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与非同寻常的减贫成效。但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这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强烈的关注。作为讨论中国发展中无法回避的议题，有些评论者认为这是高速增长不可避免的代价，而有些则警告收入差距加剧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基于2005年之后的数据，一些研究发现不平等可能不再恶化，甚至开始下降。
我们最近的一篇论文利用不同的数据进行了综合评估，发现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自21世纪初以来确实发生了转折。这种转折可以通过中国政策变化和结构转型来解释。我们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1995、2002和2007的家庭户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的家庭户数据，来观察1995年至2014年20年间的中国收入分配。
作为对家庭户数据的补充，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年鉴的省级消费和人口数据分析区域不平等情况。为了使得不同的数据来源具有可比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一些列调整。
表格1是中国从1995年到2014年之中6年的基尼系数。我们可以看到，基尼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倒U型，在2010年达到拐点0.533。其他不平等的衡量指标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
图1中显示，10%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在2010年达到0.4的高峰，之后开始下降。而且10%最高收入群体与10%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之比在1995年到2012年的持续增长后也有小幅下降。而Albaredo等人的研究也显示，近几年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减小。
为了考察更长期的趋势，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省级城镇、农村人均消费和人口数来计算消费不平等指数来估计区域间不平等。尽管这种基于省间和城乡之间差异的方法忽略了各省以及城乡内部的差异，而对不平等程度有所低估，但从其时间变化趋势中我们仍可以获得不平等演变的信息。图2是基于上述区域间不平等的历年基尼系数。区域不平等在1978年后略有下降，在1985年后开始上升。
图中显示，在2005年左右，区域间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之后呈下降趋势。
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转折呢？全面的解释有待于深入具体的研究。我们在此提出围绕中国从农村/农业经济向城市化/工业经济转型的几点假说。在这个框架下，全国不平等趋势取决于三个因素：城市和农村部门平均收入的差距、城乡部门内部各自的不平等、城市化比率。
Zhang, Yang and Wang（2011）指出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枯竭，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大幅上涨，从而降低了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异。此外，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也会帮助缩小城乡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政府另外一些在社保方面的政策措施可能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例如，在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施行了《最低工资规定》。之后十年间，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并且雇主对最低工资规定的执行程度也有显著改善。更进一步地，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和加强了许多社会项目。中国自2004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已经覆盖了超过95%的农村人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于2009年推出。
尽管农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福利仍然低于城市福利，但这些项目依然为农村居民健康风险和养老提供了缓冲。
表2和表3分别显示了各个收入来源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以及相应的基尼系数。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总收入的主要构成元素。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分配都变得更加平等，这是导致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因素。最后，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城镇人口比例会影响不平等的大小。在中国，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比城乡差别要小。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如果保持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不变，总的收入不平等会自然减少。
可见，许多力量的共同作用减缓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来不平等的快速增长。虽然中国的不平等水平仍然很高，其基尼系数高达0.5左右。但是不平等的演变趋势确实已经变得平缓，甚至已经下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发生了一个大转折。我们现在需要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原因并从中借鉴经验。另外，收入不平等不等同于财富不平等。
中国人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房产在中国家庭财富中所占比例约为四分之三。随着房价的攀高，财富不平等有可能在拉大。根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对CFPS2012数据的分析，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73,远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所以，收入不平等趋势的逆转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不平等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