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论坛激辩
程莉
知识分子
2017-01-16
未来论坛2017年会暨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面向人、世界、未来的创新教育”的对话环节整理。
科普教育让每个人都可以做“赛先生”。还记得我们少年时代的那个梦想吗？——“长大了，我要当一个科学家！”现在回想，依旧铿锵有力。
未来论坛理事会轮值主席沈南鹏在1月15日举行的未来论坛全会：“面向人、世界、未来的创新教育”的致辞中剖白心迹：做科学家对太多人来讲是一个不可预期的梦想，但我想特别分享的一个感受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赛先生”，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跟科学走得更近一点。我们的科普教育一直是非常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当然科普教育不仅仅局限在学校里，走出校园以后，在人生的职业发展当中，你始终可以跟科学走得更近一点。
沈南鹏周围很多企业家、创业家和投资界人士当年都是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等科学大赛的获奖者。“当时跟科学的亲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沈南鹏说，“相信今天我们这一批所谓企业家、投资者们已经很少用到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大部分人可能像我一样就是加减乘除了，但我们当年对科学的亲近、对科学的认知一直帮助着我们。今天其实没办法说清楚具体在哪一点上真正帮助我们完成了职业生涯中很多飞跃。
有人说是逻辑思维能力，这可能是其中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科学给我们所带来的终生的智慧和启迪。”因而，沈南鹏认为做一个“赛先生”是重要的。他也不禁反思，过去30年中商业在中国发展迅猛，但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过去30年里我们的科学发展、科普教育是不是跟商业社会的发展同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今天的科普教育还有太多工作可以做，能够让更多人成为“赛先生”。
2030年的顶级大学什么样？
Coursera首席执行官，耶鲁大学前校长Richard Charles LEVIN发表主题演讲，介绍了在线学习和高等教育的未来。LEVIN相信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将能够通过技术给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没有界限的机会，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可以获得世界上最佳的教育。
但现在整个世界在教育方面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挑战：一是要以更多成本给更多人提供卓越的、优质的中学阶段后的教育（主要是大学的传统教育）；第二个是要在一个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当中满足全球工作人口的学习需求。
那么，在线学习如何能够在解决这些挑战方面帮助我们取得巨大的进步？具体来讲，LEVIN介绍说，第一个挑战即我们要高效地扩大大学的教育。即使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世界上应该算是最好的，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但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中国的问题则最大，过去20年中，中国能够上大学的学生数量上升了三倍，大学里适龄学生的数量不断上升，良好的教职员工的数量也难以跟上，怎样给这些适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呢？只有在线学习能解决这个问题，学习在课堂之外就能发生，就不需要建那么多大学校园，教职员工的资源可以重点关注那些有附加值的活动。
精彩的网络教学视频可以被重复播放，因此可以更加高效地充分利用教职员工的资源，降低高等教育的成本，提高整个教育体系的教育质量，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从传递学习内容来说，LEVIN认为在线学习有非常多的优势，比如说它能够利用一些视频的短片和高频率的随堂测试来提高学习质量。对很多教育平台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在线学习平台上进行的互动学习，学习效果其实是更好的，因为一节课持续时间是45分钟，但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集中学习效果其实并不那么好，8到10分钟的视频短片传递一个教学知识点，效率可能更高。同时在线学习还有很多全日制教育不具备的优势。
美国最近的数据显示，有15%攻读学位项目的学生都是通过在线完成学业的，有很多平台最近推出了在线学位和毕业证书。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虽然我自己学到了知识，但并没有证书证明我通过了这项学习，现在他们通过微证书的模式解决了这一局限。此外，LEVIN还探讨了在职学习。现在我们提倡终身学习的概念，在职人群中对于学习的需求非常大，职场教育领域也是受到在线教育颠覆最大的市场。
在线平台现在已经变成了在职教育最主流的平台。LEVIN介绍说，有成百上千万人都是通过在线平台进一步完成自己的职业教育。在线证书为雇主和雇员提供非常高效、规模化的解决方案。在线教育平台不仅对传统大学教育进行了技能补充，也让没有上过大学的在职年轻人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技能，让他们的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最后，LEVIN提到了企业学习。
