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讲述关于进化论的一些常见误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1860年曾经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辩论，即赫胥黎和牛津一个主教威伯福斯，最后进化论派获得了胜利。1898年严复先生把赫胥黎的一篇著作《天演论》翻译到了中国。中国人对进化论才有了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了流行的话语。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有了过于强烈的社会政治背景，这对科学是一种干预。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龙漫远曾讲过：原本是一种科学理论的演化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化身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口号。进化论从一种科学的思想变成政治的思想，肯定有问题搞错了，或者说的不对。
我再举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张德兴教授的一段评论：从严复先生开始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通俗性传播，一方面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对进化论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国人对进化论一知半解、不求甚解，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鲜有继承和发展。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代中国社会，却把这一概念滥用到了极致，以至于达到了一切在于竞争，唯有最强者才能拥有一切，并且不惜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择手段的地步。
适者生存这个概念不是达尔文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概念的是臭名昭著的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鼻祖、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survival of the fittest”，把自然选择片面地解释为适者生存。生物学上也讲适应的演化，但生物学角度一个物种或者一个个体的适应，衡量的标准主要是：1、能不能活下去；2、能不能繁衍后代。
严复先生为什么把这个“经”念歪了呢？《天演论》英文原书名字是《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他对种族、对穷苦人民是很同情的，所以他强调的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差异，他认为不能把生物演化的规律生搬硬套地运用到社会学领域中去。然而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只是翻译了赫胥黎原书的进化论部分，而有意舍去了其伦理学观点。
达尔文曾经说过，他说中间类型，“为什么没有每一个组和每一个层位”，这个组和层位指的我们地质学里的地层，每一个段，他说“没有充满这样中间的类型”，说的中间类型指的是化石，“这一点，也许将成为对我的理论最直接、最严重的挑战。
”所以达尔文是担心的，因为就好像我们到山上去看一个地质层面，我们觉得应该见到很多过渡的类型，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找化石的，我们古生物学家会看到，这儿出现了一个化石，那儿出现了一个，它中间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的。
到今天，很多神创论者或者宗教，极端宗教主义者，他不相信进化论，攻击的一个理由是他认为你缺少这种过渡类型的化石。事实情况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是《科学杂志》2014年度十大进展，其中鸟类的起源，讲到十几年二十年前，在中国发现了大量的长羽毛的恐龙和早期鸟类化石，所以鸟类起源于恐龙，获得了大量的证据支持。
回答刚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过渡的类型呢？比如说我们人、猴子，有没有又像人又像猴子的生物，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过渡。到了70年代，古生物学家又提出一个叫间断平衡理论来解释，在原先的渐进演化理论提出一个新的假说：认为生物演化速度不是永远不变的。一个新生物种在形成的时候比较快，一旦形成之后它会长时间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就是快慢交替。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为什么在五亿年之后，好像我们现代生物主要的门都突然一下子出现了？所以当时有人把它称为“Darwin’s headache”，令达尔文感到头疼的一件事。实际上达尔文是感到头疼，但是达尔文已经给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是化石记录的不完善导致的。
真正的挑战有没有人真正的挑战过达尔文呢，我说从科学上真正的挑战是这个日本人，1968年有个叫木村资生的人，他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家，因为他直接挑战了自然选择。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核心的核心，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一个主要的动力。但是木村资生认为不是，他从分子的角度认为中性突变的遗传漂变是分子演化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年也有人说，进化论是不是有点问题？拉马克是不是又对了？获得性遗传有没有呢？最近生物学里面有一门发展很迅速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叫表观遗传学，是可遗传的环境印记。我们认为过去环境引起的改变是不会遗传下去的，现在发现有些后天环境改变了能够遗传下去。但是表观遗传学我觉得并没有，至少目前还达不到为拉马克翻案的地步。
当然还有人有些争议，对现有的进化学理论，比如说2014年Nature曾经登了两篇交锋的文章，题目就是说现有的进化理论框架是不是需要重新的考量？大家看到一派的观点说“YES，urgently”当然了，急需改变。另外一遍说“NO，all is well”，显然很针锋相对。就是说对进化论的理解，这种细节是需要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