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对话第二十期活动现场。
三代学者联结的三代学术情怀——兴趣、理想和批判性思维。杨振宁，1922年出生，在中国长大，三十和四十年代在中国接受教育，1946年到美国找寻其科学研究的热情所在。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 清华大学教授）。
Aaron Ciechanover，1947年出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以色列度过的，博士后阶段，在美国短暂地待过一段时间，之后便又回到了以色列进行研究工作。Aaron Ciechanover（200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 以色列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 /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中国长大并接受教育，1990年到美国寻找科学梦想，2008年全职回到中国。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士 /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 生物学家 / 清华大学教授）。
主持人：今晚与会的嘉宾施一公教授、杨振宁教授和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一位物理学家，一位训练有素的医师、同时也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还有一位结构生物学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各位认为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有共同之处吗？
杨振宁：我自己也是从研究生阶段走过来的。我曾多次说过，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日子。我认为，同我一样，对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而言，研究生阶段很可能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困难的阶段。因为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你的任务是学习已经写进书本和实验手册的知识。但到了研究生阶段，你要做的是截然不同的事。你必须要能发现新问题，并且找寻新方法来解决这些新问题。这个学习的过程通常是相当痛苦的。
那如何摆脱这种困难呢？我认为没有普适的规律。于我而言，我当时的问题是：我的导师爱德华·泰勒，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但已经声名远播。在那之后大概五、六年，他为美国设计了第一枚氢弹，达到其职业生涯的巅峰。总而言之，泰勒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很有想法。我初次见他是在1946年2月，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也解决了。他很高兴，但我并不高兴。我不高兴是因为这一类问题和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我想要的。
三四个问题之后，我和泰勒都意识到我们确实都对物理有兴趣，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不同类型的物理问题。那是我职业生涯的低潮期。
那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我决心寻找属于我自己的物理问题。我试遍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每个问题上我都花上几个月进行研究。我最终都有所收获，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当时的情况的确让人很是沮丧。然而，那些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几个月时间并没有白费。我对这些问题更加熟悉，这个过程也为我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为我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引入了新的思路、方法和观点。
所以我认为，你们首先应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问题，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你们必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现自己的才华所在，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幸运的话，这些都会引领你最终走向成功。
Aaron Ciechanover：当然有，我认为不同科学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在试图了解自然。我们都想要了解自然。
物理学家在粒子层面了解自然，化学家在化合层面、结构层面了解自然，生物学家在程序层面了解自然，而医师则负责研究在生物学失效时是在哪出错了。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些术语，只是为了将知识分为各个层级，方便我们在学校进行教授，但大自然从没听说过这些。因此，所有的学科都只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了解自然。
了解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而不只是为了好玩。我们了解自然是为了通过仪器、通过智能手机、通过沟通交流、通过开发新的药物、通过控制气温，通过各种措施让人类生活更美好。我们想要改善人类的生活。只有了解自然才能改善生活。
主持人：施教授，您觉得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心态方面，参加今天专题讨论的在座三位有共同之处吗？
