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自然到底保护得如何了？最近这两年，随着博物学爱好的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观察身边的草木鸟兽鱼虫。当这样的“自然观察”日渐深入时，我们总忍不住想一些更宏观的问题：自然环境是在变好还是变坏？它得到应有的保护了吗？我从哪里可以获得有关的信息？那么，本文将会给你一些答案。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猫盟CFCA、辰山植物园、荒野新疆和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共同发起了自然观察项目。他们提取已经发表论文的信息、汇集自然爱好者的数据、亲自走访野生生物所在地，试图从自然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回答上述问题。现在，他们把答案编纂成了《中国自然观察2016》，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得到了哪些结论吧——
大部分濒危物种和它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变好。濒危物种保护是自然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方向之一，整个社会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因此，《中国自然观察》选择濒危物种的保护现状作为观察中国自然环境变化的窗口。所谓濒危物种，顾名思义是生存和种群繁衍受到威胁、乃至濒临灭绝的物种。中国有多少濒危物种？没有确切的数字，只能说不低于现存物种数量的十分之一。
在保护实践中，人们通常以一些公认的濒危物种名录来作为工作的依据。《中国自然观察2016》评估了1085个濒危物种的保护状况，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名录》中的全部物种，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IUCN Redlist）中所有受威胁的中国物种（易危等级及以上，2015年8月25日数据），评估的时间段是2000年-2015年。
我们招募了一大波志愿者，读了14788篇文献，从中提取出了评估所需的信息。在这16年里，1085个濒危物种的保护状况整体上来说是变差的，情况改善的物种不到10%。
我们设计了四个标准对所有物种进行打分：种群数量变化、栖息地变化、保护地覆盖、有效信息，结果情况变好的物种只有102个，而变差的有738个，剩下245个没有足够信息打分。
众所周知，大熊猫是我国投入资源最多的旗舰物种，好消息是，熊猫种群稳中有增，在IUCN红色名录里，大熊猫的评级由“濒危”下调到了“易危”；熊猫保护还产生了“伞护效应”，让同区域分布的小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物种得到了较好的保护。除了大熊猫和它的邻居们之外，另一个保护行动成效显著的案例是青藏高原的物种，比如说藏羚。其它状况改善的物种包括珙桐、苏铁这类野生群体本来就很大、受威胁程度不严重的物种。
然而，保护状况最差的那些物种各有各的悲剧。野马、白鲟和白鱀豚被认为已经野外灭绝，只是还留在保护动物名录里；四川苏铁、巧家五针松等物种的野生个体数量小于100，但并没有什么有效的保护行动；还有黄胸鹀，在广东被称为“禾花雀”，因为所谓的“美味”，在短短二十几年里因为人们的口腹之欲，从无危被吃到濒危。濒危物种所受到的最主要的威胁是生存环境的改变和丧失。
森林是生物多样性水平最高的陆地生态系统，也就是说，住在森林里的物种最多，因此森林的变化也是我们的观察对象。我们使用了来自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的遥感数据，这套数据最大的好处在于卫星照片提供了2000-2014年树都长在哪里的逐年连续信息。我们可以划出任意一片地方，比如说一个省或一个保护区，追溯其森林的变化。
为了防止卫星“看走眼”，我们还天南海北地跑了60多个地方进行实地核查。在这些地方，森林的变化和遥感数据是完全一致的。
对这套数据的分析告诉我们，2000年中国有178万km^2的森林；到了2014年，有6.6万km^2变成了“非森林”——草地也好农田也好房屋也好，总之不是森林了。同时，还有0.93万km^2的地面由“非森林”变成了森林。总的来说，全国森林面积下降了3-4个百分点。
森林变化最剧烈的省份都位于中国南方，不管是算非森林变成森林的面积还是反过来，排名前五的省份都是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和云南，只是顺序略有不同。2000年前后，中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相继启动。从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这些举世瞩目的国家级工程并没有让中国的森林总量增加，或许“减缓了森林减少的速度”。这和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无论从森林面积还是变化趋势，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由于这些数据只有统计结果，没有具体空间的详细内容，我们无从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现有的保护体系有很多漏洞。纵观整个《中国自然观察2016》，最大的发现与其说是现状，不如说是空缺。由国家建立的保护体系无疑是最强大的自然保护力量，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这个体系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立法的落后、保护物种名录更新的迟缓，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不再赘述，我们还有一些新的发现。
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最主要的公立保护地，但对濒危物种的分布区覆盖不足。截止到2015年，中国已经建立了2740个自然保护区，覆盖了14.8%的国土面积，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大部分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却在保护区之外：1085个种中只有66个物种栖息地被保护区覆盖超过5%，而且这66个物种里有些是极小种群物种，比如说百山祖冷杉，一共只有4个野生个体，全部都在保护区内，如此达到100%覆盖。
