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与郭永怀在美国康奈尔
第一章：从一封信说起
第二章：龚家姐妹
第三章：欧洲行
李佩、邓发和朱学范
第四章：1940年代
冯·卡门的中国弟子
第五章：1949年
香港的统一战线
第六章：钱学森教授
第七章：1950年
美国麦卡锡主义
第八章：钱学森事件
第九章：中国学者的斗争
第十章：1954年
日内瓦会议
1950年2月，结束了在北京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学习，由组织派专人护送，李佩经香港回到了美国，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1950年初，国际形势巨变。2月，美国爆发麦卡锡主义，政府大肆清理共产党及亲共与左倾人士；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2月9日，林肯纪念日，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共和党女妇女俱乐部的演讲中声称：“我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被国务卿承认是共产党员，他们为国务院工作，影响政策。”引起轩然大波。“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词汇首次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1950年3月29日，它刊发一幅题为“麦卡锡主义”政治卡通画。
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人不忠、颠覆、叛国等罪。它也指“使用不公正断言、调查方式，特别是对持异议者和批评者进行打击。”1954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65票对22票决定了对约瑟夫·麦卡锡的谴责，称其“有将参议院陷入耻辱和恶名的趋势。
”然而，在麦卡锡时代，许多人被怀疑是共产党或者倾向支持共产党，事业受到毁灭性打击，甚至被监禁和定罪，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四十年代派驻重庆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等，还有已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
20世纪30年代后期，钱学森和Sidney Weibaum、Frank Malina是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时代的朋友、同学，他们曾一块参加共产党小组的活动。
1950年6月16日，Sidney Weibaum在家中被捕，政府指控他在1949年9月在申请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时，作伪证说自己从未加入共产党，而钱学森曾为Weibaum推荐了这个工作。1947年，Malina辞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实验室的工作，移居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1952年，美国政府指控他曾经作伪证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宣布他为潜逃出国，如果回到美国，他将被逮捕。
灾难降临到钱学森身上，但郭永怀并没有到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郭永怀文集》（P645）写道：“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把活跃分子请到家中，热烈讲座祖国的命运和未来。郭永怀以往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这个分会的活动他却很积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回祖国探亲的李佩给他带来了祖国发生沧桑巨变的消息，使他激动万分。
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报效祖国的时机，但当时中美关系被蒙一层阴影，他回国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这里和更多资料表明，在李佩1950年初从北京“探亲”回到康奈尔之前，郭永怀本人并没回国的打算，尽管此时他己经获得终生教职，有回国的自由。否则当时郭永怀径可直接回国，在北京与当时在回国逗留时间长达一年的李佩团聚。
1951年9月，在女儿郭芹出生后，康奈尔大学语言系主任邀请李佩为准备做外交官的美国学生上中文课，于是，她在图书馆里找到新华日报等资料，因此，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章，成为这些美国未来外交官们的中文教材。
1950年6月6日，两名联邦调查局人员到加州理工学院，突然造访钱学森办公室，声称他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生时参加了一个共产党小组的聚会，指控他是共产党，还要求他提供证据指证同事Weibaum是共产党员。钱学森驳斥了这些指控。在FBI官员与钱学森谈话的当天，加州理工学当局接到军方文件：告知钱学森也不再被允许参加机密项目研究。
1989年9月1日，76岁的罗沛霖在北京家中接受王德禄采访时说：“钱学森是1949年夏季回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那时我几乎每个星期六都是在他家度过。他遭到美国政府迫害后，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也拿不出主意。那时候，美国政府不但不禁止一般中国留学生回国，还给提供路费，甚至遣送回国。钱学森受迫害后，我知道会牵连到我，所以，我急忙离开了美国。”