施一公：当然有。事实上，阿龙已经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其它科学之间的联系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也非常美妙的解释。我觉得，对各个科学领域来说，最重要的方法即是如同今晚“巅峰对话”的主题所说——挑战精神和创造性思维。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所有科学家的共性，是科学研究的动力，是使科学成其为科学的决定因素。
主持人：阿龙，您如何看待科学中的“挑战精神”？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些您的故事和过去的经历呢？
Aaron Ciechanover：嗯，对我来说，挑战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人。我从来不会盲目相信任何人，我总是会核查和检验，甚至包括我的父母。我非常尊重他们，但从来不盲目相信他们。对老师我也是一样的，他们可能懂得更多，但也会犯错。你要一直保持谨慎，问问自己，“他们告诉我的是对的吗？还有别的方法吗？
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对任何事情都不要想当然，不要接受那些炒好、煮好、甚至嚼烂送到你嘴边的食物。仔细琢磨你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得的材料，它们都是未经加工的原材料，都是可以为你所用，最终让你有所作为的基础。这一过程中，你有可能会获得一些全新的发现。
对我来说，挑战即是挑战权威，挑战我所听到的，但主要是要问自己什么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施一公：阿龙已经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我没有必要再深入谈论，只是想补充几点。我们说的挑战精神实际上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它与你每天接触到的文化密切相关。我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每天都处于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中国的文化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我受邀与以色列驻华大使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我们讨论了教育问题。
我跟大使先生说，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重视教育和科研，特别是教育。大使先生回答说：“一公，我完全同意你说的。但是，我们受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影响。你们的教育方式与我们的完全不同。”我顿时感到大惑不解，他举了例子说：“我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我的母亲，一位典型的以色列母亲，都会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你在学校课堂上是否问过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第二：你今天有没有在学校做了一件让老师印象深刻的事情？”听到这里，我回答到：“大使先生，我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现在我每天我的孩子回到家，我只问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中国文化深深根植于我的脑海。我们讨论批判性思维和挑战精神的时候，应当将文化的影响因素也考虑在内。我总是在教我的学生要有批判性思维，但到了我自己的孩子身上，我就把它抛诸脑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在学校里生存，所以我教他们要听老师的话。
主持人：既然施教授谈到了以色列母亲，阿龙，您觉得以色列和中国在教育体系上有何不同呢？
Aaron Ciechanover：施教授说得非常好。
这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她们都在问自己的孩子今天向老师问了什么问题，而不是今天从老师那儿学到了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这个母亲并不是在问孩子当天具体向老师提了什么问题，也不只是为了问而问；实际上她的意思是，“对于老师教授给你的知识你提出了什么问题？你是不是把老师教的东西视作理所当然？
还是你自己也有思考——不，老师教给我的东西仅仅是开始而已，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学到的知识，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我应当如何继续深入？我该怎么运用所学？我还可以如何进步？”我认为这些才是这位母亲问的这个问题的实质。
在中国，大多数家长都希望孩子达到全优。中国高校中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的父母们也都很疯狂。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上北大、上清华，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考全优。
但是在以色列，父母并不关心成绩，他们关心的是成绩背后的东西。我的父母总是告诉我：要成功，必须经历失败。必须失败。你这次失败了，我们不叫它失败，我们姑且称之为一个教训。这次失败了，那么如果你是个聪明人，你就会回去问自己：我为什么失败？我犯了什么错？然后，下一次你就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学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能让人受益终生，因为你学习的是一条重要的原则。所学是什么并不重要，因为知识一直在变化。
你在哪个学科知识的考试中拿到了优秀并不重要，因为知识是日新月异的，但是如果你懂得如何应对失败，如何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你便获得了一项让你受益终生的技能。因此在以色列，失败被视为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经历失败，就无法取得成功。我认为这一点是两国教育系统之间的相异之处。
主持人：杨教授您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挑战权威的故事，或者您知道的其他人敢于挑战权威的故事呢？