现在的公司越来越意识到提供系统性在职培训的重要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应用，第一方面是职业技能的加强或是获取新技能；第二方面是对于新一代的择业，他们往往会在接受专业的素质培训之后再去寻找工作。展望未来，2030年的顶级大学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的？“顶级大学应该要提供优质的全日制本科和硕士项目，”LEVIN说，“现在我们也已经实现了。
但到2030年，顶尖大学除了提供全日制项目之外，他们还应该提供什么样的项目？LEVIN认为应该要提供完全在线学习的高质量硕士项目，其次是学分制的本科项目，同时它还要能够提供全球成千上万所大学的课程，让教育的疆域更加广阔、成本更加低廉；还要能为企业、政府量身定制开发一些课程和学位，工作岗位不断革新和变化，这样大家才能够跟上时代的节奏。
怎样提高中国大学教育的研究质量？
在随后的高端对话中，美国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家、教育家、投资人共同讨论高等教育。
讨论由1986年图灵奖得主、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工程学与应用数学教授John HOPCROFT主持，参与嘉宾有：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席教授、未来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高西庆，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兼美方校长Jeffrey S.LEHMAN，Coursera首席执行官、耶鲁大学前校长Richard Charles LEVIN，普林斯顿大学Paul&Marcia Wythes讲席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未来论坛科学委员会委员李凯，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耶鲁大学董事会董事、未来论坛理事张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钱颍一，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饶毅。
他们就如何解决中国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
现行评估指标在损害中国教育吗？很多中国的大学都会对教职员工进行评估，主要是评估他们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研究经费。这些客观的评估的方式，实际上是损害了中国的教育。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用这样的评估的指标呢，怎么样去改变这些评估的指标？
Jeffrey S.LEHMAN：有的大学，包括中国的大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他们都希望利用一些标准去雇佣、评估和晋升他们的教职员工，他们希望这些标准是公平的、公正的。既基于他们的表现，也希望这些评估的标准能够和大学、和社会的需求相一致。这些测量的标准，主要是要去计算一下他们的论文发表了多少篇，在多少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有多少引用。
他们希望这样的方法、流程是安全的，不会受到个人的关系、友谊的影响，不会受到其他的不适合的因素的影响，这些评估的方法是有它的好处的。
但是现在这些评估方法的问题是，他们并没有形成很好的激励机制，因为它无法充分地吸引教师，表现他们的价值。在领先的大学当中，这些价值意味着这些教师必须能够产生严格的、新颖的创新，而且必须要有创意的思维。
这些创意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要确保首先他们的论文是严谨的，必须要通过杂志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要获得评审通过的话，不能够出太多的错误，但是这不会确保这些研究真正具有意义。他们只是在发表论文数量方面有优势，但是也有很多的劣势。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从这样简单的、客观的计算去走向主观的流程，这样的流程必须公平，过滤出不适合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他们研究的重要性、严谨性、新颖性。
不需要去考虑有多少评审人员去赞同他们的一些评论等等，有一些学者觉得他们的论文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去评选是否是新颖的、严谨的，中国大学已经朝着第二个方向来走了：进行更加严谨的评审，邀请专家来进行评审。
如果你是教育部长......John HOPCROFT：如果你是教育部的部长，你会采取哪些措施提高中国教育的质量，改善中国的教育？李凯：首先我会思考一下，我们要去管理哪些方面。
作为教育部的部长，他们管理的事情太多了，管理太多细节了。如果我是教育部部长的话，我需要去看一下，哪些是我不需要管理、大学仍然能够运作良好的。比如说我在普林斯顿做了30年教授，Richard是耶鲁大学前校长，在耶鲁工作了25年，我们甚至不知道在美国教育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基本上，教育部不会管理任何大学。如果你要向最佳的大学去学习如何成为最佳大学，我想最好就是不要去管理这些大学。
传统的智慧是，如果人们非常好，非常擅长自己去做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做吧。如果你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你要去管理这些领域当中的专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汲取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经验，我不会去管理大学的教师。我让大学自己去决定给教师开多少工资，主要是看他们是否想要获得最佳的老师。如果他们要获得最佳的老师，他们当然要提供高薪，提供最佳的环境，以促使他们能够取得成功。
我也会给予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自己去决定他们选择什么样的课程还有专业，而不是我去控制哪一个专业要接受多少学生。我也会让大学自己决定怎样评审自己教职员工的成功，即怎样进行评估测评。让大学自己去竞争，看看谁应该成为最佳的大学。我也会努力思考，怎样培养新一代的教职员工，使他们成为超级明星，让大学这样挑战一下。但是我不会管理他们，控制他们。这将是我会做的。
