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语言是怎样演化的?

作者: 王士元

来源: 知识分子

发布日期: 2017-03-13

本文探讨了语言的起源和演化,特别是人类如何从直立行走和简单的声音沟通发展到复杂的语言系统。文章详细分析了直立行走对人类身体结构和大脑发展的影响,以及语言如何成为文化演化的重要一环。

王士元

知识分子

2017-03-13

► 三种灵长类动物

- 大猩猩、黑猩猩、网球名将Murray

编者按:蔡元培老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创造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人类有变化无穷的语言。从古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生物演化以及相对短暂的文化演化。南方古猿的直立行走,不仅解放了双手,对现代人的体型、大脑容量、行为甚至语言方面也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当人直立行走后,人类的喉头下降了几厘米,形成了现在的咽腔,舌头也增加了许多动作的空间,为语言的涌现提供了重要条件。反过来,语言又刺激大脑的发展,强化了大脑记忆等功能。实际上,语言是人类“约定俗成”的文化的一部分。

撰文 | 王士元(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研究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责编 | 叶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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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类与猿类、猴类同属灵长目。当我们拿上图三张灵长类的相片对比时,直觉反应会认为两种猩猩的亲属关系应该比较近,而离人类比较远,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遗传学研究发现,大猩猩跟人类曾有共同的祖先,两者大约是在1000万年前分离的,而黑猩猩与人类却是在600万年前才分家。黑猩猩是现存的与人类基因关系最近的亲戚。

这当然会引发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人类是怎样从猩猩那样的动物,演化成当今整个地球的主人?为什么大猩猩与黑猩猩分开了1000万年,外观上还是那么相似,而人类与黑猩猩分道扬镳才600万年,行为上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扼要地说,关键在于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的不同,这也正是我想在此谈的问题。

人类演化的两个相变:直立行走和语言

归纳起来,人类的这段演化过程有两个主要的相变:一个是从用四肢在森林里爬树的生活形态,转变到两足直立在平原上走动;另一个相变是从用手势及简陋的声音来沟通,发展到目前非常复杂的语言。人类开始采取直立的姿势是在300万年之前,而语言涌现于10多万年之前。这两个相变的种种细节,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可是一些相关的基本概念很值得讨论,以便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 图2:左图为三百多万年前Lucy的化石,右图为骨骼复原图。

直立是人类演化中第一个相变。人类的演化当然要从非洲说起。达尔文在他1859的书里就提到人类起源于非洲。现在有种种多学科的数据支持这一理论,包括化石、基因及语言,“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已经相当确凿。1974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Afar区发现了一组相当完整的化石,对人类演化的研究特别重要(见图2)。

这套3百多万年的化石是位十多岁的女孩所遗留下来的骸骨,发现者给她起名为Lucy。目前出土的一系列与Lucy同年代的化石,还不算是Homo(人)属,他们的学名是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也就是在Afar发现的“南方猿人”。Lucy的腿在演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她的脚、膝盖、骨盆等化石,经过非常仔细的数据分析后,专家们同意她是双足直立行走的。

至于为什么南方猿人会直立起来,至今还没有个完善的解释。不过这个姿势上的改变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重新改造了我们整个身体,这里我们主要讲两个革新。首先,因为上肢不需要老是撑在地上支持着身体,猿人的手就能够逐步地改造来学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大拇指与每只手指都变得非常灵巧,能够个别地运作。尤其是手一定要与眼睛协调配合,动作才能准确有效。

我们的祖先直立后几十万年,在非洲就开始出现很原始的石器。

专家们可以分析出那些石器的种种不同用法,有些是用来敲砸坚果的,有些是用来割肉的等。在这个阶段,由于手能制造新的工具,也刺激了大脑的发展,而更发达的大脑又能激荡出更多新的发明。南方猿人的脑容量约有400毫升左右,跟黑猩猩的差不多大小,而现代人的是1500毫升,增长了三倍多。

这样循环性的共同演化,就让人类从敲打石器的直立人,发展到目前发明人造卫星、身处在e世代的新人类,在漫长的演化道路上取得了主宰整个地球的优势。

► 图3:古人直立后,身体彻底改造,喉咙下降增加语音的空间,给了语言涌现更好的条件。图片取自Lieberman, D.E. 2013.

除了手及肩膀的改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口腔、喉咙及气管。黑猩猩的口腔后面基本就是喉咙,只有一条管子。可是直立后,喉头就逐步下降了几厘米,形成了我们的咽腔,跟口腔大致垂直,因此我们有两条管子可以发声。这么一来,舌头就增加了许多动作的空间,因此我们能发出的声音也就跟着增加了许多。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相变,这个相变给我们创造了让语言涌现的重要条件(见图3)。

语言的出现于口腔、大脑密不可分

语言学家很早就体会到,语言是奠基在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功能上的一种依托的行为。说话时一定要能发出气流,而呼吸当然是人类维系生命所需的很基本的技能,一般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可是因为说话需要的是延长呼出去的气流,以便发出一连串的声音,如果要能比较精准的控制,就必须把气流的速度跟喉咙里声带的抖动协调好。声带拉紧时发的是高音,声带放松则发低音。舌头移动跟下巴上下是咀嚼食物所需的基本动作。