杨振宁：不，我没有过。我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也许这是因为，尤其是在中国，学生们都不敢挑战老师。这其实是一个好问题。你们知道，最大胆、最敢于挑战老师的是美国的研究生。我可以给你讲一个非常生动的真实的故事。我这一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尤尔根·莫泽，他曾任教于顶尖的数学研究所——纽约大学的库朗数学研究所，后来搬到了瑞士苏黎世。后来我问他：“莫泽，你在苏黎世已经几年了，这里的学生和纽约的学生相比怎么样？
”他说：“有很大的区别。瑞士的学生不会挑战老师。”美国确实拥有一种大胆的精神，而我一直觉得这也是真正美国科学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请问诸位认为应如何让中国学生敢于挑战权威，如果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呢？
Aaron Ciechanover：我认为要求学生从明天早上——5月13日、星期六——就开始去挑战他们的老师，这么做是不公平的。因为从总体上说，挑战权威是一种文化，你需要对方也做好接受挑战的准备。否则，你可能会伤害你们之间的关系，影响你的事业，等等。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不仅仅取决于你自己。你可以走出第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你要立马直接跑到老师那儿，告诉他或她：你错了。
我认为这种精神应该从家庭开始，从父母开始。你的父母要接受相应的教育，使其可以坦然接受子女的挑战。也许“挑战”这个词语气太重了，说“商量”可能更合适。挑战是当对方说的东西不对时采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语气软化一点，说：“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得到一个共同认可的结论。”我认为这个问题与国家的领导有关，关于自由意志的信息会从国家的领导者，从当前的主席那儿传递给每一位父母。
在这个基础之上，教师所受的教育会相应的改变，你们成长的氛围也会相应变化。接下来，改变就会逐渐在整个国家发生。这种转变的过程必须要从某一个地方开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里面。以色列是一个小国，所以行动迅速，大家都不受别人控制。我们迅速决策，迅速行动。但治理中国是个艰巨的任务，这个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因此我认为，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应率先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由上至下改革教育体制。
主持人：施教授，您能不能从个人的角度谈一谈，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呢？
施一公：对于阿龙的观点，我想多说几句。阿龙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途径。意思是，政府也好、领导也好、教育相关部门也好都应开始重视批判性思维，并且自上而下改变这个国家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学生、老师和广大公民也不应该是被动的，我们也可以积极主动地改变文化。
我们未必能够实现大规模的改变，但我们至少能从实验室、从周围的小环境开始一点点改变。我们可以提升彼此间的容忍度，允许批评的声音，求同存异。不仅仅是在科学观点方面，在社会交往和社会事务方面也是如此。
最终，所有的点滴努力都会凝聚起来。我相信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在悄然改变，这种变化也许很大程度上源于微信等社交工具和互联网的巨大影响。这一领域的全球化使人们很难不开始适应批判性思维。我希望改变也能自下而上发生，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方式正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一代，“90后”、甚至“00后”能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改变发生在人们的心中，它正在成为中国的一个共同主题。我期待着！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创造性思维。几位老师，你们认为什么是创造力？创造性思维来自哪里？
杨振宁：创造力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活动需要不同种类的创造力。很显然，马云有伟大的创造力，他创造并发扬了“网购”这个概念。这种创造力很伟大，但它和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或广义相对论的创造力非常不同。这两种创造力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你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那么，问题是：我该如何选择？
我总是说，事实上，各个科学领域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大致有两种问题——大问题和小问题的。恩里科·费米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专注于解决小的问题。对于大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但不可以痴迷。在科学技术受到普遍重视的今天，优秀的学生，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罢，在学习科学知识的时候都会经常听说很多大的命题，像是黎曼假设、暗物质、暗能量等等；越聪明的孩子就越有可能痴迷这些大命题。
我的建议是，远离这些大问题，至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之内都远离它们。当前有无限新的可能性，你们可以利用新的功能强大的科学仪器来解决无穷无尽的新问题。我建议你们投身于这些新的领域。
