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大学扩招扩错了吗?

作者: 汤敏

来源: 知识分子·教育观察

发布日期: 2017-05-30

汤敏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提出大学扩招建议,被采纳后大幅增加了中国大学生的数量,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尽管扩招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教育质量、就业压力和教育公平,但汤敏认为扩招的战略意义重大,为中国储备了大量人才,适应了未来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需求。

导语:

现任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与妻子左小蕾向中央提出“三年内将大学招生人数扩大一倍”的建议,以此作为一项拉动内需、刺激经济之策。他的建议很快被时任总理朱镕基,以及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所采纳。1999年高考比之前一年扩招52万人,增幅超过此前十年之和。他也被因此得名“高考扩招之父”。

提出高考扩招建议的背景

我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主要负责就经济政策给各国家政府出招。当时的背景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我所在的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处于金融危机风暴核心的菲律宾。亚洲开发银行又是全世界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组织之一。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拿出大量的钱来救助金融危机。那是亚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下突然遭遇的一次大危机,形势非常严峻。

我们身在其间协调各国政府处理危机,所以对危机的感受非常深刻。

为何中国大学应该扩招?我们提出扩招这个建议,涉及几个问题。中国当时的大学生是多还是少?世界银行有个统计数据叫“适龄青年入学率”,就是全世界18岁到22岁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90年代中期中国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对比之下,韩国51%;台湾省39%;香港20%;印度8%;印尼10%;泰国19%。

当年,韩国、台湾省、香港的经济体量都是我们的若干倍,收入比我们高,已经属于发达地区,不好做比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印尼比我们还低,泰国和我们差不多,为何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也是我们的好几倍?是因为咱们孩子笨吗?是我们市场接受不了这么多大学生吗?我们认为都不是。

建议批准的过程当时,我们还在国外,把建议书通过特定的渠道送到相关的领导手里。至于怎么送上去谁批的,我们并不清楚。

直到后来国内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是1998年10月提出的建议,1999年6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国家宣布启动扩招。当年就扩招了47%。媒体上把我们说成是扩招之父,我们觉得不合适。扩招的功劳应该属于当时的决策者,他们当时的确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反对声音很大,但是他们从国家的大局考虑,当断就断,该出手时就出手。

是否后悔当年的提议?

过去18年来,高考大扩招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教育转向多数人能上大学的大众教育,未来十多年后还要进入普及教育(以大学入学率接近50%为指标)。回过头来看,对当时提出的扩招建议,我没有后悔,反而骄傲。我不是为我自己感到骄傲,而是为朱镕基总理等当年的决策者与高校扩招的执行者们感到骄傲。

关于扩招,有何遗憾之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扩招也存在很多问题,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也不应该忽略。第一,当时还是对高学费对贫困家庭的冲击估计不足。助学贷款当时拖了好几年。国家政策对银行业的利益诉求没有给予足够关注,造成银行对助学贷款不感兴趣,能拖就拖。助学贷款肯定会出新坏帐,全世界都是这样。但这些坏账国家要担一部分,不能让银行都背下来。国际上对大学贷款坏账的处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如果我们把助学贷款做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会减少扩招对贫困家庭的压力。

如果现在给中央提建议,会提什么?

我正在关注未来教育的问题。教育是要前瞻性的,是要服务于未来的。培养大学生不是说就只看毕业那一年的就业情况,而要看未来十年二十年。现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速度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就要超过人脑,这是一个大变化。经济结构,就业市场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牛津大学最近的一个研究显示,现有的大量工作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

观众提问

1:如果让你重新选择是会搞教育还是搞经济?

汤敏:让我重新选择的话可能我还是先搞一段时间经济再搞教育。因为我觉得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教育。如果我一开始搞教育,那么我可能会被传统的思路束缚住了,正因为搞了经济,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教育,跨界才会有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想法。

观众提问2:当初支持扩招的人都是非教育圈,反对基本都是教育圈,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汤敏: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反对金融改革的往往都是金融界的,支持的是马云这样非金融界的。实际上创新往往都在跨学科的边缘发生。因为某一个学科的发展已经时间长太了,该创新得都已经创新了,已经非常成熟,在学科内创新非常非常难。

观众提问3:我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分层,根据我们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发现,在大扩招之后中国的教育分流结点基本上提前到高中阶段。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高中资源分配存在非常大的不均衡,尤其城乡差距非常大,一个农民的孩子想上一个好高中、好大学是非常难的,我想问一下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对策?

汤敏: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现在有人会把社会分层、社会不公归结到扩招,扩招到底是扩大了我们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还是减少了机会,我认为总体上是增加了农村孩子上学机会的。当然,好大学现在农村孩子的比例在下降。这是因为现在的教育资源太集中在城里的优秀学校,特别是在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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