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自然摄影师追求的是自然与生命之美，他们的作品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这些摄影师会让我们感觉到世界的美好与希望。但在这样一个人类扩张的时代，自然与生命之美是需要守护的。所以，我们才有护林员，有保护工作者，有持枪的保护主义者。野生生物的非法贸易是能和毒品、军火、人口贩卖比拟的行当，是血腥又罪恶的。保护主义者和他们的战斗过程，也是不美好的。
南非摄影师布伦特·斯特顿（Brent Stirton）就是个擅长讲述保护者故事的摄影师。他镜头里的非洲、保护者、违法者，都不只是模式化的影像。非洲的生存和战争。布伦特·斯特顿出生在南非，他拍摄的目标，大多集中在非洲。外来的摄影师拍摄非洲，往往因为文化的原因或是时间的原因，只能表现非洲的一面，要不就是美，要不就是落后，要不就是猎奇。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斯特顿的镜头就复杂得多，就像上面的护林员故事那样。
《与狮群同在》这个系列也是如此。其中有被狮子咬成残废的非洲人，有养殖狮子赚钱的猎场经营者和猎人，这是合法生意。斯特顿观察到，在合法的猎场内不会有农业和野生动物争地，偷猎者被防得死死的，猎场的生态反而比外面好。还有被保护组织雇佣的马赛人，他们曾专门用传统技艺捕猎狮子，但如今却成为了称职的狮子守护者。在这个系列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维龙加的护林员。人类总倾向于简化情节、脸谱化人物。
比方说，下面这张照片会让你想到什么？非洲军阀压迫平民？执法者抓到盗猎者？难民遇到救援的军人激动得泪奔了？如果仅仅是这一张图片，我们无从猜测。事情是这样的。左侧持枪的是护林员，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龙加国家公园工作——刚果是久战之地，人民穷困，隔壁的卢旺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这一天，他们抓到了一群违法烧制木炭的人，这群人哭求不要没收自己的财产。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护林员一定代表正义，这些违法者一定是坏人吧？生活不会如此黑白分明的。
在斯特顿的《维龙加的护林员》系列里，护林员的确是好人。但他们面对的违法者却不一定是纯粹的坏人。是时，邻国卢旺达禁止了烧炭，导致木炭价格飞涨，所以不少刚果人铤而走险，违反刚过的禁令，砍伐保护区的木材烧炭——这种生意甚至成为了军方、反对党、叛变部队的财政来源。
上图里的倒地哭求的，是维龙加当地的贫民，他们太穷了，因此会对禁令不管不顾，想方设法赚钱。但风险他们背，大钱却被有权有势的上位者赚了。不过，护林员不抓这些违法的贫民，又能怎么办呢？
这一系列中最有名的照片是这一张。图片里的人是护林员和志愿者，他们背着一头被人类杀死的银背大猩猩的遗体下山，那一次一共有4头成年大猩猩被直接杀死。有很多报道说，杀死它们的是盗猎者。但这些大猩猩的尸体都很完整，罪魁祸首可能并不是盗猎者。斯特顿推测，干这件事的是当地的烧炭人社区，如是暴行可能有政治目的，想通过屠杀护林员保护的重点物种，逼迫他们屈服，逼迫政府同意他们烧炭赚钱。世界就是如此的复杂和无奈。
在布伦特·斯特顿的作品里，你看不到非黑即白，他没有简化故事，没有把人脸谱化。于是，在《维龙加的护林员》系列里，我们能看到勇武的护林员的战斗，看到他们的悲伤，看到它们对自然对各种生灵的爱，也能看到他们的无奈，他们敌人的纷繁复杂。所有的人都是立体的。这些护林员无疑是英雄。斯特顿记载，有一次他离开刚过一周后，一支叛军出现在维龙加，杀死了3名护林员。护林员，还有摄影师，其实都面临着混乱局势的威胁。
想要帮助这些英雄，就需要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缝隙；非黑即白的报道，只能帮倒忙。斯特顿的工作，就在阐明局势的复杂。他拍摄自然，也拍摄人。
布伦特·斯特顿出生于1969年。在22岁时，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1993年，南非遇到了自己的关键时刻：大选中，曼德拉登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也成为了斯特顿变成专业摄影师的契机。
随后，他一直活跃在前线，无论是战场的前线，保护野生动物的前线，还是在反抗各种不平等的前线。他拍摄过卢旺达，拍摄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崩溃，去过中东的战区。斯特顿在一个访谈中提到，他因为拍摄乌克兰的艾滋病问题，受到了死亡威胁——有人认为他玷污了自己的祖国。斯特顿的一些人像，有点像是史蒂夫·麦凯瑞用光和颜色风格的萨尔加多在拍摄黛安·阿勃斯的题材。
他会深入一些“不正常人”的社群，拍摄白化病患者、盲人、被强酸攻击的印度姑娘，用一些锐利逼人的画面来刺激观者的神经。他拍摄的《南非SM》系列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些图片咄咄逼人、病态又似乎充斥着神性。他还拍摄过一组印度的白内障小孩。这些孩子接受了手术，戴着夸张的眼镜，开心的玩耍：这张照片让我觉得斯特顿对世界还是充满了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