Aaron Ciechanover：首先，我要反驳一种说法，那就是认为创造力不能被定义。创造力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定义它。在我看来，创造力或者说有创造力意味着做新颖而且有意义的事，想出新颖且重要的东西就是我所理解的创造力。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无法提前预知。所以我总是避免“建议”别人朝哪个方向努力，因为我们确实无法预见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创造力的一个关键在于你的周围要有优秀的人。导师是至关重要的，你需要有好的导师在你身边带领你、指导你。与优秀的人一起工作——优秀的人总是能创造良好的环境——知识也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自由流动。因此要慎重选择导师。这个过程有助于培养你的独立精神，锻炼你的思维能力以及你对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判断能力，等等。不只是选择导师，还要选择好的研究所，因为通常好的导师都在好的研究所。
另一个秘诀是要使自己充分暴露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接触不同的文化，换一种语言环境，学习不同学派的思维方式，学习完全不同的知识，将你已经学到的知识与你将在新环境中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力不是你去商店就能买到的商品，你必须在研究和创造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创造力指的是提问的能力，提出正确的问题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身处合适环境，充分暴露在多元的科学氛围之中。同时，你还要有好的导师指导。
并且，你要不断问自己：我从事的研究是否新颖？总体来说，我的研究是不是重要？
我完全同意杨教授所说的，“重要”并不意味着你要单枪匹马解决世界能源问题。找到一个小而重要的、有意义的问题，专注于解决它，选择好所处的环境，选择好的导师，不断问自己：我是不是正沿着新颖而重要的轨道前进。所有这些都将最终成为你的创造力。
施一公：我也认为创造力或创造性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只用几句话描述创造力或创造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性思维是源于挑战精神或批判性思维。我想以我自己为例。
长久以来，我都觉得相比于我周围的环境、我同班的同学或者同校的同学来说，我自己像是一个生物世界的变种人。因为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想法和大家的普遍共识都不一致。有时我很怕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会把这些想法深藏于心。
我觉得多年来我一直是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我会努力让自己与众不同。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我遗传构成的一部分，但我从小就总是想让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出风头”，想要与众不同。有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也是批判性思维。但是，归根结底，创造力很大程度上与你的科学见解和科学经验紧密相关，虽然它们可能并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当我在你这个年纪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有时我会感到很沮丧，尤其是在我博士生涯的第二年。我去参加研讨会的时候常常会睡着，因为我不能理解话题相关的材料。而且我会在研讨会上会睡得特别香。当大家热烈鼓掌的时候，我会突然惊醒，想着：天哪！我又睡了三十分钟！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博三、博四的时候，我开始能够理解研讨会的内容和它探讨的问题的本质。我开始有了信心。
我开始能够做一些好实验、创新的实验，因为我已经积累了知识、经验、技能等。我开始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
等到我获得博士学位时，生平第一次我感觉我可以凭科学谋生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如何去做好一个课题，如何发表文章；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足够的信心称自己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但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一定可以凭借科学谋生。这是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蜕变的第一阶段。接着我进入博士后阶段，我也没有停止让自己与众不同。
与我在同一实验室的一些同事不同，每一次解决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尽我所能。虽然我只是博士后研究员，但我会把自己看成实验室里的头儿，这种主人翁精神也为我赢得了同为博士后研究员的同行们的尊重。
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找到工作的时候，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我可能是一个好的科学家。我开始懂得如何从一个研究领域的切换到其它研究领域。我开始有成熟的科学研究方法和逻辑——科学研究受逻辑思考的驱动。
严密的逻辑也与创造性思维有关。尽管科学的直觉和猜想非常重要，但是你也必须要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否则你最终无法验证这种猜想。我想正因为我开始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我才能在1997年，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找到工作。大约在2000、2001年，在我独立的职业生涯开始三年后，我被任命为终身副教授。我那时觉得我已经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
