看，这点上还是有些问题。
我们说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公平，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理解只是体现了公平的第一个原则，即机会公平原则。其实它并不是公平的全部内容，除了机会公平原则，还有另外两个原则。一个是补偿原则。目前在高校招生中专门安排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专门招收来自贫困地区或农村户籍的考生，这就是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之上，考虑了补偿原则。
还有一个就是差异原则，就是谢宇老师说的人与人存在个性差异。在公平的三个原则中，我们现在只是关注了公平原则，对补偿原则有所关注，但对差异原则关注得比较少。也就是我们首先要照顾公平，但是在满足基本公平的基础之上，对公平的其他方面也要关注，但目前我们考虑的还不够。
同济大学高教所张端鸿认为，高考不能完全保证我们期待的那种公平。
我们发现大学里真正贫困的学生很难进来，过去国内一流的大学里有一半左右是来自于农村的，或者背景不是特别好的家庭。但是，现在这个比例大概占到20%，下降得非常地厉害。过去高校对贫困生的资助不够发，现在部分重点大学的学生助学金甚至都发不掉。学工口的老师跟我说，发不掉又得硬发，有的学生就会拿两份、三份，甚至比一般家庭经济水平的学生的生活水平还要高。而很多真正的贫家子弟进不来。
从家庭培养的角度来看，我们80后父母是50后，90后父母是60后，再往前就是70后的父母是40后。代际的教育水平上是存在差异的。70后的父母知道怎么去鼓励自己的孩子，更加知道如何根据现在的评价体系指导孩子发展。每一个家庭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对其在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之间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而高考等于最后用一个形式上的公平来巩固前期的不公平。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公平的功能是丧失了。
高考与高招怎么改？
重点高校的自主招生值得进一步推广。刘志军认为，自主招生方向正确，值得鼓励。如果没有这几年的自主招生，部分高校探索如何科学合理地招生，那我们现在高考改革更难。现在的高考改革方案需要有社会氛围作为基础，高校招生过程也需要社会认可。而且自主招生中高校的能力建设非常重要，使高校有能力选拔学生。一开始肯定是在少数学校、面向少数人开始探索尝试，再逐步扩大范围。
他说，要让学校尝到自主招生的甜头，即使自主招生录的学生分数比普通学生的分数要低一点，如果通过跟踪研究，这部分学生发展更好，学校就会觉得很有必要投入专项资金用来做招生。因为自主招生需要高校的投入，另外，教授们参与面试也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今年自主招生人数比去年翻了一番。
去年清华在浙江招生采用三位一体的办法，即高考分数占60%，清华自己自己的评测占30%，中学的评价占10%，其本质和自主招生有类似的地方，即大学的评价和判断很重要。刘志军说，这种尝试势必将使高校在录取的时候，除了分数，还要考虑学生的多元因素。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研究自己应该招什么样的学生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招生制度对高中的影响就产生了，可以加入考分之外的，考虑个性差异的多元化因素。以前是“提高一分，超越千人”。今后可能就不仅仅是提高分数，这个分数都差不多了，还要看别的条件。
汤超认为，大学要办出各自的特点。
美国前一百个大学其实都不错，每个大学有自己的特点，在国外的小孩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上哈佛、MIT，他（她）就是看哪个学校更适合自己，所以每个学校都对外宣传他们学校的特点，他们的培养方案是什么，什么样的学生可能喜欢他们。小孩也会去各个学校去看去选，这就是异质性，彼此不一样。本来教育就不是统一的，谁敢说自己懂教育，我想可能没人敢说。
既然你不懂教育，那你为什么要设立那么多条条框框，你为什么不能至少让有理念、有想法的人去试一试。
政府可能会担心，乱了怎么办？短暂的乱或者小乱，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就像以前做的计划经济要转向市场经济，肯定乱啊，但不是发展得也挺快的，就是说我觉得不用怕这个乱。有些调控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总体思想要放开。包括鼓励民办大学，而且民办大学可以跟公立大学的教育理念、培养方案不一样。
有人担心，民办大学它这个毕业生没有竞争力怎么办？不要去管了。这不是我们要操心的。学校可以去宣传，可以宣传成功的毕业生，这是一个滚雪球的东西。它可以越办越好，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办很多相当好的民办大学的阶段。我觉得如果美国学校全是公立大学的话，美国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有竞争性和活力。其实最大的创造性就是来源于异质性，大家不一样。