高西庆：我非常欣赏前面发言人所讲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主要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李教授谈到，我们必须要让人才、让这些大学自己吸引人才，不应该控制他们。确实这是正确的，但是像一个大的国家，如中国，在精英教育和全民教育当中，总是有矛盾的。我们要去平衡精英教育和全民教育之间的矛盾。如果我是教育部部长的话，我不会做那么激进。
但是我想教育部不应该去管理高等教育，应该更多去关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实际上，因为要给所有的学生提供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国家应该开始去只允许高等私立学校的存在，而不应该允许私立小学和中学的存在。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告诉他们要去听，而不是要问问题，也没有教他们批判性思维。当他们进入到大学教育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我要提醒你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博士的生产国了，世界上每一所主要的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大都是来自中国。这能显示出我们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我们在减少问题、找到答案方面是高效的，而且有耐力接受这么多的压力。世界上有70亿人，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精英，每个人都能够从未来论坛这里获得100万美元的大奖，可能99%的人只要有机会获得常规的教育就可以了。
我们都是社会上的工具，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才能够成为特朗普，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现实。
钱颍一：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现在中国所有的学位不能是大学自己发，而是教育部和国家统一发。因为学位是他发的，而且只有一家发，其他的大学只是在运作、运行，所以教育部就要管很多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改革的方向就是，各个大学自己发自己的学位。
这样的话，大学之间是有竞争的，而且大学的声誉是非常重要的。跟这个类比的是经济改革。改革前，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国家有计划地管理。现在教育上也是，每一个教学项目招多少人，中外合作的项目都需要教育部批准。
有一个担心，各个大学如果都发学位，会不会发滥了？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经济改革初期也一样有这种担心。如果每个企业都可以自己定价，每个企业都可以决定自己生产什么，是不是也会滥呢？
事实证明，这取决于市场的竞争，取决于一些监管等等。同样的道理，因为大学跟企业不一样，大学特别在乎自己的声望、学生的质量以及教学和研究结果。而且大学延续的时间又很长，从世界各个大学中可以看到，如果每一个大学自己发学位，自己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关注自己的声望，这样一种良性的竞争既会使教育部管的事情不会这么多，另一方面也会改进高等教育的质量。
张磊：我就想讲一个高考和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其实高考在中国的体系中，以及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中，对中国人是最公平的选择，尤其是穷人子弟。虽然高考是独木桥，但至少大家有机会能改变命运，通过这个很多人也实现了社会流动性。但最近有一个事情是值得警惕的。我非常不同意在中国现阶段就立即实现耶鲁这样的招生政策。我们不见得不可以以成绩为主体，中国的制度还是有很多合理性的。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对教育资源以及备考资源的占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在这上面要进行一些改革，以能够照顾到包括教育公平在内的问题。
改变现状的另外一点是要鼓励多方位的办学主体。既然这个社会发生了不只一个变化，那就要有多种桥甚至有摆渡船帮助大家以各种方式到达教育和自我认知、自我丰富的彼岸。我非常同意西庆讲的，对教育多样性的要求，有精英教育、有普惠教育、有技能性的教育，还有刚才讲的职业教育。多样性的要求更需要我们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使参加教育的主体多样化。换句话说，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呼吁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饶毅：我认为如果是在2016年11月8日以前，刚才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可是Trump的当选实际也反映美国教育的问题、代表美国教育的一种失败。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注意中国的教育在哪些方面要学习美国的经验、哪些方面避免美国失败的教训，而在座的美国的教育家应该反省美国的问题、检讨美国教育的失败。Trump当选至少有两个层面是美国教育失败的结果。
第一，在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中，包括耶鲁这样的大学，当然普林斯顿和哈佛也不例外，你们长期为权贵家族的子弟开特殊通道，用大大低于正常标准的标准让他们入学、让他们毕业。像特朗普这种不读书的人，在精英高校居然畅通无阻，让他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严重缺陷、以为自己了不起、世界就是围绕自己转的，长期这样做，实际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种腐败。