现在我已经拥有足够的信心，甚至可以与杨教授和阿龙分享这些经历。我记得很清楚，2002年，当我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最年轻的全职教授时，我感觉自己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顶端。我相信自己已经是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家了。我相信自己不逊色于任何其他结构生物学家。我可以做得比与我同龄的、比我年轻或年长的人更好，至少能和他们做得同样好。我的能力得到了认可，我记忆力很好、精力充沛、身强体壮（我每天都跑10公里）。
我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我认为那是我蜕变的第三个阶段。
当我在2007年回到清华时，我认为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好的科学家，一名更好的科学家，至少比2002年在普林斯顿时的自己更好。突然间，我回到了清华，过去积累的知识、技能、经验、洞察力和信心都汇聚成了非常强大的力量。即使在刚开始，也就是我在清华的第一个五年时，清华的仪器远远比不上美国普林斯顿的仪器，我的研究相比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取得了更长足的进步。
我的信心也日益增强。我在小组会议上告诉我的学生：“你们看，我已经站在了这座山的峰顶。”这是我的科学生涯中蜕变的第四个阶段。
我是发现谷氨酰胺是完全源于课堂上的一件小事。但这种小事件来自于我积累的经验和科学洞察力。没有累积的背景知识，我绝不可能会有这种创造力。我认为这个想法的产生是我所知的关于创造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最佳例证。不知是幸运还是否不幸，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我不确定接下来应该去往何方。
我经常感到不安，每一次我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即刻成为过去。我不断面临来自年轻一代的挑战，来自你们这一代的挑战，来自年轻科学家的挑战。我今年五十岁了，记忆力开始不如从前。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在很多问题上的科学上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不安驱使着我不断进入科学研究的新的前沿领域。当然，我无法告诉你我正在研究什么，但我一直在努力，不断尝试新的东西。
而我尝试新事物的方式是纯粹而且严格地基于我过去积累的经验和见解。
因此，我们不是在抽象地讨论创造力的概念。你们必须有耐心，必须有毅力，必须传承。最终，你过去的所学的一切都会帮助你。我相信你在高中、大学、研究生阶段上的每一门课程最终都将给你回报。最起码它们会增强你的信心，为你提供创造力的源泉。我就不继续往下说了。
主持人：杨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中国的学生不够创新呢？
杨振宁：我认为你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觉得中国学生不如西方国家的学生富有创造力。我不确定我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说法。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相比态度上的差异很明显。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相比更加内向。我认为这就是区别。哪种性格更有助于在科学研究中取得进展？我不知道。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主持人：阿龙，我想问您一个关于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很多人提到创造力或创造性思维来自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你认为是这样吗？你对这一观点的看法是什么？它是不是过分夸大了跨学科的作用？
Aaron Ciechanover：当今的科学需要跨学科。我正在研究生物过程。如果我想要调节这些进程，那我们需要设计化学试剂，需要掌握计算方法，需要了解新设备。但我认为这些并不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要了解自己的需求，你不必自己掌握所有的技术和知识，否则，你要掌握的东西会无穷无尽。你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学科，甚至连你研究领域内的所有学科或与你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学科，你都不可能完全掌握。
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是，你身边要有这么一群人，组成一个团队，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掌握一部分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技术。要是需要分子生物学家，那就去去找一个分子生物学家。要是需要动物遗传学家，那就去找一个动物遗传学家。要是需要结构生物学家，可以与跟别的人合作，甚至都不需要你的实验室有现成的结构生物学家。你可以找一个对你的问题感兴趣的人，跟他们协作，并不需要在限定清华，或者北京，甚至中国。
你可以跟普林斯顿或者是罗克韦尔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合作，哪里的都可以。
杨振宁：关于中国学生是否比西方学生缺乏创造力的问题，我想要额外补充一点。在兴趣的广度方面，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中美学生之间有显著差异。一般而言，美国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更多，中国学生比一般的美国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更少。我不确定哪种方式更好，两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举个例子，我在美国任教了四、五十年，见过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其中许多人最终无所成，因为他们的兴趣太广泛，最终的研究结果流于皮毛，不够深入。但由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国这样的学生少了很多。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教育体系具有优势。但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有缺点，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学生的创造力不足。