“1950年6月，我是乘坐总统轮船公司第一班轮船‘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乘坐下一班，可能我也会被美国政府扣留了。乘坐第二班船台的罗时钧，实际上是代我受难的。”罗霈霖的回忆表明，尽管他自己是共产党，但他并没有接到直接统战钱学森和动员他回国的任务。在联邦调查局官员谈话后两个星期，钱学森突然宣布：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并返回中国。
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殷切挽留，校长Lee DuBridge紧急行动，在他的敦促下，政府相关部门8月23日在华盛顿安排一个听证会，说明取消钱学森安全许可证的具体原因。这是一个悲喜交织的时刻。1950年6月26日，钱学森、蒋英的女儿出生；同时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业上的变故，钱学森订了8月28日从加拿大温哥华飞至香港的航班，他打算自己先回中国，妻子和儿女稍后再回。
在计划前往华盛顿参加听证会的同时，钱学森同步进行回国事宜，7月底，他聘请了Bekin搬家公司将回国物品打包送往威尔逊总统号轮船（President Wilson），这艘船将在他8月28日温哥华飞向香港的第二天，从洛杉矶启程。
1950年8月23日下午，在华盛顿与海军次长Dan Kimball谈话并强调自己的回国的计划后，钱学森乘飞机回到洛杉矶，傍晚抵达机场，当他步下舷梯时，一位等候在旁的移民局的官员递给他一份文件：政府禁止他离开美国。钱学森不得不取消回国行程，改变计划让妻子带孩子们先回国。
但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8月19日，搬家公司向海关当局报告，钱学森的行李箱中有“保密”和“机密”等字样的文件，海关、联邦调查局、海陆空情报部门等开始了联合调查。事情越来越糟。8月25日，移民局官员向钱学森发出逮捕令。9月，Weibaum被判入狱10年，不得保释。1950年9月7日，钱学森在家中被移民归化局逮捕，关押在洛杉矶南部移民归化局拘留所。
加州理工学院当局展开积极营救活动，为钱学森请到洛杉矶著名律师Grant B. Cooper；9月22日，在朋友们为他筹集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后，钱学森被释放了，但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洛杉矶境内；10月，移民局根据《1950年颠覆活动管制法》要将钱学森驱逐出境；但与此同时，国务院因钱学森有从事机密工作的经历而禁止他出境。
美国政府不同部门根据不同的法律和规定，做出的相互矛盾的裁决，使得钱学森一家在美国既不能回国，滞留美国期间也失去自由。1951年4月26日，移民归化局宣布：作为一名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钱学森将被驱逐出境。钱学森和律师为此开始上诉，但未成功。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受到跟踪和监视，在之后的四年中，他搬家四次。1951年8月，郭永怀、李佩的女儿郭芹出生。
在郭芹出生后不久，应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Shadack教授邀请，李佩为美国学生上中文课，这些学生是美国国务院挑选出来准备到亚洲地区做外交官的。1953年冬天，郭永怀带家人到加州理工学院作学术休假访问。在这次学术休假中，郭永怀和李佩第一次见到了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
多年后，李佩告诉我：当时钱先生的家非常简单，只有一架钢琴和一张餐桌，客厅里放着几个行李箱，蒋英说，他们什么时候同意我们回国，我们就什么时候走。
1949年，留美科协波士顿分会哈佛大学校园聚会。
前排左起：（不详）、Victor Yeh（MIT机械系教师）与夫人、（不详）、苏绍礼、（不详）、张兴钤；中排左起：李耀滋与夫人林同端、（不详）、赵景伦、（不详）、（不详）、张钦楠；后排左起：任以都、裴惠珍、（不详）、陈秀瑛、杨友鸿、陈国伟、（不详）、卢肇钧。“回国后，我才听说，留美科协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前台，他们是后台。我们只管前台的事，后台的事情一概不知。”
“后来。
我们给联合国的信没有回音，给周总理的信有了反应......当时汪德昭在法国，他给我写信让我去找他，还说给我安排工作，让我从法国回中国。实际上，他是让我暂时待在法国。之前我不认识汪德昭，我想这封信肯定与我给周总理写信有关，要不然，国内不可能有人知道这件事，也不会派汪德昭给我写信。”——何国柱，物理学家，1955年9月，与钱学森等同船回国（1990年11月22日接受采访时说）。
2002年11月1日，一个星期五下午，作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时报》记者，我陪清华大学教授林家翘先生到北京大学，参加“西南联合大学建校65周年纪念大会”。会议期间，李佩建议我采访清华大学教授梅祖彦，我一脸茫然，她解释说：“梅祖彦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儿子，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他的母亲后来也回来了。如果你要采访他，我可以帮你联系。
”那时，对我而言，梅贻琦先生是一个令我敬而畏之、可望而不及的名字，我不知道该如何采访梅祖彦先生，也不明白他的母亲韩咏华1977年从美国回国之事与我的科学报道有什么关系。
现在，我终于知道，在钱学森事件后，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局颁发禁令，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并向申请归国的理、工、医类中国学者出示了司法文件。
为了争取回国，留美学者开始团结起来，和美国政府作斗争，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开始同意留美学者回国，其中有李佩和梅祖彦的一份努力。