说话时,小舌可以控制鼻腔是否参与发音,如果小舌位处的软腭下垂,气流通过鼻腔,就可以发出鼻音,而下巴下降可发元音,下巴上升则发辅音,每次上下就可发出一个音节。这三套动作:呼气、声带发声、及口腔喉咙调控语音,牵涉到大大小小几十个肌肉,要配合地非常精准才能说话。这是历经几十万年才演化出来的能力,特别是大脑里控制这些肌肉的神经网络也是经由演化而来,别的动物没有这些神经网络是学不会语言的。

我们说话时,因为需要的动作很小,一秒钟内往往就能够发出十几个音节,传达不少信息。这丰富的信息传达能力跟我们的短期记忆及工作记忆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两种记忆都只有几秒钟长,它们的时间上限基本上约束了思想的复杂度。若讲者说出一句话,但听者听到句子结尾时已经忘了句头的信息,那么这次的沟通就会失败。反过来说,因为我们能在一段短期记忆内传达几十个音节,那么这一串音节就可能包含大量的信息。

“约定俗成”的人类语言

说话是语言形之于外的行为,而语音是语言很关键的一部分。可是更重要的是说的东西要有组织、有语义。体会到可以有条理地利用不同的语音来代表不同的语义或概念,也就是可以把语音及语义这两个系统结合起来,这是发明语言最基本的条件。语义的单位是词,用什么语音来代表什么词,没有任何固定的道理,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约定俗成”。词是跟着不同语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总是在改变的。

这一点明朝的陈第就了解得很透彻。李白“将进酒”里说“朝如青丝暮成雪”,他当时所谓的“青”色,我们现在要说是“黑”才对;用来挡雨的东西在普通话里叫做“伞”,香港话叫做“遮”,而英语叫做umbrella。这类例子多不胜举,因为语言要表达文化,文化在演化,语言也必须跟着演化。

► 2002年王士元在云南田野考察时拜访普米族。北京大学陈保亚摄影。

怎样把词串在一起也需要“约定俗成”,逐渐形成一套套的语法。例如:普通话说“给我水”,香港话是“俾水我”,两种宾语的顺序恰好相反;又如:汉语的动词用在宾语之前,如“喝水”,日语句子里需要加些虚词,而把动词放在宾语之后,如“水 o 饮 mu”。词汇增加了,词跟词的组合方式也跟着增多,语法就越来越复杂。

除了上面提到的短期记忆及工作记忆,我们当然也有多种的长期记忆,不但能够掌握到语法以及数万个词,并能把生活里每时每刻的经历都以语言的形式记忆下来,以便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派上用场。

一旦人类发现可以用语音来代表语义,他们就能造出很多的词来,用在生活的每方面。几十万年前的原始狩猎采集社会所需的词汇,跟一万多年前农业社会的词汇当然不同。

迁徙的狩猎部落只能维持数十个人,农耕及放牧社会则可以容纳几万人口,现在的大都市有的已超过千万人口。人口越稠密,使用语言沟通的次数就会越多,语言也就变得越快。尤其在大都市里,不同的语言大量接触、沟通,词汇及语法就很容易混合。例如在香港生活,经常都会听到不同地区的粤语、普通话、上海话、闽南话、英语、以及一些东南亚的语言,所以近年来香港话变得特别快。

语言促进人类的文化演化

语言脱离不了文化,随着文化变化,语言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因此也是文化演化重要的一环。达尔文所提出的演化论是基于物种繁殖时会产生变异,而每一代有些变异体生存下去的机会比较大,包括生物演化及文化演化皆然。这也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可是生物演化因为必须通过遗传一代一代的传递,所以速度上非常缓慢。

蝙蝠也是哺乳动物,可是却不像人类有灵巧的双手,要经过数千万年的生物演化,哺乳类祖先的前肢才能分别演化成人类的手和蝙蝠的翅膀。文化演化却截然不同,从农业社会到现在,只不过一万多年,由于知识传递能通过语言,尤其是配合文字的记载,因此累积得特别快,我们不但发明了空气动力学,制造了种种的飞行工具,并且已经开始探索太空。

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的问题。虽然我们和黑猩猩血源上分歧不久,可是跟它们已经有天渊之别。直立后,我们的大脑、手及语言,三者都在不断地相互刺激、共同演化。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能通过语言及文化演化,日新月异地累积知识及发展文明。演化并不只是你死我活那样的竞争,合作往往会更适于彼此的共存。

在目前多姿多彩的电子信息时代,社会发展地惊人之快。

当然“发展”并不等于“进步”,也并不代表我们总是会朝好的方向迈进,文明的进展取决于我们怎样善用这些知识。荀子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知识也是如此。我们当然不会希望再回到像猩猩们生活的原始环境里,因为演化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希望语言的精练艺术能帮助人类发展出待人处世需要的理智,看清楚我们应该追寻的路,发展经济与科技的同时也要尽心保护好我们的地球,让我们活得更好。

作者简介

王士元

台湾中研院院士、赵元任中国语言学中心主任、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主编;他以创立著名的“词汇扩散理论”而在国际语言学界享有盛誉,曾被选为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首届会长(1992-1993)。主要研究语言起源和演化、语言与认知、神经语言学等,是与赵元任齐名的蜚声国际的华裔语言学家。

制版编辑:叶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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