对于中国的学生、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国的父母来说，重要的是知道广泛的兴趣是有益的。为中国的学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使他们拥有更广泛的兴趣也许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样可能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弥补我们教育制度上的缺陷。
主持人：杨教授建议的方法是在保持专注的同时扩大兴趣的广度。今晚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科学发现的机缘”。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些您研究过程中获得创造性突破的时刻吗？你相信科学研究中的“机缘巧合”吗？也就是说由于偶然的机会获得科学发现。
Aaron Ciechanover：嗯，巧合在科学研究中显然是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它是不可预知的，我们完全无法知道要朝哪个方向努力。
我们只是先确定好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设立一套系统，但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发现。这不是靠机缘巧合，而是靠是自然的本质，我们只是依据自然的规律跟着感觉一步步前进。机缘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有益的因素。因为我们从不有所偏颇，从没有准备好要去发现点什么。如果你带着偏见，有所好恶，你就会犯错，你就会欺瞒自己，哄骗自己，你就会捏造事实。不能这样，你只能保持中立，让自然引导你前进。
你必须相信数据，排除其它影响因素。诚然，你要对你的实验结果做出主观判断，判断它们是真实的还是人为造成的。除此之外，不要强求结果，让自然自由地向你展现它的本来面貌。
科学研究是艰苦的工作，非常的艰苦，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要过滤掉大量的渣滓，排除大量的干扰。“发现”的时刻通常都实属罕见，结构生物学研究需要很长时间使蛋白质结晶，导出数据，获得蛋白质的晶体结构，找出这个结构的重要性，研究互相影响的周围环境，等等。总而言之，科学研究中的幸福时刻少之又少，科学进展也非常缓慢，尽管如此，你也应心怀感恩。
尽管现实如此，我也不愿意错失其中任何一个科学发现的时刻。科学带给我们的幸福感比得上世界上任何的幸福都要快乐。这种喜不自禁的感受是想象不来的，你必须要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得到。我祝愿你们都能体会到这种科学发现带来的珍贵的幸福时刻。
施一公：我对刚刚阿龙与在座分享的经历完全感同身受。世界上任何喜悦的感受都比不上科学发现给人带来的喜悦之情。相信我，这种感情比赢得100万美金的头奖还让人激动。你在创造知识，你在探索人类认知的新的前沿。世界上任何其它事物都无法与这种体验相媲美。
刚刚阿龙说技术很重要，但我们不能痴迷于技术。我想就此做些补充说明。当前，技术无处不在，从计算机到物理、化学和信息技术。
每年、每月、每年不断涌现的新技术让你们应接不暇。不要痴迷于这些技术，也不要因此而不知所措。不要盲目崇拜技术，不要每天沉迷于掌握最新的技术，不要受制于技术。归根结底，学习背后的逻辑和思考能力才能最终让你有所成就。如果我是你们，我会着眼于基础知识，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掌握好的学习方法。这两个东西比学习技术重要得多。新技术的涌现是无止境的，你永远不可能掌握足够的技术。
但是一旦你知道如何学习新的东西，一旦你知道如何进行逻辑思考，你什么都能做到。在研究中，你们总是面临着新的挑战。你永远不可能预知新的挑战将来自哪里。但有了逻辑思维的能力、独立学习和思考的能力，你走到哪都不怕。
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不要每天学习新技术，除非它与你的研究课题有关，因为你没有时间。时间是不能再生的。时间是世上唯一不能再生的东西。钱可以，所有材料都可以，但时间不可以。因此，面对有限的时间，你要达到成功的唯一选择是把你的时间用在最有用的事情上。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就是逻辑的学习和思考的方法，而不是技术。你只在确实用得上的时候才要去学习技术。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关于科研历史的学习。
你要去了解科学发现的历史这极为重要。从前人的智慧中学习，从先辈的智慧中学习。怎么学？多看历史，科学史。看看重大的科学发现是如何发生的？当时的科学背景是什么？谁发现的？他的生平经历是怎样的？关键的实验是什么？这些实验主要的缺陷是什么？去阅读原版文献，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原始文献编记录的实验也会有缺陷和问题。但没关系，最终新的实验会再次证明当时的这些新发现，很多假设也被一次次推向新的层面。
我认为清华的学生，甚至是美国的许多研究生身上都有的一个缺陷是，他们都不太学习科学发现史。我恰恰认为，这些历史比新发现重要得多。如果你花一年时间学习科学发现史，你可以两年不看在《科学》和《自然》上新发表的论文。比起阅读新论文，读科学史将让你受益更多。每天都有新的论文在发表，但科学发现的历史并不是时时涌现的。
学生提问：我想问三位老师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知道化学、物理还有生物科学，它们都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说，可能短期之内所取得的成果无法被转为一些可见的应用。那么作为科学家，你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能够保持积极心态呢？