自主招生如何保证诚信问题？
在各种招生改革中，包括自主招生，都会遇到社会诚信度低的问题，这是招生考试改革中的一个大难题。与会嘉宾谈到一个典型的例子，2013年清华曾公开昭告四川考生，清华不承认四川二级运动员的加分。四川媒体曾群起而攻之，认为清华大学是搞招生歧视。清华回应，欢迎这些学生到清华复测，因为近10年四川二级运动员考生没有一个能通过清华二级运动员的复测。
刘志军指出，虽然社会上造假情况比较严重，它说明当前高考改革必须面对的社会环境、面对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值得探讨的是，我们的突破口到底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刘志军建议，采取信息公开的方式，“把招生这个环节各个结果放在阳光下曝晒”。对于招生过程中的违规操作，加大追查和惩戒力度。他还建议，对于诚信问题，可以采取无限期追责。学生造假，任何时候发现，都可以处理，参与人员也应被严厉追责。
比如，有了征信系统以后，如果出现诚信问题，所有相关的社会生活成本就变得非常大，可能连基本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才不敢铤而走险。张端鸿说，有学校在搞自主招生的过程中，个别老师可能会有干预结果的违规操作。现在学校予以的处罚是免除其行政职务，但是不会免除他的教师身份，实际上应该一撤到底。
自主招生如何兼顾公平选才？
与会嘉宾讨论到，自主招生虽然受到专家与高校欢迎，但现实上存在大范围推广的难度。因为，各学校实际上不大可能组织一次全国性大规模评测，学生也很难到全国各地参加考试、评测，基本交通都会成为社会难题。一部分农村学生可能连参加考试的经济条件都不具备。同时，自主招生的过程相对复杂，评价也比较复杂，容易引起公平的质疑，目前国家严格限定各高校自主招生总量需要在总招生量的5%以内。
汤超回应说，这个可以通过偏向性政策去解决，比如，美国学校也会专门偏向一定的少数民族。北大现在是15%的学生，以国家专项的形式偏向贫困地区招生。谢宇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实际上对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她）能在父母没有教育背景、家里经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和你考一样的分数，实际上他（她）的能力可能比你强。
比如说，在考生家庭经济地位比较低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降低分数来考虑录取的，降低分数的政策可以因人而异，就像我们的自主招生，可以把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其他因素考虑进去，对他（她）予以降分（录取）。我举一个例子，人工智能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跟我讲过她的经历：她在美国读中学时，成绩并不是班上最好的。同时，她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她父母移民到美国后开洗衣店，自己学习之余还要到洗衣店帮忙。
普林斯顿大学面试她时，觉得她很有才，在艰苦的家境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便录取了她。我认为在自主招生中我们也应当发掘这样的学生。张端鸿指出，近20年前，他经历的高考跟现在所谓高考工厂的做法很相似，三年做了几千份试卷。那个时候改革的呼声非常强。但就是因为对公平的过分强调，所以导致改变一再错失时机。
到2010年的时候，实际上国家对于高考的招考分离的改革，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非常详尽的改革方案，但是利益集团不愿意实现权力分散化，分散到每个高校自己去。部分高校因为怕担责任，改革意愿也不强。政策层面滞后和保守，到最后就导致出现公平洁癖。一旦社会出现全民公平洁癖以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在这个压力下，政府很难作为。所以，应警惕“公平洁癖”影响高考改革进程。
观众提问：请问张端鸿老师，您提到上海在资源发达的条件下，小孩甚至三四岁就已经进了“军备”竞赛，要进入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而且是民办的，也就是说私立的学校现在在上海办得越来越多，然后这些学校经常收费收到30万。你有没有觉得学校经过多元化发展，会对于低收入人士更不公平？
张端鸿：我们前一阵在同济大学开了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研讨会，在会上我们大家都达成了很多共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现在整个所谓的学校多元化，比如说民办体系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上海的学区房跟北京相比的话就没有那么高。