所有的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能低到连基本常识都不懂、基本原则都没有的人，能顺利地从美国的精英高等大学毕业。这种腐蚀性影响产生了Trump这种人。中国不能学，各个学校一定要有一定的标准，虽然高考过分强调成绩有缺陷，但我们没有为权贵家族开路。
另外，现在大量中国权贵家族送子女去国外、特别是美国，我们中国人民需要有免疫力，以后不能凡是美国精英大学毕业的就以为他们学有所成，实际上同样有一批Trump和他女婿Jared Kuschner一样不学无术的骗子走特殊渠道获得美国精英大学的文凭，我们需要鄙视这种文凭，而不是拜倒在其脚下，不能让美国高等教育的腐败成份腐蚀中国。
第二，从普通的大学来说，也有问题，就是没有教会常识，没有基本的要求，让学生容易选简单的也能毕业，从而学生误以为自己都懂了、都合格进入现代社会，不知道全球竞争，自己不行需要努力，否则在全世界就逐渐失去竞争力。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经过辛勤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的情况下，很多美国人不思进取、甚至把自己的无能当成别人的问题，埋冤、堵住全球化而不是改变自己、让自己适应现在的社会。
这其中有美国普通高等教育对美国普通人民的腐蚀。我们中国落后的是通过反省、通过努力而改善。美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更大的危机，现实需要美国人民要对腐朽的教育制度进行改弦更张，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堕落只会越走越远，而不会像有些人认为的在制度的限制下会很快地恢复。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教训对中国教育的启示。
我认为中国今天设立未来科学奖，正好与美国反智主义倾向是相反的，我们要认可和要肯定的是探索真理、追求卓越的人们，自然科学是比较容易有共识认可追求卓越的人，它带来的是智慧，而不是愚昧、落后或腐败。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科学大奖在中国的设立，实际上也是向美国宣战：我们就是要走一条与特朗普为代表的反智主义相反的道路。
从一定意义上，我同意斯坦福大学张首晟的说法：特朗普可能会使中国变得伟大，也就是说，Trump can make China great again。
Richard Charles LEVIN：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当然希望看到非常一流的高质量的教育以及研究机构的出现，但是掌握技能的教育或者在职培训，对一流的教育机构来说，现在做的还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要着眼的地方就是如何提高二流的、三流的提供在职培训教育的教育机构的效率以及他们的规模。我们看到了技术在这方面带来了一些革新。另外，我也非常同意李凯刚刚说到的，要让一个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往前走，其实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一流的大学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其实还不够强，如果他们希望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话，需要有更多的学术成就。
那么政治因素就应该在学校里更加地弱化，不要什么事都需要经过党委书记的签字认可。
高西庆：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灵活性，也需要更多多元化的教育。但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说，从教育的治理层面来讲，没有任何的领导、任何的国家可以做到完美。比如说在古代的中国，他们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注意力放在所有事物上，我们只能专注某一些点。
如果说这个点没有被注意到，他们在这方面的作为就会少一些。所以中国的教育体系其实是重视某一部分，比如说接受教育比较少的人群；我们的小孩目前没有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们问不出辩证的问题，也没有提问的精神，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质疑腐败的教育当局，他们只是接受小学的教育。
如果你只是接受了小学教育的话，是没有办法做辩证的事情的，所以我们需要尽早地开发小孩的辩证思维，我们需要允许更多的人去接受基础的教育，让我们的公民、让张磊这样的人也能够选择送他们的小孩去私立学校接受教育。但基础教育是我们真正需要专注的一点，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到方方面面，目前只能权衡一下。
西湖大学和湖畔大学谁是中国教育的方向？饶毅：我们应该再回到方向性问题的讨论。
在座的钱颖一老师在杭州参加两个大学的工作，一个是施一公领导的西湖大学，一个是马云领导的湖畔大学，我对钱颖一同时参加这两个大学意见非常大。我曾经写了一封信，修改了三遍最后没寄出去，怕他不高兴，我还不能把它读出来。因为施一公与包括钱颖一在内的几位同仁建立西湖大学目的是进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养一批自然科学、经济管理的领袖和中坚人物，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从西湖大学未来毕业生中获得一些推力。
而从我们其他人的角度来看，颖一居然“被攀附”的湖畔大学不过是一个看起来是培训商人赚钱小班，简称赚钱培训班，与西湖大学南辕北辙。有可能这两个大学都不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方向，但也有可能是代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在这样一个苗头出现的时候，我在想钱颖一的良心是怎么被拷问的？
