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一般的是生活在美国社会的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即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或他人的援助。从1620年第一批欧洲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踏上北美大陆起，这种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和新移民创造了一个繁荣而充满活力的国家。最容易被美国梦打动的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在长时间内，年轻人很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比自己父母更好的生活。
然而，美国梦的光芒似乎正在褪去。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的Raj Chetty及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在《科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绝对收入流动性”这一数据70余年来的变化，揭示了当今美国社会青年人难于改变自己命运的现状。
“收入流动性”这个词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其所拥有的收入份额或所处收入阶层所发生的变化，是个有些晦涩的概念。我们可以比较通俗地理解，在收入流动性较高的社会，低收入群体更容易转变为高收入群体。
收入流动性广受经济学家关注，但即使在有较完备人口普查数据的美国，以几代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收入流动性却有相当难度。Chetty等的研究通过一个很直观的方式来体现收入流动性，就是青年人在30岁时的收入是否超过了自己的家长。为了尽量客观地反应这一结果，Chetty等在使用了大量美国人口普查以及税务登记等数据的基础上，综合通货膨胀率等经济因素，开发了一系列复杂而巧妙的算法。
统计结果显示：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在30岁时家庭收入超过父母30岁时收入的比例，可以达到90%，而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群体（也就是美国80后），这一比例则仅仅只有50%。这一结果反应了某种程度上，当今美国的年轻人超越自己父母的难度比祖辈们大了许多。
当前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按GDP增速计算）速度低于上世纪40年代，但这仅仅能解释部分收入流动性下降的原因：Chetty等在套用了上世纪40年代的GDP增速数据来对1984年出生的人口进行了分析，模拟结果显示能够超越父母的比例仅仅从50%上升到了62%，远远不及40年代出生祖辈的90%。
而造成这种收入流动性降低的主要原因，Chetty等认为是近十年来越来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体系，这也是美国教授们认为美国梦正在褪色的主要依据。
然而，经济学界却对这这篇报道结论存在争议。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及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蒋豪先生就不完全认同这篇文章作者的研究结论。
他向在接受《环球科学》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绝对收入流动性或者说代际收入流动性这一度量方法估算社会流动性不能说是完全科学的。比如在一个社会，父代时可能大企业多，父母多为雇员之类的打工者，子代时，由于社会自由度增加，子代收入普遍增加，代际流动性也提高。到孙代时，如果社会自由度和子代差不多，代际流动性提高的难度加大，代际流动性数值并不高。但这并不能代表这个社会的自由度不高。
文中所比较的美国40年代以及80年代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相反，一个社会自由度并不高、收入分配普遍均等的社会如朝鲜，据此方法倒可能有不断提高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即子代的边际收入不断超过父代的结果。
蒋豪还认为文章过分强调收入分配应更加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是片面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社会和经济的自由化，即低税、低赤字、自由贸易、低社会福利、自由银行制度。在一个经济社会自由化的社会，不仅代际收入，整个社会的收入流动性必然变动很大，而不在于分配的均等化。分配和生产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蕴含在经济增长过程之中。
在谈到国内的社会流动性现状时，蒋豪引用了经济学者陈琳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是有波动的。从1988年到2005年,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高后低的明显趋势。1995年是一个高点。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多年内,改革开放引入了大量包括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内的非体制内经济体系，加之基础教育和高考体系的逐渐完备使得低收入者特别时农村低收入者的后代获得了大量提升自己收入的机会。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核心领域的改革放缓,使得低收入者流动性的提高放缓。
同时,高收入者逐渐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收入优势开始通过教育投资、裙带关系等多种途径传递给其子代,从而使得收入分布两端的代际流动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固化”。
不言而喻，社会流动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的激励作用显然是正相关的。中国现阶段下提高包括收入流动性在内的社会流动性，需要社会将改革推入深水区，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农村宅基地和集体经营建设用地流转等措施的同时，加强在社会领域和法治、政治领域的改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舆论监督及司法独立，提高社会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