有一个问题是它提前招生的，先招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然后再是公办免试就近入学，这样一种体系下，实际上社会上就把这个民办小学、民办初中当然地看作了历史上的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实际上它是有违基本教育公平精神的。因此，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当时就建议应该把民办和公立学校同批次地进行招生。要复兴我们的公办教育，复兴公办小学、公办初中。
实际上过去几年里面强化了民办以后，公办学校系统过分强调减负，而且在减负的过程不加区分的，也就是应试训练和适当启蒙性的直接全部被砍掉。一旦减负，小学也好，初中也好，政府对于公办中小学的监督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对于民办学校以及市场上的培训机构监管非常弱，一个很显然的就是公办学校领导者全部都是由政府来任命。所以，它对于政府的减负政策遵守得非常严格。
民办小学和培训机构可不管这些，反正没有办法对对他们实施非常有效的监督。我们现在是把公办学校的责任不断降低，实际上这个是不行的，需要把公办学校的责任再抬高，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及时地改革。
谢宇：我觉得对贫困子弟而言，真的会有不小的影响。比如说，通常来讲，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学生，他（她）从小见识广，可能表达能力会不错，应对面试的能力比其他人要强，这样的学生参加自主招生的话，是有优势的。因此，在自主招生中，应当考虑对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学生，要求更高一些；对家庭背景差的人进行一些政策鼓励和放宽，要有意识地调节。因为类似家庭这种你表面上看不见的因素在分数上是反映不出来的。
观众提问：刚才各位老师都对现在试点的自主招生的政策比较认可的，也说现在一定要培育我们的家长对于政策的认可度。但是我个人的感受是，目前家长热衷于自主招生并不是对这个政策本身的认可，还是对这些高校的认可。如果说我们国家对于高校的标签，对于高校科研的投入和高校实力阶层的关联关系不打破的话，如果将来这个试点推开，那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地方的三本院校去推行自主招生会不会出现无人报名的尴尬局面。
我想问一下刘校长，如果将来自主招生普遍推开，它会不会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去帮助我们的高校招到各自想要的人才？刘志军：说得非常好，其实我说的大家对自主招生比较认可，认可的是这个方向，并不意味着现在各个学校的自主招生它做得都很好，实际上都有改进的空间，有些学校还需要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第二，与自主招生相类似的这样一些政策，它不仅仅是在最高端的学校。
我们现在是国家批准自主招生高校全国有90个，另外还有像浙江的三位一体招生，它类似于自主招生，虽然二者有所不同，但方向是一致。它在浙江省内的学校基本上几乎涵盖所有的本科高校，应该说效果不错。
还有就是现在全国很多省份都采取高职院校自主招生，今年以河南为例，河南今年80多万的考生，有10多万不需要参加高考，因为他已经提前参加了这种高职院校的提前招生，这也是自主招生，10多万已经在高考前录取进去，他不需要再参加高考了。这就说明像这样的学校，高职院校都有人愿意报，而且不少，不会出现您所设想的地方三本院校去推行自主招生无人报名的尴尬局面。
观众提问：在我们国家，凡是国家干预程度高的领域，除非说出现特别大的危机，要不然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我们的教育政策很难出现一个大的危机，无非就是说我培养出来的人才，将来发展空间没有那么大，还是能保持社会稳定的。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国家有没有动力、有没有决心去深层次地推行我们的高考改革。谢宇：我觉得你讲得很对，现在的动力在哪呢？可能在地方。
比如说深圳、比如说上海，上海纽约大学，它有自主招生；深圳引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类学校在学生录取和自主招生中，相比之下是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的。汤超：其实这个危机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就是你想想看这么多年有多少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科学、新的技术是在中国诞生、发现的。我们本土的诺贝尔奖一直到最近才有，而日本现在几乎每年都有诺贝尔奖，这已经跟中国的这种地位非常不相称了。
这种情形再继续30年下去，中国可能就麻烦了。这里面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肯定是教育，也和刚才谈的高考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