1988年秋天，时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学者和《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的王德禄，和美国女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客座教师杜开昔（Cathy Dugan），合作启动了“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研究项目，他们对科学家的访谈得到了李佩的大力支持和帮助。2013年，由王德禄、杜开昔等合著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包括梅祖彦、钱学森、郭永怀、谈镐生等的回国历程。李恒德（1921年—）1946年赴美国留学，曾任《留美科协通讯》总编辑，1953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11月从美国回国。
1988年10月31日，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家中接受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时说，“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封锁与中国大陆的一切联系，1952年开始，我加入到争取回国的活动中，这些活动基本上是秘密的，我们的核心力量有二十几个人，包括师昌绪、范新弼、何国柱和梅祖彦等；活动方式一是给国内写信，反映美国扣留学者们的情况；二是给印度大使馆写信请助；三是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四是给爱因斯坦写信；五是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公开信。
”
梅祖彦（1924—2003）1942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应征成为驻中国美军翻译，1945年随美军到美国，1949年毕业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1950年底获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研究生学位，之后在美国沃兴顿公司工作。1953年，梅贻琦、韩咏华夫妇和儿子梅祖彦于美国费城利用与汪德照的亲戚关系（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母亲韩俊华，和梅祖彦的母亲韩咏华是亲姐妹），梅祖彦在纽约申请到了到法国一个月的签证。
1954年3月21日，30岁的他从纽约出发到法国，再到瑞士日内瓦找到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在代表团的帮助下从日内瓦乘军用飞机到莫斯科，再乘民航班机回到北京。梅祖彦“偷渡”出美国的传奇之旅，影响了吴仲华、李敏华夫妇的回国大计。1988年11月23日，吴仲华、李敏华夫妇在北京中关村家中接受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吴仲华说：“礼拜天坐飞机回国的，没人检查护照，在航空公司登记了就可以走。梅祖彦就是坐飞机回来的。
梅祖彦离开美国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丁儆送他去机场，丁儆回国后给我们写信说，礼拜天机场不检查护照，你们可以礼拜天坐飞机走。”
1954年8月1日，星期天上午，我们把东西寄存到搬运公司，告诉工作人员，我们要去英国旅游，一家四口上了飞机……人世间因缘轮回。1978-1981年间，龚澎、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成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吴仲华的研究生。
梅祖彦回忆说，1949年6月，留美科协正式成立时，他出任协会文书，负责编印简报。谈到为什么要回国，他说：“1950年年初，我刚念完本科，还想继续深造……后来，我阅读了一些相关书籍，知道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书在香港可以买到，有人买了，从香港寄到美国，大家互相传着看，我不知道是谁买的，只要想看就能找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好像有一种新的推动力促使我回国。”
1953年夏天，我决定回国。”回忆父亲梅贻琦对自己的1954年回国决定的态度，梅祖彦写道：“全国解放后父亲已在美国纽约暂居，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一起。此前有不少留美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情况，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不动声色，但显得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的前途，只有为人处世的道理上对我做了些规劝，而对我的行动却给予了默许。
”而梅祖彦的父亲梅贻琦，却一直在劝说郭永怀不要回到中国大陆，即使在1956年郭永怀和李佩决定并公开宣布即将回国后，他还专程到纽约倚色佳去劝他们留下。
1954年日内瓦会议：在李佩家的客厅里，这张周恩来的照片基本上不为来访者关注，正如李佩与周恩来在重庆时代的工作关系一样，鲜为人知。2009年6月7日，王鸿飞/摄。2011年2月27日，施一公、饶毅拜访李佩。右上角是这张从不为人所关注的周恩来照片。
世宁/摄。40年过去了，我看到母亲当年对新闻司这份讲话记录中，她引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一句话：“情报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东西能送到最高决策人手里”，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同志勤奋工作。
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这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个高层大型国际会议。
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黄华、龚澎等为顾问，代表团成员共120人。
