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每年3月8日这个节日，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以今天本AI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关于历史上女性为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与她们的贡献并不相匹配的地位。
电影《隐藏人物》将目光投向在NASA做出杰出贡献的黑人女数学家和工程师，连获包括奥斯卡在内的各大电影奖提名、北美票房冠军，也获得了一般观众的普遍好评。
作为一部描写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双重困境下的平权片，乍看起来又是一碗“政治正确”鸡汤，但其实这碗鸡汤并不难喝，也没有苦大仇深的面貌。它不煽情、不滥情，最重要的是，这部片子里不管是个人命运，还是时代背景，都反映了一段真实的历史：黑人女性做出的贡献，和与她们的贡献并不相匹配的地位。
凯瑟琳·约翰逊（Katherine Johnson）生于1918年，从幼时就表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
她10岁就完成了所有的中学数学课程，14岁高中毕业，18岁从西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尽管她由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阻碍，无法继续深造而当了家庭主妇，但后来她还是抓住了机会，趁着美苏太空竞赛，NASA的前身NACA（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计算人员紧缺的时机，进入了大名鼎鼎的兰利研究中心，从一名“计算员”干起。
后来NACA重组为NASA，凯瑟琳所在的飞行研究部，最后变成了核心的太空计划小组（Space Task Group），为美国第一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艾伦·谢泼德（Alan Shepard）计算出了飞行弹道。第一名围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John Glenn）十分信任她的计算，甚至胜过信任还处于发展初期的计算机——在当时，NASA刚引进了IBM 7090做轨道计算。
相比起谢泼德的“直上直下”的升空任务，环绕轨道飞行的计算量明显大很多。1962年，格伦的水星计划“友谊7号”任务上天之前，他还亲自拜托NASA找“那个女孩”（指凯瑟琳），对轨道进行验算，这成就了NASA的一段传奇。在约翰·格伦以后，绝大多数计算飞行轨道的工作都布置给了凯瑟琳所在的小组，凯瑟琳“人肉”计算了几乎所有的东西。
在NASA，女科学家的地位一度是“无声地”居于男性之下的，即使是拥有整个NASA美誉的凯瑟琳。电影里面描述的事情，都是真事儿（除了凯瑟琳绕大半个NASA上厕所的桥段——这一剧情实际上发生在另一名黑人女科学家身上）。另一名主角，NASA第一个黑人主管多萝西•沃恩（Dorothy Vaughan），则在电脑开始投入运用的时代，帮助她领导的许多计算员，参与了编程的培训，推动了整个计算部门的革新。
或许这在当时很难想象。说到冷战时期美苏的太空竞赛，人们联想到的更多是一代又一代的飞行器、家喻户晓的宇航员，还有“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的激动人心的话语。但是，这背后却有许多像凯瑟琳这样，为NASA和其他国防、军事等重要部门工作的普通女性。她们在当时，是实实在在的“隐藏人物”。
20世纪中期，日益发展的军事以及航空航天事业，需要大量的计算，例如计算导弹及火箭发射、卫星回收着陆的轨道，飞行器的风洞测试，原子弹中铀的富集量等等。虽然机械计算机以及后来的电子计算机在那时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大量的计算工作，依然是靠人工来完成的；初期的计算机，也需要大量的人工来操作。
在战时，由于男性劳动力的缺乏，大量女性走向了工作岗位，其中也包括受过教育的、从事脑力工作的女性，她们被称为“人肉计算机”（Human Computer）。她们的工作十分辛苦，拿到的薪水却比男性要低很多——更别提有色族裔的女性所受到的双重歧视。
NASA（当时的名称还是NACA）从1935年开始雇佣女性进行计算工作，而在1941年珍珠港空袭、美国正式投入二战之后，开始雇佣黑人女性。
罗斯福总统在当时甚至签署了总统令，禁止国家防务部门在雇佣的时候有一切形式的性别及种族歧视。然而，种族隔离依然存在，大部分的黑人计算员（其中不少是女性）都在黑人大学接受过完整的教育，而NASA却依然把她们送去再接受一样的培训课程，并把她们都放在NASA的西区工作。她们也被称为“西区计算机”。
这些人肉计算机真的只是在进行机械计算吗？错。
这项工作需要相当多的专业训练，许多从事计算的人员是各个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其中有不少都展示出了相当惊人的数学天赋。除了电影里提到的三位女主角，还有帮助超音速飞机计算空气动力、减少音爆影响的克里斯汀•达尔登（Christine Darden），以及“回声卫星”（Echo Satellite）的领军数学家梅尔巴·穆顿（Melba Mouton）。
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女性，是玛格丽特·汉密尔顿（Margaret Hamilton），如果没有她写的程序，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恐怕会失败。而当时将整个程序用铜圈“写”到硬件上的，同样是许多精于针线活儿的女士。除了NASA，还有为美军工作的程序员“祖师奶”格蕾丝·霍珀（Grace Hopper）。甚至1946年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背后，也是6位女性为这台计算机编制了程序。
而更多做幕后工作的女性，却被历史选择性地遗忘了。玛格丽特·汉密尔顿最著名的照片，“代码等身”。电影原作小说的作者玛格特·谢特利（Margot Shetterly）的父亲在NASA工作，她家离NASA只有十几公里远，而她也有幸接触了这些平凡又不平凡的女性们。谢特利回忆道，当时有成百甚至上千名女性在NASA工作。她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当孩子们的数学老师、女童军的领队，有的就是邻居或者同学的家长。
