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突飞猛进，一开始只有几个点，现在已经开始铺开，在一些领域做出相当新颖的工作。6月30日，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会长（SCBA）、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施扬向《知识分子》表示。6月29至7月3日，全球华人生物学大会暨第十六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此次大会由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和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共同主办。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是一家非盈利组织，创立于1984年。
现有大约2500名会员，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此次会议汇集了国内外生命科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代表1400余人。这是历年来参会人数比较多的一年，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数量大约有300人。施扬说。
今年大会的主题为促进科学、改善健康（Advancing Science, Improving Health），共设置了50个分论坛，覆盖当下生命科学诸多热门领域，邀请到了癌症、干细胞、核酸以及神经生物学等领域的华人领军学者。近年来，国内生物学家在CNS三大期刊发表论文已屡见不鲜，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科学家。
比方说这次SCBA Ken Fong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的得奖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邵峰，他是在中国本土开始独立研究生涯的科学家代表，在10左右时间里做出非常出色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像这样的科学家，希望并且相信未来中国会越来越多。施扬表示。美国科学院院士、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杨薇告诉《知识分子》，国内硬件设施已非常好了，年轻教授的思维非常国际化。
很多研究的水平已在跟世界一流接轨，比过去要好很多。人才汇聚、科研环境改善是主因。在此次大会上，除了施扬、施一公、邵峰、陈列平、程亦凡等知名学者，还有很多在生命科学细分领域做出重要工作的华人生物学家，当然更多的是有望未来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的科研新星们。此次大会既是同行的学术交流会，也是散播在五湖四海的学者会聚的平台。为何近年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如此迅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表示：在过去的5-10年间，中国生命科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巨变，这得益于人才的积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科学的持续投入，事实上，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它使得那些做好准备（回国）的人，回来后有更宽广的舞台，（让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通过千人计划，中国近年来引进了大量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科研软环境的完善也是海外学者陆续回国、推动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施扬表示：软环境的建立，得益于早年回到中国的科学家，诸如像在座的李林、刘小龙等。那个时候，回国是需要胆量、前瞻性以及牺牲精神。他们这批人为国内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做出了贡献。与以往相比，科研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李林表示：我那时候回来（1992年回国）条件非常有限，只能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很多国外同行业很羡慕我们：经费充足，一回来科研工作就可以迅速铺展开来。开创性的科研工作缘何仍旧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生命科学的诸多重要领域，国内学者做出具有开创性的科研工作仍不多见，更多的时候是紧跟国外学科发展前沿，这种局面短时间还难以改变。
李林亦表示，生命科学虽然是突飞猛进，但是总体上，我们跟西方还是有差距。虽具备了能力，在原创性上还不够，积累得不够。我们只在一些点上闪光，还没有铺张到整个面上来。对于这一问题，杨薇和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邹力则认为，基础科研的跟进同样重要。杨薇表示：我们不应一味强调cutting edge（顶尖）的科研原创发现，基础科学跟进也是重要的。
‘me too类’的工作做得好也可以，因为当一个新的领域开辟后，也需要具体数据（填补），只要这些工作做得好，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一种贡献。邹力表示：基础科学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带头的突破点，找到之后，还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就像金字塔一样，虽然不是最顶上，基础的部分也是需要的，否则（金字塔）也不会建起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还应为科研人员减负。在紧跟科学前沿的时候，挫折与失败肯定会时有发生。
李林表示，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邹力认为，科研机构要允许这些科学家能够自由探索自己的疯狂的想法，科学家也一定要有耐心，如果很着急，强调发多少论文，发了多少分，这样的工作就不会深入。杨薇也表示，如果科学家的压力大了，为了求生，他们就会做损害科学的事情，如考核指标过分强调文章数量，一个完整的科研数据，就可能被学者拆分3篇文章。
还有一种情况是，论文造假，日本有好几个有名的学校就出现了大的学术造假，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太大，可能是主要的原因。针对目前国内科研人才流动较快的问题，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所长刘小龙表示，这与现在国内优秀科研人才的缺乏以及科研人员自身的科研生涯发展有关。他同时也表示，如果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待遇，减轻房贷、小孩入学等压力，或许更能让科学家安下心来，做好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