除了陆地，海洋的保护收到的关注更少。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33个，海洋特别保护区66个，各省市级别的200多个，占所有领海面积的4.6%。海洋保护区由于权属问题，保护效果不佳，容易受到周边建设和旅游开发影响。和鸟类迁徙类似，海洋动物会洄游，需要建立保护网络，固定划界的方式不适于海洋保护。濒危物种的自然分布并不均匀，在有些地方格外集中，这样的地方叫做“热点”。
《中国自然观察2016》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现了一些新的热点，并验证了之前大家已经知道的热点。在全国水平上，这些热点被保护区覆盖的比例只有3.15%。尤其是环渤海黄海地区，只有1%左右。这个区域人口密集，残存的自然生境面积小而破碎，但是这个区域有很多重要的森林、沼泽、滩涂、潮间带等等，都是濒危物种（主要是迁徙鸟类）的栖息地。虽然寸土寸金，这些地方仍然值得留出为鸟儿喘息的一些空间。
在进行上述分析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基础信息不足。换言之，对于大多数的濒危物种，我们不知道它们生活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还有多少活着……在1085个物种里，只有454个有足够用于计算机模拟的栖息地分布信息——而这个要求其实很低，只需要5个以上的分布点就可以。从科研论文和学术数据库里收集分布信息困难而且低效。
以栖息地模拟效果最好的濒危鸟类为例，用于模拟的13000个分布点中，只有300个来自科研文献。而信息最大最全的各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标本数据库乃举国之力数十年上百年的积累，但问题是，这些信息一来可能太陈旧，二来尽管可以开放查询，却没法批量获取数据，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收集这些信息的过程还刷新了我们的三观，我们发现科研对保护实践的贡献其实相当有限。
在1085个物种里，只有556个物种是被研究过的，另外529个物种完全没有研究论文。14788篇文献中有1058篇属于明星物种大熊猫，其中大多数研究是在养殖场和实验室进行的，来自野外的只有约20%（222篇）。研究文献比较多的物种，绝大多数都有经济价值。比如说排名第二的是中华鳖，它的野生种群受威胁（IUCN红色名录易危），但研究论文全都是关于人工养殖的——原因你懂的。
民间的保护力量，是非常有效的补充。相对于官方来源数据的尴尬，民间收集的数据则充满惊喜。《中国自然观察2016》用于物种评估和热点分析的数据里，小部分是山水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多年的积累，大部分是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收集到的、由民间自然爱好者记录的分布点信息。总的来说，公众参与程度越高的类群，模拟结果越好。
得益于过去十几年间观鸟爱好者组织的蓬勃发展，鸟类的基础数据和分析结果是整个报告中最好的——前文所说的13000个分布点，几乎全都来自民间收集。中国观鸟组织联合平台是《中国自然观察》最早的合作机构，2016年共有541人在2124个观测点发布记录，覆盖了所有省市，记录了1197种鸟，还发现了极危鸟类青头潜鸭新的繁殖地。
观鸟——这项活动群众基础广泛，观鸟人们长期蹲守后提供的信息，对研究数据是极好的补充。摄影：罗旭。喜欢追兽的高手们带来了那些难觅踪迹的哺乳动物们的信息。其中，猫盟的工作极大地弥补了中国野生猫科动物，尤其是豹的分布信息空缺；新疆荒野关注着乌鲁木齐周边和天山地区的雪豹种群，还获得了近些年来国内首个亚洲野猫活体的记录。亚洲野猫是家猫的祖先之一。摄影：荒野新疆。
作为政府管理的保护地网络覆盖的补充，民间建立和管理的保护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自然保护小区、公益保护地、私人保护地和其他类型的社区保护地等等。1992年，在江西婺源县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由于顺应了当地群众保护周边自然环境的要求，很快在婺源县乃至全国得到推广。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万个自然保护小区。自然保护小区是政府结合生态保护规划，由群众自发开展生态保护活动的区域，有一定程度的政府背景。
社区保护地在中国的历史，可与中国长期广泛存在的家族，部落等社区单元紧密相关。例如，在西南地区很多民族都有对于“神山圣湖”的崇拜，例如藏族崇拜的“神山”，傣族的“神树林”，哈尼族的“竜(long二声)树林”等等，都有类似的禁止进入，限制生产活动，禁止污染，控制捕猎野生动植物等等规定。今天，在民间机构的协助下，通过社区和政府机构之间签订保护协议形式而确定的社区保护地，已经取得了良好的保护成效。
比如说，美境自然在广西渠楠村帮助白头叶猴自然保护小区的发展，保护地友好在云南南滚河保护区周边的南朗村，为保护亚洲象而推广生态友好产品“大象米”，大自然保护协会和桃花源基金会在老河沟建立“社会公益型保护地”，探索民间托管式保护地。山水也致力于社区保护地的建设，在四川、甘肃、青海和云南都有扶持对象。
例如，四川省平武县关坝村的自然保护小区，通过减少放牧、发展中华蜜蜂养殖、成立村民巡护队、放流本土鱼种等手段，恢复了大熊猫栖息地和淡水生态系统，同时兼顾了社区经济发展。种种方式都代表了一些民间的探索，还可以有更多灵活的社会力量的参与，而这些参与也需要更好的法律保障和鼓励机制。
帮助保护大熊猫的中华蜜蜂，摄影：郭思宇。呼吁民间参与和信息公开。
《中国自然观察2016》是在大量自然爱好者收集的信息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这让我们对民间参与保护的前景充满信心。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公众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为自然保护贡献力量。比如说，用自然观察APP拍摄物种的照片并上传位置信息，如果碰巧这是个濒危物种的话，那么这个分布点信息就将促进该物种的保护。
在本期报告发布的时候，我们将把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原始数据一并公开；来自合作伙伴的数据，也将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公开。欢迎社会各界人士下载，并以科研和保护的目的使用这些数据。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物种的分布信息，我们会做降低精度的处理，以防确切位置的暴露威胁到这些物种的生存。我们呼吁其他持有类似信息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也向社会公开，让这些信息在自然保护实践中发挥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