但是，她们却只出现在NASA的家长里短中。直到听到父亲有一次和丈夫谈到了这些人肉计算机，她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有这么一群人，做了这么多工作。
她开始搜索这些女性的资料。在当时，很少有女性数学家和工程师能够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发表的论文里，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规范之下，许多女性也在成家生子之后便放弃了工作——像汉密尔顿那样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不仅需要承受周围的议论，自己也必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许多女性只在NASA呆了短短几年，甚至没有留下名字。谢特利找遍了NASA的资料库，以及当地的报纸、电话簿、花名册，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才浮现出来。“历史不仅是大人物书写的，也是每个个人在每天的日常行动堆积起来的。”
况且，这些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的日常，除了大量的计算和辛勤的工作，还包括了一点点挖去被世俗和传统堆起来的不公平之山——包括一遍遍扔掉桌子上“有色人种电脑”（Colored Computer）的标签。一名叫曼恩（Miriam Mann）的女性就是这么做的，她但凡看到这个标签，就把它收到自己的钱包里，直到某一天这个标签不再出现。
在巴士上坐错座位都会被赶下车的五六十年代，这样的日常抗争，需要莫大的勇气。
NASA东大楼工作的工程师，清一色是白人男性，少见的几位女性不是做秘书就是做行政，性别的刻板印象已经不言而喻。事实上，今时今日，或许女性已经能和男性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接受同样的教育，然而电影中呈现的性别刻板印象，依然是徘徊不去的幽灵，甚至就不断发生在你我生活之中。
不管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还是程序员、工程师，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之下都是男性的领域，女性无法企及男性的高度。再加上种族的因素，社会标签让女性和有色人种在这些领域面前望而却步。在女程序员阵营中，最有名的不外乎拜伦之女Ada Lovelace，她是数学家、穿孔机程序创始人，建立了循环和子程序概念。
想象一下——当一个小孩子从小到大见到的，和数学、工程有关的人，全是清一色的男性、中产、白人，他/她会怎样构建自己对于这些领域的期望？这些印象会在女孩每一次遭遇挫折的时候形成负反馈：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失败理所应当，应该早早放弃。而仅有的女性或者有色人种，也会生活在“我是不是为了填补政治正确而存在”的边缘地带中。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在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女性的每周收入中位数还不到男性的82%，而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和白人男性相比，白人女性每个小时少赚4美元，非裔女性少赚7.31美元，而西裔女性则少赚8.91美元”。
面对这种情况的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长期以来，在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Math）领域教育，强调的都是“竞争”、“独立”、“个人英雄主义”等所谓男性气概，孩子们从小到大的偶像往往都是“打败一切竞争者而胜出的英雄”，并且往往是男性。然而凯瑟琳却一直都是谦逊而低调的。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说，“我们从来都是在团队中工作，从来不是一个人”。这也是那成千上万个人肉计算机的言下之意。
没有一个人的功绩是可以被抹煞的。在科学领域，女性可以做名垂后世的孤胆英雄，也可以以合作者的姿态推动更多进步，成功和失败并不因此而受定义。“隐藏英雄”也是英雄，或许这样，更多的女孩子，不分族裔，不分肤色，才可以不再辜负她们的智慧和青春，在她们喜欢的事业中，找到真正的自我。
而我们坚持那些我们认为重要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永远保持带着平和的勇敢，去面对生活中那些不公与不义，能在关键时刻为了自己坚信的价值，而作出属于渺小个体的有力反抗。多萝西通过自己的努力，为黑人姑娘们赢得了新的编程工作，她带着大家浩荡走出西区，可能是电影中最“燃”的一幕。
影片中，凯瑟琳想要参加NASA关于绕地轨道飞行的说明会（briefing），吉姆·帕森斯（也就是 TBBT 里的“谢耳朵”）扮演的保罗·斯塔福德（Paul Stafford）说：“（在 NASA），我们没有让女性参加说明会的礼节（protocol）。”凯瑟琳提高了音量：“也没有让人绕着地球转的礼节，先生！”据理力争的她，终于让老板松口，打破了这个无言的规则。
而黑人男性同样会对女性同胞有先入为主的歧视。凯瑟琳初遇未来的丈夫吉姆·约翰逊（Jim Johnson）时，后者一不留神就脱口冒犯了她，他当时对于女性居然在NASA的计算中心工作这件事大感意外，而凯瑟琳当场就停下来，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自己的工作内容与意义。她正色对他说：“我们不是穿裙子的女性，而是戴眼镜的女性。”
从历史上看，随着20世纪7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凯瑟琳、多萝西和NASA西区的人肉计算机们，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将这些女性的故事搬上荧幕，却有着与航空航天事业本身同样重要的意义。不再自我否定，不为社会的规则而低头，并且记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面前的路还很远。在科学领域，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域，每一个渺小个体的闪光，都值得尊重，无论性别、肤色、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