钱颖一：饶毅在几个月之前已经跟我交换过看法，可是我没有答案，今天问题的讨论跟我们这个很相关。
我确实是在推动杭州的两所大学，西湖大学还没有，现在是高等研究院，希望将来是大学，湖畔大学虽然叫大学，但是它还不是教育部意义下的大学，因为它现在做的事情是培训年轻一代的企业家。我觉得这个讨论也是我回答饶毅教授的问题，跟我们的讨论非常相关，就是高等教育的服务、它的使命、它的目的，或者说它的任务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人才的需要也是多层次的，刚才很多人都讲到要考虑到多元性的方面。
至少，我看到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我们的企业、社会感觉大量的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实践经验，不能马上发挥作用，不好使用，这是大量的企业反映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对于精英大学、对于高层次的精英大学的抱怨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创造性不够，你说这两种抱怨都对不对呢？
都对，因为这个社会、这个经济既需要大量的、有技能的生产者，也需要有创造性的创造者，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只要这个不要那个的问题，西湖大学或者说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目的旨在办小型的、高端的、世界一流的大学或研究院，我觉得这是中国极其需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支持，尽管我不是自然科学家。
同时，刚才你说到湖畔大学，它一点不赚钱，它是往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是为了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的同样具有创造性的，但是不是在自然科学界而是在创业方面的创造者。一年只是40个人左右，有几千人、上万人报名，也是为了教他们一种教学方法，刚才LEVIN教授讲了技术的变化，在线教育是不同于课堂教学的。
经过我过去10年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历程，我也感觉到有另一种不同于教室中教学的方式、课堂中教学的方式，英文叫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实际上像湖畔大学这样的，包括经管学院也在尝试通过实践项目学习，这个也是一种将来的方向。其实医学院早就采用了这种方式，现在商学院也在更多地尝试。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大学都是代表了中国将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的方向，所以，我只不过是在这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饶毅：我觉得讨论这两个大学的方向也许需要知道美国建国的历史。美国建国的一个故事是五月花号，讲一批追求自由的人到美国。
美国还有一个不太想说的是弗吉尼亚的James Town，这个赤裸裸讲究一时利益的传统今天开花结果就是特朗普，长期在历史叙述说美国人不好意思说，但到今天终于爆发出来，特朗普的当选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美国有一批希拉里·克林顿说的、我完全赞同的——deplorable的一群人造成的结果。我不是政治家、不用客气，可以直说美国一直有一批只看眼前利益的人。
我们中国当然也有不同的人，钱老师说我们既要有施一公、也要有马云代表的两种教育，他说这叫多元化，我认为这是方向性的不同。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申请马云的大学，说明中国的人民也有这样一大群人是要钱不要其他的。如果我们不在以后发展的过程提倡施一公的教育方向、压抑马云代表的培训方向，我们以后也可能即使发展了一段再翻车，也会从世界的高峰跌落下来。
美国1991年到2001年也许是世界的高峰，现在可能变成世界各地很多人都看不起的国家。
中国如何得到优秀的教职员工？John HOPCROFT：我注意到你们对Phd项目的水平是很感兴趣的，你相信他们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教职员工，会使其他的机构的教育质量上升，您是否想就这个话题讲两句？李凯：瑞士有两个工程学校，其中一个是EPH、一个是EPFL。
我在EPFL的实验室做过10年，他们这个学校原来基本上没有计算机科学的教授，只有几个，所以在欧洲的排名基本上就是零，大家都不知道他们。他们就雇了一个院长，这个院长过去年是美国的教授。大概7、8年以后，它变成了欧洲排名第二的学校，这是一个好的案例。他如何做到的这个？是否能够使中国可以作为借鉴呢？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计划：找到最好的教授。
标准就是在计算机领域前10名的学校里雇教授，即使是年轻的教授，在前10名的学校里有工作机会，就雇佣他。他不在意这个教授在什么领域，岁数多大。他说，如果这些教授都是前10名学校里来的教授，学校就非常好，所以研究生的PHD项目就变成了欧洲第二好的地方。他做这个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因为大多数教授都是在美国，工作的环境也很好，他们为什么要来呢？基本上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他在做院长的时候正好是乔治·W·布什不是总统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机会。他们在这个机会中找到了很多来自欧洲的美国教授，给他们的工资比原来多很多，另外给他们的科研基金是保证了每年永远能支持4个博士生。基本上用这几种办法找到了将近20个教授。特朗普估计在科研基金方面会有很大的减少，这可能比布什当总统的时候机会更好，如果中国想要学习DPFL这样的机会，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第二，钱颖一教授刚才提到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不对称，这件事我跟他有共识。我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对于教育改革是一个好的例子。经济改革放手了以后，可以让个体经济发展，现在个体经济占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2/3。教育改革没有做对应的改革，完全是由教育部来控制的，那么博士生、研究生项目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研究生项目是能培养出新一代的科学家明星的。