李恒德说：“我们逐渐了解到，中国代表团要到日内瓦开会，我们想办法跟日内瓦取得联系，写了一签名信直接送到那里，当时是周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梅祖彦曾经带着我们写给周总理的信，带着我们转交给中国代表团的资料去日内瓦。这些事情（外交部的）王炳南和柯伯年都还记得。”
1954年4月18日，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综合组草拟了《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初稿）》，以钱学森、赵忠尧等为例，控诉美国迫害、监禁、扣留中国留学生行为；6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致电美国日内瓦代表团，指出美国国防部至今只发现有一个人未被允许离开美国：钱学森，其他中国留美学者可以离美。1955年2月，郑哲敏绕道欧洲回国。
1955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决定将4名美国飞行员驱逐出境，美方表示欢迎，同时指出：所有针对想回中国大陆的留美学者的禁令已经撤销，除了两个不再想离开美国的中国学者。1955年5月的一天，在送到家中的餐篮中，蒋英发现了一张画报，这是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画面上是钱家世交、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门上检阅游行队伍。
6月的一天，在家附近的咖啡馆，蒋英巧妙地将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一封信放入给比利时妹妹的信中，投进邮筒。钱学森在信中写道：“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久被关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愈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推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有交换被拘留人士之可能，而美方又说仅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这张改变钱学森回国命运的画报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它的出现究竟是偶然，还是由很熟悉钱家生活细节的人巧为安排，目前并无人了解。几经周折，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钱学森的这封亲笔信转到了在日内瓦参加中国大使级会议的王炳南手中。
1955年8月2日，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举出钱学森写信求援；8月4日，钱学森收到美国政府同意他回国的文件。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在回国前，钱学森邀请郭永怀和他一道走，但郭永怀手中还有研究项目，答应一年后回国。钱学森归国后，将父亲钱均夫从上海接到北京，1956年4月5日，钱均夫由周恩来总理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5年6月27日，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晋升为正教授。1955年9月19日康奈尔大学校报（The Cornell Daily Sun）上郭永怀（Yung-huai Kuo）晋升正教授的新闻。1955年夏天，在郭永怀决定回国之时，他的好友林家翘曾专程到绮色佳他的家中与他讨论回国的利弊，希望他能改变主意。1956年7月，郭永怀辞去了康奈尔大学的工作，8月，他和家人一同踏上了回国之路。
与钱学森历尽艰辛的漫长回国之路不同，从纽约绮色佳西尔斯教授的野餐欢送会，到加州旧金山赵元任教授家中最后的晚餐，郭永怀带着全家驾车横跨美国，一路欢欣鼓舞，沿途向朋友们告别。也许是为了避免自己的身份影响到郭永怀和李佩回国之后的命运，他们的老朋友和师长胡适主动缺席了他们在赵家的最后晚餐。林家翘和夫人梁守瀛于2002年6月回到清华大学定居，李佩到林家翘家中探望。
1956年10月，郭永怀和李佩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回到北京。李佩也完成了自己在美国的秘密使命。在郭永怀和李佩回国后，美国当局如梦方醒，将他们的名字列入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名单。不久之后，曾经一度出现误传郭永怀夫妇回到美国的消息，他们的朋友、康奈尔大学的西尔斯教授因此多次被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的“拜访”，查询郭永怀的情况，并要他保证如果获知郭永怀夫妇回到美国，一定要向当局报告。
然而，郭永怀是一去不复返，再未回到过美国，他成为后来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的主要科学领导，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始人。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飞往北京，因飞机失事牺牲，年仅59岁。此时，李佩正在因为“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的牵连在接受隔离审查，17岁的郭芹作为“知识青年”正在黑龙江农村接受再教育。李佩、郭永怀夫妇，钱学森、蒋英夫妇，汪德昭（1960年游颐和园）。
1956年12月，汪德昭带着全家从法国回国，住进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特级专家楼，和郭永怀李佩家、钱学森、蒋英家、钱三强、何泽慧家，成为邻居。他们，是共和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而他们身后，站着的却是人们一直以为只是随夫回国的李佩，她的特殊使命从不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