Aaron Ciechanover：我可以给你们举我自己的例子。当时我们对蛋白质降解过程感兴趣，那时候谁都认为不现实。后来我们发现了泛素系统，当时我们知识想要扩充这一领域的知识，不在乎任何其它的事。现在基于我们的发现，诞生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制药业。我们拯救了无数生命，确切的说不是我们，而是我们之后的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研究者们。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许多药物，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是我们没有预计到的。
相反的，如果你妄图提前预测这个结果，只去从事可以应用或转化的东西，你很有可能会失败。但是如果受好奇心的驱使，给自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设法解决它，它最终一定会有用武之处。
就算最终没有得到具体的应用，你只是扩充了人类知识，这也是有意义的，想想天体物理学，想想地球加速膨胀的理论，理解我们生活的宇宙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便这些发现并不能治疗癌症，也不能开发出一款用一公升油可以跑两百公里的新型汽车，节省能源之类的。
不是一切都要被转化，我认为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我从没想过要怎么去应用，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如今在科学领域有一个流行语叫“科学的翻译”或者“应用科学”。我们来翻译下科学。翻译是为人类翻译某个事物的意义。“翻译”或者“应用”意味着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把基础科学应用于具体产品。如果没有基础科学，翻译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基础科学，应用也就无从谈起。所有的知识，本质上都是来自于基础研究。
杨振宁：基础科学有没有用？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清楚。我只是给你们举个例子好了。19世纪中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对物理学曾有过重大贡献。他写下来了一组方程式，这组方程式现在被称为“麦克斯韦方程组”。根据这些方程中诞生出了收音机、后来的电视、再后来的互联网、甚至包括你们用的智能手机。没有麦克斯韦方程组，是不可能有这些发展的。因此，20世纪和21世纪也不可能是现在的模样。
但当麦克斯韦写下这些方程式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要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了吗？没有。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伟大的实验者已经发现了一些非常美丽的关于磁和电的简单规律。在那些实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这些方程。这也是最基础的科学研究，但是就是从这个基础的科学研究中诞生了如今的21世纪。因此，基础研究有用吗？答案显而易见。
施一公：如果我们做研究的原因，只是为了应用，只是为了马上转化成产品，我挺遗憾的。
你们看一看历史，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那些很快转化的东西有时候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是雕虫小技。就像几百年前的牛顿第二定律，可以把宇宙飞船送到天空中。在几百年前，你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非要有应用的东西才值得去做呢？我们是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从那里来到哪里去，需要宇宙的起源，我们是人，因为我们希望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来的，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没有这些好奇心驱使，我们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我想对清华的同学们说：Good luck！
看看台上的三位，我们和你们完全一样。我们都是人类，只是普通的人类而已。我们也不是天才。跟你们没什么不同，都有两只手、两只眼睛、两条腿。都跟你们一样。台上的三个人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总是会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从来不会想当然。
当你决定选择一位导师的时候，想一想：这位导师对我有所裨益吗？四处走一走，找到合适的那个，真正让你满意的那个。当然，有时你们会面临一定的社会压力。仔细考虑你的每一步决定：这会让我感到快乐吗？这是我所擅长的吗？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吗？我能成功吗？我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吗？不要想着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不是你的目标。你要是疯了才会去考虑能不能获诺贝尔奖。我在获奖前从来没有想过。
获奖之后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又怎么样呢？获了诺贝尔奖又怎样？我依然每天去上班，去见我的学生，去参加小组会议，去寻找新的发现，认识新的同事。获得认可并不是目的，生成新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奖赏。在你之前的数百万人在数千年时间里都不曾做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的努力为科学，技术，人类的发展添砖加瓦。这才是真正的奖赏，而不是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来来往往，获奖的人不断故去。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贡献会永远被人铭记。而要做出贡献，就必须取得成功，要能创造，要会创新。你要仔细考虑你走的每一步，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请你们再看看这个讲台，坐在上面的都只是普通人类而已。最后，good luck！
施一公：做自己就好，不要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