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引进人才。当然引进人才也有问题，“千人计划”用一个工资水平，计算机科学领域就很难招人，可是生命科学界是很容易招人的，因为市场不一样。这样管理的话，就有很多的困难。如果用经济改革的方法来做教育对应的改革的话，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了，可能就会做得很好。
可是最主要的还不是引进第一批人才，而是能不能自己培养出新的人才。如果你不能培养出新的科学明星的话，你会需要永远用“千人计划”这种办法，或者是改进的“千人计划”的办法来引进人才，那就证明自己的学校永远不如别的学校好，只能从别的学校来引进人才。
教育改革如何借鉴经济改革？钱颖一：总体来看，中国的教育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是滞后的，大学的改革相对于企业的改革也是滞后的。
教育改革可以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中学到不少好的经验。国外的大学和教育当然也是应该学的，但毕竟跟国内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在中国的国情之中，而且还不是在历史上，就是在当今发生的。我们可以从中学很多。比如说竞争的作用。对清华来讲，办好清华非常重要的是因为有北大，是因为北大的竞争和优秀才使得清华办得最好。清华的存在、清华的努力也会使北大变得更伟大。
这样的道理在经济学中，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企业改革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中国的教育改革、大学的改革确实应该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中借鉴和学习。这方面又可以解决刚才李凯教授说的问题：教育部非常之忙，管得非常之多。当然大学跟企业不完全一样，可是它的声望更为重要，它的学术标准以及学术界互相的评审更为重要。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不完全一样，但是里面有一些基本的道理是相通的。
高西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是全世界的资源的配置。在那个配置领域里，只要有基本的保证，别的东西都可以自由放开。事实上在经济领域我们有社保，现在逐渐搞起来了，有低保和农村的合作医疗等等来保障基本的东西。可是在教育领域，现在的配置不公平，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大城市教育资源的配置和绝大部分中国中西部农村、山区教育资源配置是非常非常不平等的。当然不是指钱上。
教育部说财政部拨的款大家都一样，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和整个经济结构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强调应该把上面管起来下面放开。教育部应该下更大的力气使中小学的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同质的教育，使基本的教育系统、中学的孩子不至于说没法跟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有各种各样的资源。
我去过很多县里，县一中、县二中最好的学校一个班有70个人，多的有上百人，怎么培养出精英？到了大学放开了，像网络的慕课，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因为孩子们到了18岁以后有了足够的判断力，给他批判性思维、提问题思维的训练，这个时候他会把整个机制自然地带出来。
张磊：我同意钱颖一教授说的这几点，中国的教育制度中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很多地方做的非常好。
能够让学生在非常有韧性的环境中，通过这么多程序过来，这对将来的创业、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变化的环境中你不能一种韧性一直走下去。一方面是商业头脑的训练，一方面是科学技能的训练，如果能够把这两种结合起来，我相信更容易成功。其实我也同意饶毅的观点，再往前走，中国靠商业模式取巧式的成功，第一轮差不多走到头了，历史起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靠模式上的创新照样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真正的科学基础推动上的创新，尤其是所谓的基础科学、硬科学，包括以后的智能社会，只是靠商业模式上的取巧和创新可能就不够了。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在科学技术教育上很多的创新，当然这个创新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培养在象牙塔里做研究的科学家。我们可能要去培养既有商业头脑和人文精神的科学家，也要培养很好的企业家能够和科学家一起去工作。
我们也应该想办法把像北大、清华、中科院这样机构的科研成果，通过风险投资也好，资本市场也好，尽快的进行转化和链接。
换句话说，门槛提高了，我们不能像原来一样纯粹地只讲一种方式的成功了，可能需要各种比较全面的方法，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在做好的过程中，邓小平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要从小抓起。当时我记得饶毅、施一公、王晓东讨论未来科学大奖的时候讲怎么让年轻的小孩对科学感兴趣，让他们对科学家、科学向往，就像他们对电影明星的崇拜一样。这是我希望能够在教育的早期看到的一些方向。要让科学家有骨有肉，科学应该好玩。