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时有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苦中作乐。弗兰克的狗在家门口被车撞死了，他有点儿好奇小费多味道如何，于是把它做成了晚饭。这是个无害的决定，尽管如此，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或者考虑一下乱伦的情形：一个人决定在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和他正采取了避孕措施的姐妹发生性关系。他们享受了，但保守秘密，并且没有做过第二次。他们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
如果他们都是知情同意的成年人，并且没有伤害任何人，别人能合理地批评他们的道德判断吗？意大利特伦多大学的简内特·盖普尔（Janet Geipel），分别用每个的人母语和一种能流利使用的外语把类似上述场景的虚构情境呈现给了以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为母语的一群大学生。这项发表于2015年7月的研究中，盖普尔发现：“使用外语——相较于母语——会使人们得出更宽松的道德评判。
”她总结道，使用第二语言来探讨情感性和道德性的话题会使人们对这类话题产生距离感。假如那条蛇引诱亚当和夏娃时说的不是他们的母语，会不会使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亚当和夏娃的诱惑；西斯廷教堂，梵蒂冈盖普尔说，意大利人在说他们的第二语言时更可能表现得较为理性、更不情绪化。
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似乎在数十年前就理解了这种动因，他说过：“外语说入脑，母语说入心。”两者间的区别相当重要：如果道德决策与它被陈述时所使用的语言有关，那么，对那些在日常工作环境中需要使用外语的人来说——比如移民、国际团体和国际机构的员工——人们就需要重新审视他们所做出的决策。
无论是在巴黎的高盛投行，还是缅甸的联合国机构，由使用非母语的人们做出的决策都会在道德方面顾虑更少，而更多地出于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考量。回忆一下，说外语时的自己是否呈现了不一样的人格特质？道德决策往往由两种思维过程作出：潜意识的和有意识的。人们首先会潜意识地理解道德困境中的情感层面。人们会对情境中的情感层面作出反应，但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反应。
你听到兄妹乱伦就觉得反胃；你并没有对乱伦进行分析，只是本能地作出反应。接下来才是对道德情境有意识的评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使用理智，耗费心力，在认知事物时有意自控。更深入地思考乱伦和吃掉死掉的狗狗，你会意识到没有人因此受到伤害，而且仅仅因为某件事很怪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不道德的。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普及了关于人类心理的这一观点，分别命名这两个不同的思维模式为“系统1”和“系统2”。弗洛伊德曾把心灵比喻作一座冰山：浮出水面的一小部份是代表我目睹意识，而在水面下面的大部份则是我们的潜意识。在许多情境中，这两种系统似乎都影响了我们对道德的思考。
2014年，柏兹·基萨（Boaz Keysar）和阿尔伯特·科斯塔（Albert Costa）用五种不同的语言，向超过一千人呈现了“电车困境”——把一个人推下轨道能救其他五个人的生命。他们发现，用非母语阅读这一场景的人，相较于使用母语阅读者来说，显著地更倾向于把一个人推下轨道：33%对20%。
基萨和科斯塔推理说，这一实验的结论是，使用第二语言来理解一个情境会产生一定的认知负担，创造出情感上的距离，使得我们有意识而非潜意识地处理道德困境。
使用非母语还能让人们摆脱对自我强加的道德限制。1986年，迈克尔·邦德（Michael Bond）和黎达明（Tat-ming Lai）发现，中英双语者在使用非母语交谈时，能更开放地谈论尴尬的话题（比如私密的性内容）。2010年，让-马克·德威（Jean-Marc Dewaele）发现，来自英国的多语言使用者更喜欢用第二语言咒骂，他认为，用外语骂脏话能使他们避免文化上和社会性约束。
在许多层面，改用第二语言都是一种积极的变化。如果人们因为在潜意识里对某件事感到古怪或不安而做出这件事“不道德”的判断，那么接下来往往就会带来有偏差的政策。然而，正如心理学家娜里尼·安贝迪（Nalini Ambady）的研究显示，人们会根据最先获得的信息快速做出评判，而且在这之后很难摆脱这些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往往会影响今后的认识。
（这一工作塑造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著作《闪现》的一些理论基础。）羞涩时，许多人也会选择用外语来说情话……即便如此，如果用外语来解读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情境，这会促使我们有意识地、使用理性进行决策。因此，使用第二语言，可能是你能做的最道德的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