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40年。77级入学的27万大学生成为高考关闭11年之后选拔出来的一批精英人才。由于高考，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被彻底改写，而这批人的奋斗，也改写着中国的历史。如本文作者刘海峰所说，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高考故事集合起来，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春天的故事。
在中国学术界，大概我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了。从1977年两次参加高考，成为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大学生，到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并长期研究和维护高考制度，直接参与国家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历史注定我将与高考结缘一生。
1977年的高考是制造千千万万个故事的大舞台，虽然高考带给每个77级大学生的喜悦大体相似，但每个故事的戏剧性、曲折性或许都与众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此前每个人的经历和生存状态千差万别所致。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惠安县峰尾镇（现属泉州市泉港区）。父母亲于1957年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福建省龙岩县（现改为龙岩市新罗区）任教。我于1959年9月出生，上中小学的10年正好是“文革”的10年。
当时的教育虽然不很正规，但学习成绩多数情况下都是全优。
1977年9月，农忙季节过后，我在读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一书时，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这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他缺乏了一种他必须在青年时感觉到的、否则就永远感觉不到的经验。”从形式上说，我是受过中学教育了，可我的大学在哪里？上大学会不会永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由于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2009年，不少大学的79级大学生都在纪念入学30周年。可是，媒体似乎出现了集体性失语，几乎见不到相关报道。尤其是相较于2007年对77、78级大学生的“集体性怀旧”，更显得对79级的忽略。
于是，我在《中国教育报》2009年8月24日发表了《不应忘记79级》一文，指出其实79级大学生与77、78级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属于70年代末通过高考入学的三个年级，所以有将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新三级学人”的说法。
2017年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融汇古今的教育研究》一书。该书汇集了从科举、高考到高等教育研究的部分代表性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探讨科举制的国际影响、重新评价科举制与科举学的构建，中篇论述高考改革的理论、实践以及对高考改革新方案的思考，下篇涉及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发展问题与历史记忆。该书作为《当代中国教育学家文库·刘海峰卷》，也是本人代表性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